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菊

摘要：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时时涉笔“死亡”，执着书写着“死亡”，将他对人生理想的向往和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完美地孕育在形形色色的死亡事件的叙述之中。《聊斋志异》中，大约有二百六十多篇描述了死亡，占整部作品的百分之五十左右。“死亡叙事”是蒲松龄创作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叙事手段。《聊斋志异》大致将“死亡叙事”分为三种主题类型：生存恐惧型死亡、生命抗争型死亡、追求理想型死亡。

关键词：蒲松龄；聊斋志异；死亡叙事；主题类型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在《聊斋志异》四百九十一篇故事中，作者时时涉笔死亡。据粗略统计，大约有二百六十多篇描述了死亡，占整部作品的百分之五十左右。由此看来死亡已成为蒲松龄创作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叙事手段。细读这二百六十多篇关于死亡叙事的作品，大致可以将死亡叙事分为以下三种主题类型：

一、生存恐惧型死亡

“死亡”本是与“恐惧”紧密联系的，谈到死亡，很多人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恐惧感。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是不愿意选择死亡的，但是当人们面对生存的绝境或生存压力无法承受时，就会选择“死亡”。人们正是用这种主动选择“死亡”的方式来逃离生存中的种种恐惧。可见死亡是人类生存恐惧心理产生的重要契机，而生存恐惧型的死亡同时也产生了一种美感，是人类生存压力、生存恐惧的一种释放，一种特殊的人生体验。

《聊斋志异》中就有许多故事的人物是因为难以承受生存的恐惧而主动选择死亡。

明末，济属多盗。邑各置兵，捕得辄杀之。章丘盗尤多。有一兵佩刀甚利，杀辄导窾。一日捕盗十余名，押赴市曹。内一盗识兵，逡巡告曰：“闻君刀最快，斩首无二割。求杀我！”兵曰：“诺。其谨依我，无离也。”盗从之刑处，出刀挥之，豁然头落。数步之外，犹圆转而大赞曰：“好快刀！” ① （《快刀》）

这个故事中的强盗，当他被抓到后必然要面对死亡时，他选择了用快刀来了结自己的生命。想想即使是用快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面对死亡仍然是痛苦的，有谁愿意主动选择死亡呢？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位强盗生活在明朝末年，此时的明朝正处在内外交困的时期，尤其是明朝末期爆发了农民起义，使得明朝的统治接近于瓦解。在这样的情况下，百姓的生活可谓是水生火热，很多百姓为了生活不得不去做强盗。如明末诗人陈子龙在他的诗歌《小车行》中真实地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人民的痛苦生活，人民在当时最大的希望就是“愿得乐土共哺糜”。[1] （P85）在当时的社会中为了生存有很多百姓甚至可以去卖儿卖女，“十钱卖一男，百钱卖一女” [1] （P86），更何况是去做强盗。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与生存压力下，这位强盗最终选择死亡也许就是面对生存恐惧的最好解脱！

再如《素秋》中的俞恂九参加科举考试后，本想会一举成名，可是等到发榜那天，却是“兄弟皆黜”，于是大惊失色，“酒盏倾堕，身仆案下。扶置榻上，病已困殆。”《锦瑟》中的王生从小死了父亲，家境清贫，娶了一位傲慢的富家女儿为妻，婚后妻子常常将王生当成佣人，奴仆。甚至妻子自己享受珍馐美味，而丈夫王生却是“脱粟瓢饮，折稊为匕”。受尽生活侮辱的王生于是选择用死来解脱生的恐惧。

这些故事的主人公都是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对于这些故事的主人公而言，他们的活着本来就是一种恐惧，一出悲剧，而“死亡”才是他们悲剧人生的终止符，才是他们解脱恐惧与苦难的最好途径。可以说《聊斋志异》中的这些充满生存恐惧的人物，他们的人生就注定要在痛苦和苦难中“摆动”，面对这样的生存处境，选择死亡也许才是最正确的。就像《祝翁》中所说：“我适去，拚不复返。行数里，转思抛汝一副老皮骨在儿辈手，寒热仰人，亦无复生趣，不如从我去。故复归，欲偕尔同行也。”祝翁一席话道出了主动选择死亡的原因，那就是来自现实的生存环境的恶劣和生存的压力，所以祝翁在死后还是不放心，担心自己的老伴儿，这才返回人间，决定带着老伴儿一起走。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有一个“边缘处境”的理论。所谓“边缘处境”是指“某种在人的内在本质中规定着人的东西，是人能否获得生存的临界。” [2] （P238）《聊斋志异》中的这些小人物曾无数次地走到命运的边缘，但又无数次地返回原地，这正是所谓的“边缘处境”。当然这也与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蒲松龄一生向往科举，可是屡试不第，终困场屋。这种生不逢时的抑郁想必也只有作者本人最为清楚。于是为了生存他曾设馆教书，做幕僚等等，生活的艰辛与仕途的不得意将他几次逼到绝境。可以说，作者被现实中种种绝望的陷阱逼到了无处可逃的地步，于是现实的生存之痛使蒲松龄对死亡充满了虚幻的想象。这正像刘小枫所说“既然生没有意义，主动选择死就是有意义，其意义在于毕竟维护了某种生存信念的价值。” [3] （P420）蒲松龄正是通过死亡叙事，深刻揭示了恶劣的生存时空下人们对“生”的恐惧，对“死”的触摸，同时也展现了作者对现实环境下普通百姓的深切同情之心。

二、生命抗争型死亡

人从一出生实际上就开始了和“死亡”的相伴，死亡是任何人无法摆脱的最终命运。所以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曾提出过“向死存在” [4] （P310）的理论，所谓“向死存在”的真正意义就是：“人只有在和死亡面对面的时候，才会更加深刻领悟到自己的存在，感受生命的本质以及所追求的目标，才能激发起生命最大的能量。” [5] （P24）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死亡叙事有一部分内容正是“向死存在”的意义的体现，是人类面对死亡时为了“生”而发起的最大程度的抗争。可以说蒲松龄借助自己的笔，为我们描摹了一个又一个的为了获得生命，而同死亡斗争的形象。

某翁者，夏月昼寝，朦胧间，见一女子搴帘入，以白布裹首，缞服麻裙，向内室去。疑邻妇访内人者；又转念，何遽以凶服入人家？正自皇惑，女子已出。细审之，年可三十余，颜色黄肿，眉目蹙蹙然，神情可畏。又逡巡不去，渐逼近榻。遂伪睡以观其变。无何，女子摄衣登床，压腹上，觉如百钧重。心虽了了，而举其手，手如缚；举其足，足如痿也。急欲号救，而苦不能声。女子以喙嗅翁面，颧鼻眉额殆遍。觉喙冷如冰，气寒透骨。翁窘急中，思得计，待嗅至颐颊，当即因而啮之。未几，果及颐。翁乘势力龁其颧，齿没于肉。女负痛身离，且挣且啼。翁龁益力。但觉血液交颐，湿流枕畔。相持正苦，庭外忽闻夫人声，急呼有鬼，一缓颊而女子已飘忽遁去。 ① （《咬鬼》）

还有像《尸变》中那个最后活下来的客商，《莜中怪》中的安翁，《山魈》中孙生的曾祖和《水莽草》中的祝生等等形象，当他们面对死亡的威胁时，都拼尽全力去抗争，去争得生的希望。这也许是人类面对死亡唯一的出路，只有用对生命的抗争才会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生命，克服死亡，战胜死亡。

生命抗争型死亡就是让人物在反抗中活着，他们把反抗死亡的宿命作为自己存在的价值，而在反抗过程中所爆发出的对生命追求的潜能，也使人们不再畏惧死亡，不再惧怕苦难，更使人们明确了生命存在的真正意义。蒲松龄正是运用这样的死亡叙事类型，赋予了抗争的生命以令人震撼的光彩；即使最终是死，那么死也是一种悲壮的死，是一种没有遗憾的死。这种死亡叙事类型其核心内容就是要人们珍惜生命，用抗争去完成生命的绵延不绝，用坚韧的生命意志去抒写生命的永恒。

三、追求理想型死亡

蒲松龄从小生活在没落的书香世家，家中贫困的生活环境使他一心想要通过考取功名来改善自己与家人的生活，可是事与愿违，命运偏偏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蒲松龄一生不得志。考科举，走仕途的想法让他伤痕累累，身心疲惫，但他仍旧为了理想坚持奋斗着，一直考到了暮年，才告别了科举考试。这样的生活经历以及儒家思想的“立德、立功、立言”对他的深刻影响，反映在《聊斋志异》故事中的主人公往往视理想与尊严高于生命，为追求理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于是为了理想而主动赴死便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聊斋志异》中的理想不仅是希望、想象，而更多的表现为一种“义”、一种“情”。为了亲情，为了友情，为了爱情，更为了追求人格尊严，他们选择了用自己的生命去维护自己追求的理想，这正是古人所提倡的“舍生取义”的体现，同时这份对理想的执着之情也是蒲松龄一生为理想奋斗的真实写照。

（一）为追求血脉亲情而死

血脉亲情是每个人所拥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动力，这种关系不会因为你贫困或富有而减少或增多，是一种较为稳定，却又十分珍贵的血缘关系。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血脉亲情的敬重主要是以“孝”为文化基础。所谓“百善孝为先”。从“孝”的字源上来看，《说文·老部》曰：“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即“子女善事老人则为孝” [6] （P300）“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孔子认为一切的教化都是由遵从“孝道”开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即“孝，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也是教化产生的根源。” [7] （P918）元代的《二十四孝图》讲述了二十四个以孝为先的故事，其中不乏帝王将相。清代的《弟子规》总叙中首先提出“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由此看出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清代的统治者在面对血脉亲情时也首推“孝”。所谓“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 [8] （P42）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也将对“孝”的追求作为一种理想去推崇，将血脉亲情作为一种高贵的品德去追求。因而血脉亲情成为了“一种未被污染的，至善至美的人间真情。” [9] （P127）

《聊斋志异》的开篇《考城隍》就向我们展示了人间血脉亲情中的第一要义“孝”。作品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宋焘死后被关帝封为河南的城隍神，可是宋焘家中还有一位年近七旬的老母需要照顾，于是宋公连忙叩头在地，哭着说：“辱膺宠命，何敢多辞？但老母七旬，奉养无人，请得终其天年，惟听录用。”关帝答应了宋焘的请求，给了他九年的假期。九年后，宋焘母亲去世，宋公料理完母亲的丧事，“浣濯入室而没”。

宋焘为了尽孝，在自己死后面对关帝的授职时不仅婉言拒绝，而且大哭不止。正是他对母亲的这种“大孝”的理想追求，感动了关帝，因此再赐宋焘九年的阳寿，让他为孝而生。当母亲辞世，他又坦然告别阳间，由生而死。宋焘的死而生，生而死，正是追求血脉亲情中“大孝”的寄托与追求。

《商三官》中商士禹的女儿商三官知道父亲的死是因本县的一个富豪殴打所至，于是下定决心要为父亲报仇。一次，正赶上打死父亲的那个富豪过寿辰，叫了几个戏子来演戏庆寿，商三官便假扮戏子杀死了富豪，并且为了不连累家人，商三官自己也上吊自尽。在商三官的心中“孝”大过一切，甚至大过自己的生命。用与仇敌的同归于尽来为父亲报仇，为追求血脉亲情而死，可谓死得其所。

还有《孝子》中的周亭顺，《陈锡九》中的陈锡九，《席方平》中的席方平等等他们都用自己的生命实践着血脉亲情，他们都用慨然赴死来见证着传统孝悌的真意所在，他们都是为了追求理想，为了追求血脉亲情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具有存在价值的光辉形象。

（二）为追求知己友情而死

西汉的刘向曾在《战国策·赵策》中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人生在世如能得到一位知己友人，在你快乐时与你分享快乐，在你痛苦时与你共渡难关，可谓是此生无憾。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知己友情的核心则更多的表现在“义”，而这种“义”说到底就是一种“牺牲”精神。所谓“牺牲”，就是为知己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所谓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肝胆相照，生死与共；扶危济困，仗义疏财”等则是“义”的核心精神。而对这种“义”的追求更是中国古人最为看重的精神追求，为了知己友情而牺牲，这是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 [10] （P8）的一种死亡叙事主题类型。

《叶生》中的叶生怀才不遇，突遇知己丁公，丁公多次周济叶生，即使在叶生屡试不第，重病缠身的情况下，丁公仍就不忍丢弃他。于是叶生死后魂魄就跟随丁公，并倾尽自己的毕生才华，让丁公的儿子一举成名。

叶生生前受到知己丁公的知遇之恩，死后的灵魂依然追随挚友而去，并为其精心教导孩子成才，这正是中国传统知己友情中的“义”的真实写照。

《纫针》中的夏氏与纫针，两人成为惺惺相惜的知己，夏氏为救纫针主动赴死，纫针为感夏氏伤心而亡。这正是为追求知己友情而宁死不辞的精神所在。《王六郎》中的溺死鬼六郎与姓许的渔夫相知相交，每每为渔夫驱赶到很多鱼；当六郎被授为邬镇土地后还要化长风十里相送渔夫。还有《褚生》、《小谢》等等篇目中的师生友情也同样向我们展示了知己友情的重要。

《聊斋志异》中的这些为知己友情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人们，对于他们来说，如能用死亡换得正义、友谊、知己，那么自己的死就是有价值的。这正是“虽死犹荣”的生命真谛的最完美的呈现。正因如此，《聊斋志异》中的这些死亡叙事主题类型才会为普通大众所接受，才会将“舍生取义”的优良民族传统代代相传。

（三）为追求真挚爱情而死

爱情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倾力表现的主题之一，爱情是美好的，爱情又是凄婉的。费尔巴哈曾指出：“爱就是成为一个人。”换句话说，有了爱的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因此有无数人为了得到真挚纯洁的爱情而不惜选择用生命作为代价。而在“存天理，灭人欲”的中国封建社会里，追求自主的爱情成为人们的一种奢侈的想法。于是作家们就用自己的笔，来书写心中期羡的爱情，因此也就产生了许多凄婉动人，真挚感人的爱情故事。蒲松龄作为那个时代的作家，也在内心希望，甚至羡慕那些动人的爱情，可是在那个世态炎凉的社会里，自己作为一位穷书生，没有能力，也没有可能获得想要的爱情，于是也只能把自己对爱情的追求写进自己的小说《聊斋志异》里。《聊斋志异》中有很多美丽凄婉的爱情故事，但在众多的爱情故事中最令人们难以忘怀的就是那些为了追求纯洁真挚的爱情而放弃生命，用死亡来实现与所爱之人长相厮守的情节。因为只有死亡才可以摆脱世俗的羁绊，才会赋予生命以本真的意义。

《阿宝》中那位广东名士孙子楚，为了追求自己喜爱的阿宝，他把六指砍掉，化作鹦鹉追随阿宝，甚至几次失魂落魄，放弃生命。最终他获得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孙子楚好一个“痴男”，而这种“痴”在老子眼中就是“大直若曲，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老子》第四十五章）蒲松龄也对这样的痴情人给予了厚爱，最终尽管孙子楚几次为追求爱情而放弃生命，但还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不但死而重生与心爱的人在一起，而且在仕途上也有所斩获。这也许就是对那些痴情专注爱情，敢于追求的人们的最好的回报。

《聊斋志异》中像“孙子楚”这样的用生命去追求爱情的痴男怨女不胜枚举：《聂小倩》中的聂小倩本为一个死人，但她的鬼魂却因与宁采臣相遇相知，人鬼牵手生死与共，使小倩卑贱的鬼生活获得了重生。《香玉》中的黄生与牡丹花妖香玉相恋，为追求爱情的永恒，死后仍葬于牡丹花旁。《晚霞》中晚霞与阿端虽生活在富丽堂皇的龙宫，然而人间的挚爱真情在这里却被禁止，倾心相恋的晚霞与阿端于是回归人世，享受爱情的欢娱。《鲁公女》中的鲁公女为了爱情历经五年的等待终于重新托生为人，与张于旦重续前世姻缘。《巧娘》中的巧娘生前因嫁给天生的阉人，没有爱情抑郁而死；但在阴间却与原为阉人，后被狐仙治好的书生傅廉相爱，在鬼界获得了幸福。《连城》中的连城与乔生爱如骨髓，互为知己，但是受到封建家庭的干涉与迫害不能在一起，于是两个人为追求真挚的爱情选择了双双殉情。也正是他们追求爱情的勇气使得他们在阴曹地府相伴永久。还有“小谢”、“细侯”、“范十一娘”、“秋容”、“紫玉”等等这些对爱情执着坚定，敢于大胆追求的人们，用爱情的力量使鬼魅脱胎换骨，使死人起死回生。这也使这种为追求真挚爱情生而死、死而生，死死生生的死亡叙事主题类型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达到了创作的极点。

（四）为追求人格尊严而死

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家文化”为文化基础，而儒家文化中最为推崇的就是对“崇高人格境界的追求”。当自己的人格尊严受到凌辱时，身为君子就要不惜杀身成仁，用选择死亡来展现自己人格的力量。蒲松龄深受儒学思想的浸染，在他的小说《聊斋志异》中塑造了大量的为追求人格尊严而毅然赴死的光辉形象。

《梅女》中的梅女十年前因家中遭遇偷盗，而偷盗者贿赂典史，于是典史诬陷梅女与小偷通奸，要把梅女拘上大堂，让法医检验。梅女听说后，含冤上吊而死。

《田七郎》中武承休与田七郎结为好友，虽然贫富有差距，但是在人格上两个人是平等的。武承休资助田七郎，田七郎以自己最为珍贵的猎物回报；武承休为救田七郎而费劲百般周折，田七郎则是为了杀死与武承休有大仇的恶豪而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由此田七郎实现了在人格尊严方面与武承休的平等。

《侠女》篇中侠女为父报仇，远离家乡，隐姓埋名，足足等了三年才终于杀死了害死父亲的仇人。这三年中所经历的苦痛都是为了维护自己受屈辱的人格尊严。

上述篇章中的主人公当他们的人格尊严受到侵害与侮辱时，为争取与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不惜为之死。就像蒲松龄在《狂生》中所写的“士可杀不可辱。”这些用自己的生命换取人格尊严的光辉形象，可以说既是作者所推崇的最高的精神境界，也是作者在最后的死亡叙事中将这个本来卑微的形象推向崇高的悲壮美的英雄形象所做的一次完美的变身。

综上《聊斋志异》中的死亡叙事主题类型大致上分为以上三种类型，仔细研读这三种死亡叙事的主题类型，我们不难发现这三种死亡叙事之间是有着内在的逻辑性：由生存恐惧而主动选择死亡，到死亡成为一种诅咒不可避免而选择绝望的抗争，最后到用自身的牺牲来追求理想，换取理想的实现。三种死亡类型由卑微的死亡开始，以悲壮的实现理想的死亡落幕。换句话说，生存恐惧型死亡是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是深刻揭示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人民对待“生”的恐惧，对待“死”的触摸，是作者对现实环境下普通百姓的深切同情之心；生命抗争型死亡是“向死而生”，是要人们珍惜生命，用抗争去完成生命的绵延不绝，用坚韧的生命意志去抒写生命的永恒；追求理想型死亡则是用一波三折的情节赋予了“死亡”一种“崇高”的意义，用死亡实现了某种价值，是故事最完满的结局。在这些死亡叙事主题类型的内在逻辑关系中，蒲松龄用独特的艺术手法将它们完美的呈现，从而形成了《聊斋志异》这部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经典之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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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