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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中的“异术”

2014-07-13襄阳职业技术学院湖北襄阳411050

名作欣赏 2014年17期
关键词:法术道士蒲松龄

⊙滕 静[襄阳职业技术学院, 湖北 襄阳 411050]

长期以来,人们关注蒲松龄是因为他借花妖狐魅将幽冥世界的事物人格化、社会化。他所著的《聊斋志异》大致可归纳为五类:反映社会黑暗,揭露和抨击封建统治阶级压迫、残害人民罪行的作品;反对封建婚姻,批判封建礼教,歌颂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和为争取自由幸福而斗争的作品;揭露和批判科举考试制度的腐败和种种弊端的作品;歌颂被压迫人民反抗精神的作品;总结生活中的经验教训,教育人要诚实、乐于助人、吃苦耐劳、知错能改,带有道德训诫意义的作品①。但其实《聊斋志异》中有相当的篇幅写到了“异术”,记述了许多除花妖鬼狐及神仙以外的其他一些人的奇异故事。这些故事虽多采自民间传说和野史逸闻,但实际上却充分表达了作者对现实的理解。评论者对此或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这些作品继承和发展了我国文学中志怪传奇文学的优秀传统和表现手法。“异术”,在这里主要指的是区别于传统、正统的儒、道等术,可以理解为奇妙的策略或办法、特别的技艺或异端邪说。《聊斋志异》中的“异术”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一、杂耍、杂技类

杂耍、杂技是一种以技巧为手段反映人的智慧和力量的表演艺术,在民间有着很强的生命力,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娱乐方式,杂耍、杂技艺人常在勾栏瓦舍、村头巷口卖艺谋生。

蒲松龄作为一名下层的文人,在《聊斋志异》中记录了不少纪实性事件,如以自己幼年到省城赶考时亲眼目睹的经历写了以杂技魔术为内容的《偷桃》:官员命术人变桃,时值寒冬,哪来的桃子?术人沉思良久,将一绳索往空中掷出,绳乃悬立空际。又命其子顺绳升天,说是去偷王母娘娘花园里的仙桃。不久果然扔下一个桃子,但是旋即绳被砍断,术人儿子的身体也被肢解,从天上扔下,术人说是儿子被看管桃园的人发现,杀死分尸,收拾骸骨入笼,术人悲泣不已,围观众人皆于心不忍,纷纷解囊以为抚恤,术人收好捐款,敲一下笼子,儿子从里面钻出。《偷桃》中包含了两个戏法:一是“绳技”;一是“起死回生”。术人不但“幻术”高明,也非常懂得利用人们的心理来煽情。与此类似的还有《种梨》,《种梨》里面也包含了两个戏法:一是“顷刻花开”,种下的梨核能顷刻之间长成并开花结果;二是“搬运术”,把梨子搬运到开花结果的梨树上。《偷桃》《种梨》所写的也是今日叹为观止的精彩魔术,其实这种幻术在古书中并不乏记载,如《三遂平妖传》中的杜七圣就表演过这两个魔术。

《戏术》文字不长,却讲了两个变戏法的故事。前一个故事与我们所见过的魔术师的戏法相同:能无中生有,继而又化有为无。第二个故事,就不像是魔术,而更像是法术了,但施法的还是人。其中写的奇术是现代杂技舞台上的传统戏法:罩子、罗圈。

当今音乐奇人中有许多奇特的表演技艺,如:用木锯演奏世界名曲,短弓站立演奏来模仿各种鸟类的叫声,用人体头部各部位为乐器敲出各种音乐以及用一片树叶就能吹奏完美动听的曲子。而《聊斋志异》用青蛙当演员则是杂技艺术中非常神奇、非常罕见的节目,《蛙曲》奇就奇在那位艺人巧妙地把蛙鸣与音乐联在一起,按古乐曲十二律排列,选择音调高低不同的十二只青蛙来做“乐器”,然后用小木棍去敲击青蛙的脑袋,使它奏鸣乐曲。现在有些民间音乐奇人会以红薯、山药,甚至皮肤弹奏乐曲,让我们对音乐的神奇世界充满想象。口技艺人也常常将我们带进一个奇妙的声音世界,他们一般不依靠外物,全凭高超的口中技巧,把多种多样的声音组合起来,构成一个个情景或故事,使听众如临其境,《聊斋志异》中的《口技》就是记述一位年轻女子模仿与“众神仙”对话和其他的一些音响,以假乱真的表演使村里人如同身处其境,借此来开药方。作者对口技表演写得波澜迭起,绘声绘色,动人心魄。

《鼠戏》一篇更是让人叹为观止:“一人在长安市上卖鼠戏,背负一囊,中蓄小鼠十余头。每于稠人中,出小木架,置肩上,俨如戏楼状。乃拍鼓板,唱古杂剧。欢声甫起,则有鼠自囊中出,蒙假面,被小装服,自背登楼,人立而舞。男女悲欢,悉合剧中关目。”②这些不被人们看在眼里的鼠辈竟然也能被驯化得像猴子一般听话与灵巧,它们直立着舞蹈,去表现戏剧片断中的悲欢离合,的确绝妙神奇。蒲松龄在《木雕美人》中还记述了商人白有功讲述的一位木雕美人以犬为马,先在“马”上卖弄了几套“镫里藏身”“跪拜观音”的解数,又表演了“昭君出塞”,惟妙惟肖,令人击掌叫绝。显然这是驯犬与牵线木偶艺术巧妙结合的奇特杂技表演。这些都是杂技中的“马戏”节目。

蒲松龄笔下还记述了一些硬气功之类的杂技,如《番僧》《保住》《铁布衫法》等。《铁布衫法》一篇就描写了一个姓沙的艺人“骈其指,力砍之,可断牛项;横搠之,可洞牛腹”③的技艺。一个姓仇的纨绔子弟悬挂一根又大又粗的木头,叫两名强壮仆人使劲往前推,借摆回的惯性力去撞击沙艺人的裸腹。结果,巨木反被弹出很远,沙艺人却安然不动。

《聊斋志异》中有些故事纯粹是记录奇闻逸事,并没有什么特殊用意。《偷桃》《口技》《蛙曲》《鼠戏》《木雕美人》《戏术》这些故事与社会问题无关。因此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一定要反映社会问题。这些故事主要是通过术人惟妙惟肖的表演来表现人的才能。

二、道士法术类

“道教创立于民间,不能不受到民间巫风的影响。巫术文化中的巫舞、占卜、兆验、谶纬、符咒,均为道教所承袭。先秦民间巫风的祀神仪式、法器仪仗、符 偈咒、禹步手诀等作法方式,甚至巫术中的驱鬼避邪、捉妖治蛊、呼风唤雨、招魂送亡,都为道教斋醮所吸收。”④可以说,在道教的文化体系内,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中国原始的民间巫术。

《聊斋志异》中《崂山道士》《道士》《单道士》《宫梦弼》《赌符》《雨钱》《寒月芙蕖》《巩仙》《钱卜巫》等篇目涵盖了繁多的道教之术。在这些小说中,道教人物直接充当重要角色,法术成为情节构成必不可少的环节。如大家都很熟悉的《崂山道士》中的道士法术非常了得,曾在众门人面前,仅以小小一壶酒便能供所有客人不停地喝;拿纸剪成圆镜,粘贴在墙壁上明亮如同月亮;能请来嫦娥翩翩起舞;更是能教王生念着口诀穿越墙壁,神奇之至。《道士》《寒月芙蕖》中的道士请客也有类似的情景。

《赌符》中的韩道士会变各种戏法,人们称他为“仙人”,他画的符咒可以保证嗜赌的人赢钱,并且刚好与自己原来的数目相等,本意是不叫人贪恋别人的钱财;《宫梦弼》中宫梦弼居然能让“埋银子”的游戏成真;《雨钱》中的老翁能变幻出像下暴雨一样的钱,但当秀才想占为己用时却发现只剩下十几个母钱,于是生气地指责老翁,老翁义正词严地说“:我本与君文字交,不谋与君作贼!便如秀才意,只合寻梁上君交好得,老夫不能承命!”遂拂衣去。那些神通广大、似人又似神的道士和那些法力无边、沟通神人的法术以及神秘莫测又诡异壮丽的场面无一不是超出日常生活的奇人异事,无一不是越出现实的梦幻之境,相对平淡琐屑的现实生活来说,这是何等的奇、何等的异,它们在供人们消遣娱乐的同时,也是蒲松龄以此表现自己内心的主张——怀有异术的道士们都是些了不起的正人君子,就像崂山道士告诫王生时说的一样:“归宜洁持,否则不验”。也就是说回家后一定要洁心操守,否则法术就不灵了。当王生在妻子面前卖弄法术时,因为“心持不洁”,所以碰壁。擅长幻术的单道士也说:“我非吝吾术,恐坏吾道也。所传而君子则可,不然,有借此以行窃者矣。公子固无虑此,然或出见美丽而悦,隐身入人闺闼,是济恶而宣淫也。”此乃道亦有道。当韩公子求其术不得,思挞辱之,单乃设酒与韩家诸仆话别。作者构思其脱身的方法是:“单于壁上画一城,以手推挝,城门顿辟,因将囊衣箧物,悉掷门内,乃拱别曰:‘我去矣!’跃身入城,城门遂合,道士顿杳。”⑤这一构思,既合于单道士工于幻术的特点,又给了他一个做最后表演的机会,实际上是让读者又看了一场精彩的表演。

三、妖道与妖术

“那学了与民间去妖除害的,便是正法,若是去为非作歹的,只得叫妖术。”⑥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经常可以看到关于“妖道”与“妖术”的描述。在这些小说中,“妖道”虽然与道士一样信仰道教的真理,继承道教的知识,使用道教的技术和法器,但是由于他们违背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甚至是以被国家法律禁止的组织形式、仪式方法组织鬼神崇拜,虽然也拥有无边法力,但只能被称为“妖术”或“邪术”。这种“妖道”与“妖术”被冠以“淫”“邪”“妄”等词语,处在被严厉批判的地位。

《聊斋志异》中有一篇小说的名字就叫《妖术》。算卦人为了多赚取些钱财,不断地派纸片小人、泥塑人、木偶鬼怪置于公于死地,以此来证实他卦卜的灵验,最后在逃跑时被于公用狗血泼洒破掉他的隐身术,导致被杀头。《造畜》这个故事更是写到了妖术的骇人听闻。“魇昧之术,不一其道,或投美饵,绐之食之,则人迷罔,相从而去,俗名曰:‘打絮巴’,江南谓之‘扯絮’。小儿无知,辄受其害。又有变人为畜者,名曰‘造畜’。”施妖术的人居然把女子变成驴子,儿童变成羊。官府派捕役将施妖术的人抓获,用刑杖将其打死,倒也大快人心。《长治女子》同样充满了灵异,道士从算命的瞎子口中打听到陈欢乐女儿的生辰八字后,居然控制这个女子为他所用;读书的童子被变戏法的迷惑住使得他四肢猛然间收缩变小,妖人将他作为戏法中的道具,即使最后被救却始终找不到医治的办法。这些世俗生活中利用宗教骗取钱财的“妖道”,用仪式或法术来满足欲望或提供他人满足欲望的“妖术”,在正史中虽然记载无多,但在世俗社会和民众中却印象颇深。

在《聊斋志异》中有几篇关于白莲教以妖术来骗取民众信任的文章。而且直接以《白莲教》为篇名的就有两个。白莲教的人以旁门邪道役使鬼神,比如徐鸿儒有一面镜子,让人自己去照,可以看到各不相同的形象,借此迷惑民众投靠于自己门下,反抗朝廷。《采薇翁》的肚子甚至就是一个兵器库,里面藏着无数的戈矛剑戟,他的存在让很多将士不明不白地掉了脑袋。但再厉害的“妖术”最终也会因失民心而走向末路。只有像学会了白莲教那套纸冰豆马的法术却只用来保全性命并积善行德的小二那样,才会得以善终。这些“另类”的故事表明了作者的这种价值判断,这在很长的历史时间里是人们普遍接受的思路。

《聊斋志异》中记载的这些奇术异能很少见,也算得上是“以传奇手法而志怪”。从这一点上来说,《聊斋志异》很符合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认为小说是“街谈巷语、道听涂(同‘途’)说者之所造也”的含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虽然是小知、小道,但仍有可取之处,这些小说起自民间传说,对于娱乐民众有着重要的意义。

①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56页。

②③⑤ 蒲松龄:《聊斋志异》,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79页,第103页,第237页。

④ 张泽洪:《道教斋醮科仪研究》,巴蜀书社1999年版,第5—6页。

⑥ 罗斯基(Rowski):《历史学家对于中国葬礼的研究方法》,西胁常记等译,日本平凡社1994年版,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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