齐心协力。杜克勤/摄

张文正是1982年从浙江大学毕业并被分配到长庆油田的。一同分到陕西的，还有两位同学，但他们的单位就在西安，火车一到西安就被单位接走了，张文正却找不到长庆在哪里。一个人在西安火车站徘徊，不知道单位在哪里，张文正非常无助。通过打听，张文正又换了汽车，经过两天的颠簸，才到达甘肃庆阳，找到了自己的单位。

就在张文正寻找“长庆”的时候，江汉石油学院毕业的付金华已经跨过长庆桥，顺利到达位于甘肃陇东的庆阳。付金华之所以能顺利地找到长庆石油勘探局当时的总部，是因为那一年江汉石油学院分配到长庆油田的毕业生多达10人，大家结伙，综合了各自掌握的信息，很快就摸到庆阳，并找到了单位。可惜的是，当年一起分配到长庆油田的10位同学中，不到3年就有8位调离了长庆油田。主要当时在鄂尔多斯盆地找不到油气构造，觉得没有希望。本来就是平板一块，哪有构造？似乎没有构造就没有希望，所以他们都走了。付金华和另一位同学却留了下来，20年后，和付金华一起留在长庆的另一位同学也因为重组和升职离开了长庆。这样一来，当年从江汉石油学院毕业并分配到长庆的10位同学中，只剩下付金华一位了。

“中国石油榜样”、高级技术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张文正和长庆油田分公司副总地质师付金华经历的，正是长庆油田最“黑暗”的时期：总部位于甘肃庆阳的一个小县城里，地处偏远，条件艰苦；勘探上处于低谷，看不到发展的希望；油田产量只有百万吨左右，默默无闻。

最难忘的是1984年到1985年那段野外勘察的日子：六七个人组成一个小分队，一辆大篷车拉起来就走。大篷车里的宝贝就数那几口大箱子了，那是野外勘察、测绘、取样必备的仪器。除此之外，就是几个凳子和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具。司机师傅一脚油门，大篷车便驶向茫茫的鄂尔多斯盆地——对车上的每一个人来说，前路是什么，一片茫然。但他们的目标很明确，一是勘察盆地的地貌，二是看露头，三是追层系，四是找油苗和取样。

每天天一亮就出发，黄昏时分寻找住宿的地方，走到哪儿就住到哪儿，实在没地方住，就住在车上。

最累的是追层系。鄂尔多斯盆地的大部分地层在山西省柳林县境内都有露头，但到了盆地内部，要找出层系与露头的对应关系可就难了。在这个山头上发现一个层系，就得马上到另一个山头去找对应。然后在山坡上用卷尺测量剖面，记录数据……

一些人在盆地里到处勘察，另一批人则像流浪者一样，在盆地里找构造，找背斜，找隆起。在传统地质理论的指导下，油气勘探就是要找构造。那是一个漫无边际流浪的年代，那是一个连战连败的年代，也是一个苦苦思索的年代。

我们常说探井无失败，意思是说，每一口探井，即使没有出油出气，也在不断加深我们的地质认识，也会对以后的勘探做出贡献。当时，长庆油田的天然气勘探尚未启动，而会战时期发现的一批侏罗系油藏确保油田稳产已经相当困难。由于巨厚黄土层的阻隔，无法进行地震勘探，长庆的石油勘探主要通过探井实施。但侏罗系勘探如大海捞针，其他层系，尤其是三叠系勘探却陷入了“井井有油，井井不流”的尴尬和无奈之中。这种现象甚至影响到长庆油田的储量申报。安塞油田发现后，长庆油田向当时的石油部提交的一批探明储量，但石油部专家说什么也不相信：“没有地震资料，你怎么知道探井之间没有断裂？你怎么确定探井之间的储层就是一致的……”，上报的储量经过很长时间，经过长庆的勘探专家们反复论证才得到认可。

当时，虽然找不到构造，但“井井有油”说明盆地里有丰富的石油资源，长庆人坚信一定能找到大油田。是的，信念，正是坚定的信念，让长庆的科研人员在失败和茫然中前行，在痛苦与希望中探索。

长庆油田的天然气勘探更是充满传奇。最初都是沿着找构造、找高点、找背斜的思路进行的。上世纪80年代在伊盟隆起打了40口探井，没有成功。又搬师到盆地南部，在耀县（即现在的耀州市）打了耀参1井和耀参2井，本想是盆地边缘，又是高点，应该有构造，但都没有成功。最后又移师盆地东部，一直打到黄河边，都没有效果。由于勘探方向有问题，当时只注重到盆地边缘、高部位去找构造，结果转了十几年，也没有大的发现。

整个20世纪后20年，长庆油田不得不去寻找根本就不存在的“构造”，结果，迎接他们的只有一次次的失败，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