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剑，孙有平

(1.上海师范大学体育学院，上海 200234;2.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上海 200241)

运动员与教练员的关系是从事竞技体育的社会群体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关系，良好的师徒关系是取得优异成绩的可靠保证［1］，而信任是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它内生于社会关系的互动结构之中［2］。管理学认为，信任是团队成员对于他人行为充满自信和积极预期的一种心理状态［3］，它包含两个维度——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情感信任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所拥有的感情基础之上，表现出对对方动机友善，双方互相关心、照顾，从而使双方产生非理性的信任。认知信任是基于对他人值得信赖的相关证据的了解，其了解的程度介于全知和无知之间，如果全知就没有信任的必要，无知则没有信任的基础［4］。Dirks(2000)将运动员对教练员的信任定义为“运动员对于教练员能够做出对球队有益的言行和决定的一种期待或信心”，其研究表明，运动员对教练员的信任，不仅有利于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而且还会对于球队绩效产生重要的影响［5］。正如美国国家男篮主教练著名的老“K”教练所言:“如果相互信任，可齐力夺金，如果缺乏信任，则一事无成。因此，信任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在教练和队员之间。”［6］

然而，在我国，运动员对教练员信任的研究比较薄弱，相关的实证研究更显匮乏。目前国内少量的关于运动员对教练员信任的实证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大学生群体，如于少勇(2009)等［7］。对于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队伍，还缺乏应有的关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队伍是我国竞技体育的未来，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离不开教练员的帮助、指导、陪伴，而这其中运动员对教练员的信任程度将会对运动员的成长成才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加强对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队伍运动员对教练员的信任研究，将会对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意义重大。

国外有关运动员对教练员信任的量化研究相对成熟，也具有比较有代表性的量表，该量表是由Dirks(2000)编制的教练领导信任量表(The Scale of Trust in Leader)(截至2013年12月25日，Google学术搜索显示被引384次)，简称TLS。但是，国内尚未见到该量表的中文版，难以确定TLS理论建构是否符合中国运动员对教练员信任的具体情况。因此，本研究试图通过对TLS的修订，实现该测量工具的本土化，为国内的运动员对教练员信任研究提供科学可靠的工具。

1 研究方法

1.1 被试

选取国家体育总局全国篮球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男子U15年龄段的29支篮球队，共331名运动员为被试。

1.2 测量工具

TLS量表是由 Dirks(2000)在参考 McAllister(1995)编制的人际信任量表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该量表共1个维度，9个条目，整个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6，条目的因子载荷从 0.84—0.96，该量表采用的是李克特7点量表(从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

在实际修订的过程中，由于施测对象是青少年群体，考虑到年龄因素，量表分值范围不宜过细，因此在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本研究将TLS中文版改为李克特5点量表，项目的分值范围在1－5分之间，最低分为1分(非常不同意)，最高分为5分(非常同意)。

1.3 问卷的翻译

首先由笔者和另外一名体育学博士分别将TLS量表翻译成中文，并分析翻译差异，加以修改，然后再请一名英语专业的博士将该中文量表反译回英文，最后分析翻译前后英文表述的差异并再次修改，直至确认量表的中文与英文相比不存在意义上的分歧［8］。

1.4 施测

本测试是由笔者以及课题组的另外一名成员，前往全国篮球高水平后备人才基地U15男子比赛的连云港赛区(南区)和青岛赛区(北区)现场进行的，连云港赛区的测试日期是2013年5月8日—14日，青岛赛区的测试日期为2013年5月18日－24日，测试主要是利用运动员的休息时间在宾馆进行的。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49份，收回349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331份，有效率94.8%。

为了更好地确定量表的结构，本研究将所收集的样本数据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探索性因子分析，一部分用于验证性因子分析。数据样本大小遵从以下原则:(1)探索性因子分析样本的要求是题项与受试者的比例不得少于1:5，且受试总样本数应在100人以上［9］;(2)验证性因子分析收拾样本最好在200以上，这样的分析结果才比较稳定［10］。因此，本研究随机从29支球队中选取10支球队共109个样本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用剩下的19支球队的222个样本数据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测试结束两周后，对其中4支球队的48名运动员进行重测，以检验量表的重测信度，重测问卷的回收率和有效率均为100%。最后，以连云港赛区的比赛名次作为比赛成绩的指标，进一步探讨修订后的TLS量表的效标关联效度。

1.5 数据分析

采用AMOS 7.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项目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信度分析、相关分析分析采用SPSS for Windows 17.0 完成。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TLS中文版量表结构的初步建立

2.1.1 项目分析

项目分析的主要目的是检验编制量表的个别题项的适切或可靠程度，探究高低分受试者在每个题项上的差异，项目分析的结果可作为个别题项筛选的依据。项目分析的判别指标中，最常用是临界比值法(critical ration)，简称CR值，它是根据测验总分区分出高分组受试者与低分组受试者后，区分高低分组在每个题项的平均数差异的显著性，一般选前27%为高分组，后27%为低分组［9］，本研究的项目分析结果见表1。

表1 TLS中文版项目分析结果(N=109)

续表1

F检验用于检验两组方差是否同质，如果F检验的结果p＜0.05，应拒绝虚无假设，表示两个组别总体方差不相等，此时应继续通过“不假设方差相等”栏的t值进行判断，如果t值显著，表明此题项具有鉴别度。如果F检验的结果p＞0.05，表明两个组别总体方差相等，则看“假设方差相等”的t值栏，如果t值显著则表示此题项鉴别度良好。表1显示，TLS量表的9个题项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TLS中文版量表各题项均能鉴别不同受试者的反应程度。

2.1.2 探索性因子分析于1的公因子，分别命名为“情感信任维度”和“认知信任维度”，累计贡献率为52.285%。与TLS英文版相比，由一个维度分解为两个维度，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TLS中文版因子分析摘要(N=109)

2.2 TLS中文版测量模型结构效度的验证

经前期的探索性因子分析表明该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接下来，将对量表的结构效度进行进一步地检验。结构效度分为区别效度和收敛效度，这两个效度要同时获得，才认为量表具有结构效度［11］。

2.2.1 TLS中文版测量模型的区别效度

所谓区别效度是指构面所代表的潜在特质与其它构面所代表的潜在特质间低度相关或有显著的差异存在。在AMOS中即检验未限制模型(不限制构念间的共变关系)和限制模型(限制构念间的共变关系为1)之间的差异性。如果两模型间的卡方值差异量越大且达到显著水平(p＜0.05)，表明两者间有显著的不同，未限制模型的卡方值越小则表示潜在特质间的相关性越低，其区别效度越高［10］，比较结果见表3。

表3 未限制模型与限制模型的卡方值差异比较

项目分析后，为检验量表的结构效度，对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通过检验，TLS中文版的KMO系数为0.817，Bartlett检验系数为 221.402(df=36，p=0.000)，表明该量表存在共同因子，适合做因素分析。TLS中文版的9个条目共同度在0.459－0668之间。经主成分分析和直接斜交旋转，共抽取2个特征根大

“情感信任—认知信任”潜在构面的未限制模型的自由度为26，卡方值为38.579，限制模型的自由度为27，卡方值等于155.162，嵌套模型比较摘要显示，两个模型的自由度差异为1(=27－26)，卡方值差异为116.583(=155.162 －38.579)，卡方值差异量显著性检验的概率值p=0.000＜0.05，表示未限制模型与限制模型有显著不同，表明“情感信任—认知信任”两个潜在构面的区别效度佳。

2.2.2 TLS中文版测量模型的收敛效度

收敛效度是指在测验过程中，测量相同潜在特质的指标变量会位于相同的因素层面中，此时，该指标变量在此因素构念上会有较高的因素负荷量，这些测量指标变量间会有高度的相关，当一潜在构念的指标变量间有较高的相关，且这些指标变量测得的潜在特质的同构性越大，表示这些指标变量反映的潜在构念效度良好。CFA模型的收敛效度主要从因素负荷量(factor loading)、建构信度(construct reliability)、平均方差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V)几个方面加以检验［12］。

(1)因素负荷量。

一个因素构念对测量指标变量有高的负荷量，表示这些测量变量可以有效反映一个共同因素，其评鉴的内容为因素负荷量路径系数均达到显著，且因素负荷量的数值要高于0.50，理想状态是0.70以上。当因素符合量在0.71以上时，潜在共同因素可以解释测量变量的变异量会大于50%，此时因素构念的收敛效度非常好。TLS中文版的因素负荷量如图1所示。

图1 TLS中文版因子模型示意图

从图1可以看出，情感信任潜在构念5个测量变量的因素负荷量分别为 0.86、0.83、0.69、0.78、0.82，认知信任潜在构念4个测量变量的因素负荷量分别为0.86、0.83、0.89、0.84，9 个测量变量有 8 个测量变量的因素负荷量高于0.71，只有T4变量的因素负荷量为0.69，略小于0.71，总的来说，两个潜在构念的测量指标变量可以有效反映其对应的潜在特质，因素构念的收敛效度良好。

(2)建构信度。

建构信度是模型内在质量的判别准则之一，也是收敛效度的指标之一，若潜在变量的建构信度值在0.60－0.70之间，表示测量模型的建构信度佳，如果建构信度值在0.70以上，表示测量模型的建构信度良好。建构信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上述公式符号中，ρc为建构信度，λ为指标变量在潜在变量上的标准化参数估计值，θ为观察变量的误差方差。经过计算，情感信任的建构信度系数值为0.8844，认知信任的建构信度系数值为0.9159，指标值均大于0.70，表明测量模型的建构信度良好，进一步也表明TLS中文版的收敛效度良好。

(3)平均方差抽取量。

平均方差抽取量表示被潜在构念所解释的变异量中，有多少来自测量误差，是检验收敛效度的一项重要指标。若平均方差抽取量越大，指标变量被潜在变量构念解释的变异量百分比越大，相对测量误差就越少，一般判别标准是平均方差抽取量要大于0.50。平均方差抽取量的估算公式如下:

通过计算，TLS中文版两个潜在构念的平均方差抽取量分别为0.6063和0.7316，均高于临界值0.50，表示测量模型的收敛效度良好。

2.3 TLS中文版的效标关联效度分析

团体对照法指的是用两个在效标表现上有差别的团体，比较他们在预测源分数上的差别，是检验量表是否具有效标关联效度的方法之一［13］。本研究采用团体对照法对TLS中文版进行效标效度分析，将连云港赛区获得前三名的球队与后三名的球队的运动员对教练员的信任进行比较，结果见表4。

表4 前三名球队与后三名球队运动员对教练员信任的比较(N=73)

由表4可以看出，前三名球队的运动员对教练员的信任显著高于后三名球队，这说明运动员对教练员的信任对球队成绩有较好的预测作用，TLS中文版的效标关联效度良好。

2.4 TLS中文版的信度检验

本研究使用了内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系数)和重测信度(稳定系数)两个指标对TLS中文版进行信度分析。TLS中文版的 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0，两个分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分别为0.73，均达到了0.7以上的标准，表明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程度较高。间隔两周后对48名被试进行重测，两个维度的重测系数分别为 0.73和0.78，总的重测系数为0.91，均达到非常显著的统计学相关水平(p＜0.001)。具体结果见表5。

2.5 TLS中文版与英文版的差异比较

可能受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本研究得到的是一个两维度结构的测量模型，有别于英文版的单维结构，具体信息如表6所示。

表5 TLS中文版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和稳定系数

表6 TLS英文版与中文版基本信息一览

针对不同的结构模型，接下来，本研究进一步从两个不同模型对TLS的拟合情况进行检验，第一个模型为本研究所得的两因素模型(M1)，第二个模型为9个条目所组成的单因素模型(M2)，运用AMOS 7.0的最大似然估计进行拟合，主要结果见表7。

表7 TLS中文版两种结构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指标值(N=222)

对比两个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可以发现，两因素模型(M1)各项拟合数据都优于单因素理论模型(M2)，除了RMR值(0.051)略高于0.05的标准值之外，各项指标都达到了理想要求，表明修订后的两因素模型优于原单因素模型，说明情感信任维度和认知信任维度之间存在一定的独立性，由于TLS英文版量表主要是在参考McAllister(1995)编制的人际信任量表基础上开发的，而人际信任量表是包含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两个维度的，因此本研究也验证了McAllister的理论假设。

3 结论

TLS中文版由“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两个维度组成。情感信任维度指的是教练员和运动员之间拥有深厚的感情，表现在教练员对运动员的关心照顾、体贴帮助等方面，从而使运动员对教练员产生非理性的信任;认知信任维度是基于运动员对教练员值得信赖的相关证据的了解，表现在对教练员专业能力、执教水平等方面的信赖。TLS英文版主要是在借鉴McAllister(1995)的量表基础上开发出来的，McAllister的人际信任量表是分为情感信任和认知信任两个维度的，TLS英文版之所以成为一个维度，可能是由于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运动员更加注重的是教练员的专业能力和执教水平，而涉及私人情感方面的东西较少，这也是西方球队教练员频繁更迭的原因之一。而在中国，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更希望教练员与运动员之间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师者，传道授业解惑”，要求教练员应具备较高的专业能力和执教水平，使运动员在训练比赛过程中能够充分信任教练员，但同时也需要教练员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像朋友一样对待运动员，与运动员多交流沟通，帮助运动员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这也是教练员取得运动员信任的基础。因此，运动员对教练员的信任分为情感和认知两个维度，也是符合中国的文化背景的，这也从两因素结构模型和单因素结构模型最优化的对比中得到了体现。

TLS中文版在竞技篮球后备人才的群体中表现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和重测信度，且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和效标关联效度，但是否适用于竞技篮球成人群体，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去完善。

总的来说，TLS中文版的各项测量学指标良好，两因素模型的数据拟合良好，达到心理学测量标准，可以作为测量我国竞技体育集体项目后备人才群体运动员对教练员信任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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