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福里（短篇小说）

2014-07-09范春歌

芳草·文学杂志 2014年2期

关键词：喜儿阿宝

范春歌

同福里是一条中西合璧风格的老里弄，坐落在汉口著名的老租界区，据老人们说，当年取这个名字，寓意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题记

清晨。

巴黎。

刚刚走到香榭丽舍大街第六十一棵梧桐树下，我的手机响了，是助手汉娜从武汉打来的。

已移居法国多年从事服装设计的我，应一家时尚杂志的邀请将回国举办时装秀，第一场就设在我儿时生活过的武汉。汉娜先我飞到武汉打前站，她是个在中国留学多年的法国女孩，普通话说得比许多国人都标准，不拿地图也能到处瞎逛，俨然是个中国通。

她说她正在武昌有名的小吃一条街“户部巷”过早，顺手买了张当地的晚报，发现有两条新闻和我有关。

一条是我经常怀念的武汉热干面已包装成了快餐面的形式可以快递到法国。这意味着我某天早晨从巴黎醒来，就能像地道的武汉人那样过早。

这的确是个好消息，站在香榭丽舍大街上，仿佛已闻到了芝麻酱的浓香，我笑着深深吸了一口气。其实过些天我就会亲自坐在蔡林记热干面馆的长凳上了。

我急切地追问她第二条新闻，汉娜的语速变得有些迟疑：这座城市将兴建有史以来第一条穿过长江的地铁。

巴黎第一条地铁一九○○年就已经运行了，但百年之后武汉要兴建的这条地铁仍让我怦然心动。

可是，我隐约觉得汉娜提到的地铁与我的关系，好像不仅如此。

果然，汉娜接着说，在地铁沿线计划拆迁的一串老房子名单里，她发现了经常被我提到的一个老巷子的名字——“同福里”。地铁有座出站口恰好要建在那里。

一片金黄的梧桐叶飘落到我的头上，我抬手拂了几下都没拂去。

很快，仍站在香榭丽舍大街梧桐树下的我，收到了汉娜用手机给我发来的这家报纸当日新闻的电子版。

在整整半个版关于第一条地铁即将开建的报道中，涉及同福里的报道只有短短的一行字，但同福里对我的人生来说，不亚于鸿篇巨制。

这个冬日，整个巴黎的梧桐叶纷纷飘落。

一

火车火车几点开？

一点不开两点开，

火车火车几点开？

两点不开三点开，

……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汉口的街头巷尾司空见惯的“搭火车”儿歌游戏。

一群七八岁的男孩和女孩依次将双手搭在小伙伴的肩膀上，扮演着一队急不可耐的乘客。当最前面的那个扮演车头的男孩终于回答“九点不开十点开”的时候，在一片“火车开啦！”的哄喊声里，大家轰地散开，于是“车头”开始捉拿这些恶作剧的乘客，激动人心的躲猫猫也就此开始。

当我们这些孩子在同福里乐此不疲地玩着这个游戏时，谁都预料不到几十年之后的同福里或将因为一座地铁而消失。“搭火车”似乎冥冥之中成为它命运结局的预演。

同福里坐落在汉口著名的老租界区，巷口和巷尾分别联结着欧式建筑林立的洞庭街和鄱阳街，距离同样云集了大片异域风格建筑的江滩仅有百米，用武汉话来说，眨个眼就到。

听老人们讲，同福里在一九三六年就有了，最早由志趣相投的胡、宋、蒋三家合资投建，取这个名字，寓意“有福同享”的意思。

这座中西合璧风格的里巷，居民大都是实业家或高级职员，精致的红砖和麻灰色的基座砌成的联排式公寓，酷似上海的石库门。一九四九年之后，巷子的居民便复杂了，有些独门独院的公寓涌进了七八户人家，一夜间变成香港电影里的“七十四家房客”。

和武汉许多的老里巷相似，巷口立有一座高大气派、镌刻着巷名的灰色牌坊式门楼。“文革”开始后不久，有一天来了一队热血贲张的红卫兵小将，利索地爬上巷口的牌坊，用稀泥巴将象征“四旧”的同福里三个大字糊住了。

也就是这天，我随父母搬到了同福里。

我的父亲是个画家，我的母亲也是一个画家。

每当我向别人这么介绍时，有点像课文里鲁迅写的那样：我家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还有一棵也是枣树。父母是在四川美院油画系读书时相恋的。毕业后父亲分到了武汉，母亲分到西安。我在西安出生，直到七岁那年，才跟随调往武汉的母亲同父亲团聚。

当我被母亲牵着手下了火车，并没有立刻扑进父亲伸出的双臂，看惯西安古城墙的我，惊讶地眺望着汉口大智门火车站四个高耸的绿色塔堡和高大美丽的拱窗，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当我们一家三口乘坐一辆人力三轮车（后来我才知道当地人管这种交通工具叫“麻木”），在一条又一条林立着异域风格建筑的街道穿行时，我更震惊地发现自己对这座从未谋面的南方城市，有种由来已久的熟悉。

这种熟悉来自当画家的父母收藏的欧洲古典油画画册。

作为家中唯一的孩子，生活无疑是寂寞的，经常钻进家里的书橱翻看画册是最大的乐趣。在其中我认识了古希腊神庙，哥特式教堂，罗马宫殿，还有在火焰明亮的壁炉前或弹琴或读书、在浓郁的常春藤下或缠绵或决斗的男人女人，它们和我置身的世界相比，宛若来自另一颗遥远的星球。

我最好奇的是画册里出现的一个手持弓箭身长翅膀的男孩，让我常常为那些被他悄悄瞄准的男人和女人的性命担忧。母亲听了我的不安之后往往乐不可支，说这是小爱神丘比特，被金箭射中的人不但丝毫感觉不到疼痛，还会感到甜蜜、幸福和快乐，她和我父亲就是曾被丘比特射中的人，于是就有了我。

而打死我我也不相信世上会有甜蜜的中箭，手指扎了一根刺还疼得流眼泪呢！

此刻，这些美丽的房屋仿佛从画册中空降到眼前，奇怪的是在街上见不到一个画册中常见的男女，当我把这困惑说与父亲听的时候，他的神色顿然凝重起来，和母亲交换了一下眼色，严肃地说：小孩子不要问这么多，今后那些画册要收起来，绝不能再看，更不能告诉小朋友。记住了？

我委屈地点点头，两旁的建筑仿佛也变得神色冷峻。

二

搬来同福里不久，我们家几乎在一夜之间变得门庭若市，这让平素不喜欢走门串户的父母很是烦恼。而这一切都源于我的一次鲁莽。

记忆中的那个傍晚，同福里的孩子们一如既往地游戏。从小学到大学都在停课闹革命，小孩子们乐得革命永远闹下去。

我们玩的游戏是让人紧张得透不过气的“官兵抓强盗”，所以对巷子里几个戴着红袖章刷写巨幅标语的大人熟视无睹。扮演强盗的我沉浸在被“官兵”追逐的极度兴奋之中，不留神碰翻了地上的墨汁桶，接着又踩到了一叠刚写好的条幅，那长长的标语粘在脚下，白色的长条纸正在自己身后狂舞。嬉笑声、惊叫声、斥责声交织在一起而变得混沌不清，使得我依然挟带着标语亢奋地狂奔。

忽然，一双大手将我这个“强盗”紧紧抓住，回头一看，竟是刚下班的父亲，母亲紧跟其后。

见到父母亲极度生气的表情，我才发现自己铸下了大错。

刷写标语的人和看热闹的人将我们团团地围住，身材高大的父亲以我十分陌生的谦卑姿态连连道歉，并且转身就去了巷口的一家小文具店买来纸张墨汁作赔。可对方不依，他们中间一个浓眉大眼的青年捋了大把汗珠，生气地甩在盛夏滚烫的地面上，憋屈地说，赔几摞纸容易，忙活大半天写好的这么多字，怎么个赔法？等会儿领导还要来检查！

我为自己给父母带来的麻烦感到从未有过的不安，望着年轻人能拧出水的湿漉漉的汗衫，又感到十分歉疚。母亲平静地向对方伸出手来：劳驾，您的毛笔。年轻人愣了愣，木然地将一支足有婴儿胳膊粗的毛笔递给了她，体态娇小的母亲平静地蹲在地上，少顷，一幅字体飘逸、笔墨酣畅的大标语便出现在围观的人们面前。

好书法！人群中有人禁不住喝彩。

他们不知道，我外公是西安有名的书法家，我母亲三岁就跟随他练习书法了。

母亲不动声色地连写了好几张大条幅。窘迫的是对方了，他弯腰拾起一张被我踩脏的人物宣传画，想再将父母一军：既然书画不分家，你们干脆连画也一块儿赔了吧，这三个工农兵让我画了大半夜呢。

父亲见他拾起的画，乐了。显然作者技法太差，人物比例不当，五官也走形了。人群中有同情我父母的，故意吓唬年轻人：你们哪是宣传工农兵，这是丑化工农兵呢，鼻子跟眼睛都歪到集家咀去了，要是给你们上纲上线……只见年轻人的脸色骤然变了。父亲连连摆手阻止了好心人对小青年的恐吓，从挎包里摸出一盒水彩颜料，笑着对年轻人说，没关系，画由我来赔，让我妻子休息一下。

听母亲说，父亲还是美术院学生的时候，临摹的俄罗斯油画家列宾的油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就成为学校里临摹世界名画的范本。画几个水彩人物，用武汉话说是小菜一碟。

未待对方应答，父亲便展开一张大白纸在上面上作画了，很快，威风凛凛扛着大红旗的三个工农兵人物形象就跃然纸上。这还不够，父亲在他们身后添上了万里长江、万吨巨轮，围观的人包括那几位戴袖章的年轻人也不禁连连叫好：气吞山河呢！

为了感谢大家解围，父亲又作了两张葵花向阳、青松迎风的宣传画。

大家抢着将这些标语和宣传画贴在巷子最打眼的地方，还说如果武汉三镇的各条巷子来个宣传竞赛的话，同福里肯定拿第一。

这一天，贴满标语和宣传画的同福里，就这样怪诞地成为刚搬进巷子不久的我父母亲的一场书画秀，他们的画家身份也从此广为人知。

那个年代，年轻人没有了上大学深造的机会，不是下乡插队当农民，就是到工厂做工。而如果有美术方面的一技之长的话，不管当农民还是当工人都会比较轻松，因为大字报、标语、宣传画都得有人挥毫泼墨。

所以登门来找我父母学美术的街坊络绎不绝。白天忙了一天，晚上还要给街坊邻居辅导教课，我看着川流不息的“学生”和疲惫不堪的两位“老师”，更感到自己像个罪人。父亲和母亲听多了社会上流传的女孩下农村后发生的悲惨故事，也萌发了让我学画以应对不明朗未来的决心，于是，他们的“讲台”前多了一张我的小凳子。

白天成为我的噩梦，难得再有和小伙伴跳皮筋、躲猫猫的游戏，只有对着一座翻着白眼的人物石膏像没完没了的素描作业。

三

听到父母亲要被他们所在的美术学院派往武汉钢铁厂辅导、创作并举办一个工人画展，我欣喜若狂，但不敢有丝毫表露，狂乱的心简直憋得要窒息了。

那天中午，父亲和母亲早早回到家中，而且面露喜色。很长时间了，各类运动一场接着一场，他们几乎没有机会从事美术创作，用父亲的话说，这次借调到工厂的机会可以“明目张胆”地画画了。关于我，他们也已经安排好，交由楼上陶老师的老保姆朱婆照管。

我眉开眼笑。听大人讲，朱婆年轻的时候给一家白俄当过女佣，做得一手好西餐。

离同福里不远有座著名的房子，说是房子，其实是一座高达五层有几百个房间的巨大公寓，像是停泊在洞庭街上的一艘航母。建起这座建筑“航母”的是白俄茶商巴诺夫。武汉人为了叫着顺嘴，将这座房子叫做巴公房子。巴公房子属于高级公寓，许多在武汉做生意的有钱的俄国茶商也住在其中，朱婆的雇主是其中的一位。

武汉还没解放，俄国茶商就纷纷回国。请朱婆做保姆的汉口人家要排长队，她最终选择了同福里在中学教俄文的陶老师。陶老师住在我家楼上，和苏联关系变糟之后，她改教英语了。

性格温文尔雅的陶老师和我母亲蛮谈得来，我们家里收藏的各种欧洲名画册从不示人，但愿意悄悄借给陶老师看。陶老师不仅帮我母亲偷偷翻译画册上的俄文，还经常端来朱婆用西红柿酱、洋葱、卷心菜、碎牛肉炖出的俄罗斯红汤与我们分享。那么朱婆带我，意味着常有美味无比的红汤喝！

父母清理好要带到工厂的物品，又欢欣地支使我搬了三把椅子在客厅的壁炉前。

其实这座镶嵌有精美木雕的欧式壁炉只是个摆设而已，原来的房主在全家被下放到鄂西山区前，已小心翼翼地将烟道封死，好在炉膛没有像其他心灰意绝的房主那样用水泥封死。我的父母心情好的时候，会提一只涂了红颜料的马灯放进炉膛里，它瞬间就充盈温暖的光芒。然后父亲就会用他带有磁性的男中音朗读一段文学作品，既有“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这些唐诗宋词，也有他们在学校学西画时就钟情的外国文学作品。

我知道此刻心情大好的父亲就要开始每周一次的家庭朗读了，摆好椅子又熟练地关上了百叶窗，颇有点像电影里那些搞地下工作的人，让我在紧张之余有种冒险的快感。

父亲今天朗诵的是母亲所喜爱的屠格涅夫的《白静草原》：在深灰色的天空中，一些地方还闪烁着星星，带着湿气的轻风不时像微波荡漾，仿佛能听见夜的矜持、隐隐约约的絮语声，被黑影笼罩的树林发出轻轻的响声。这时有人把一张毯子放到大车上，把装茶炊的木箱放在踏脚边……

母亲很幸福地倾听着。父亲朗读的声音刚落，走廊传来轻轻的叩门声，我们没有慌张，知道是楼上的陶老师来了。

于是，壁炉前又多了一把椅子。

陶老师除了带来朱婆做的烤面包，还带来一本原版的俄文小说，普希金的《当代英雄》，她喜欢用俄语朗诵。之后，母亲又用中文朗诵了一遍：当我驰进科依萨乌尔山谷的时候，太阳已经开始隐入白雪皑皑的山脊之后，车夫是一个奥塞丁人，他不住地驱赶着马匹，想要在天黑之前登上山，而且还拉开了嗓门唱起歌来……

在大人们美妙的朗读中，我年幼的心也乘着马车在宽阔的平原上信马由缰。当他们放下书本端起茶杯润嗓子的间歇，我迫不及待地追问，接下来呢？接下来呢？

这时，窗外响起人声：快，把标语递过来！

巷里刷标语的已经刷到我家的窗前。

朗读戛然而止。

父亲撩开窗帘看了看外面，一队人拎着标语走到窗下，标语上写着一行龙飞凤舞的斗大墨字：砸烂资本主义走狗曹家山的狗头！

四

曹家山住在我家对门。

同福里只有曹家的住宅是四层，比巷里所有的楼房都高出一大截，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据说解放前半条里弄都是曹家山买下的。

已经六十出头的曹家山，背有点微驼，大人们讲，他当年在武汉商界可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跺下脚，能震翻大汉口。

如今天地翻覆，几岁的小孩子都敢当面喊他“曹驼子”。面对这显然不恭的称谓，他也从不恼怒，或许是不敢恼怒，脸上永远流露着谦卑的神情，哪怕有小孩朝他的驼背上扔一砖头，他也不吭一声，只是匆匆加快脚步闪进自家的深院里。

曹家两扇挂着一对大铜环的厚重木门几乎终日紧闭，虽然住着祖孙三代十几口人，但没有一点声息传出来，与一墙之隔却沸沸扬扬的世界仿佛阴阳两界。

住在曹家对门的我，常常好奇地望着河蚌般缄默的屋栋，揣测他们缄默的生活。

就是在这种好奇的张望中，有一天我发现了阿宝。

那是一个模样只有六七岁的白白净净男孩，大脑袋，胳膊圆滚滚的，长睫毛下有一对黑潭似的眼睛，他总是悄无声息地躲在顶楼的一个玻璃窗后面，偷偷地看巷子里的孩子们做游戏。

初次发现他的那一刻，我吓了一跳，好似发现了隐藏已久的小爱神丘比特，只是手里没有弓箭而已，有点害怕他。

没想到他更害怕我，当我抬起头打量他的时候，便只剩下一个畏畏缩缩的大脑袋。后来又怀疑他可能只是一个身患疾病或腿有残疾无法出门的孩子。

有一天，里弄的孩子们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因为人数不够，有人突然想到了阿宝。我刚表示了疑虑，大家笑道，他的胳膊和腿都没毛病，是怕别人欺负而不敢出门。他们还告诉说，阿宝的爸爸妈妈都在上海，但被赶到农村去了，父母担心阿宝在乡下受苦，把他送到了爷爷这里。

小孩子的政治警惕性远没有大人那么高，为了能让游戏进行下去，都一致同意让阿宝参加。

于是，大家纷纷向阿宝招手，邀请他下楼来玩。阿宝起初十分恐惧，以为我们在搞什么恶作剧，像受惊的小兔立马没了身影。大伙儿急了，扯着嗓门一遍遍喊他的名字，表白没有丁点恶意。过了许久，他又怯怯地在窗口出现了，毕竟还是个六七岁的孩子，怎能经得住游戏的诱惑呢？

很快，曹家的大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一条缝，我们惊喜地看见阿宝露出了大脑袋。我发现年幼的阿宝脸上流露的受宠若惊的神情竟和他的爷爷那么相似。就在大伙欢叫的同时，一个老妇人惊恐的声音也尖锐地响起来了：阿宝，阿宝啊！那喊声仿佛世界末日来临。阿宝的奶奶跌跌撞撞地从楼上冲下来了，一把将半个身子已挤出大门的阿宝死死扯住。

期待游戏的孩子们很不高兴。王小彪得意地悄声说，我有一绝招。

王小彪虽然十二岁了，但个头矮得像幼儿园大班的儿童，大人们说他自生下来就得了一种叫侏儒症的病。我曾悄悄地问过朱婆，王小彪会不会死？朱婆瞪我一眼说，莫瞎诳！他只是永远长不高罢了，变成老头子时，可能也只这么高。

我无法想象王小彪长到七十岁的模样，既恐惧又非常同情。朱婆扯扯我的小辫子讪笑道，别看他矮你们半个头，全长心了，比你们谁的心心眼眼都多。

王小彪的父亲是一位制煤工，他们全家住在巷子中段一个用木板搭成的煤店铺，以做蜂窝煤为业。他脾气暴烈，顿顿都少不了半瓶酒，眼睛总是红得像只兔子。朱婆说他也蛮可怜，妻子死得早，没有人帮他做下酒菜，经常抿一口酒，拿筷子头蘸蘸酱油。

自从他胳膊戴上了战斗队的红袖章，酒喝得更凶，见哪个小孩调皮，便佯装着要解开腰里的皮带：老子抽死你这个龟孙子！

不过，他也从未真的揍过人。

好，接着说王小彪吧。见阿宝被拉住了，他突然以和身高完全不匹配的嗓子吼了一声：手榴弹来了！

老太太虽然被吓得筛糠似的哆嗦，竟然没有松开拉住阿宝的手。可怜的阿宝被拉回了门里。

王小彪显然有点扫兴，大家好奇地追问他喊手榴弹的缘由，他开始得意地透露他爸爸讲的秘密：当年日本人打来武汉的时候老太太被手榴弹吓过，从此受了刺激，一听手榴弹三个字就吓得魂不附体。红卫兵抄家时曹家拒不说出细软的去向，就是有知情人喊了声“手榴弹来了！”，老太太立马招了“供”。

阿宝被拉回门里后，再也没有露头。从此，他又回到躲在窗后偷窥大家玩游戏的寂寞时光。但这样的日子也没能持续多久。巷子里的孩子们为了报复老太太拉回了阿宝，时常在曹家的大门外故意喊阿宝出来吓唬她，并以此作乐，而阿宝的大脑袋从此在窗口后面消失了。

不论什么年代，小孩子总有玩不完的游戏。渐渐地，大家似乎忘记了阿宝的存在。阿宝对我来说虽然只是隐身在阁楼窗后的小影子，但我总是忘不掉他偷窥我们游戏的时候，胆怯的眼神里流露出来的渴望。

有一天，我坐在家里画素描，家里的百叶窗开着，一只纸折的小鸟划着优美的弧线飞进来，我抬起头，这次阿宝没有躲，笑了。我用铅笔画了一个长着翅膀的小男孩，向他高高地举起来，他也展开胳膊向我做了飞行的动作。

更让我意外的是，当我打开他做的纸鸟时，发现上面笨拙地画着一个穿粉红色裙子的小女孩。

每当我被关在家里画那些永远也画不完的石膏人，便会偷偷地眺望曹家缄默的顶楼，等待着那只大脑袋忽然出现，寂寞的我们会用图画来交流。

可是，这年的夏季，我到西安看望外公返回到武汉的当天，从朱婆那里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阿宝到江滩玩水淹死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换了别的孩子或许我信，同福里距长江大堤仅隔一条街，盛夏的时候总有成群结队的孩子瞒着大人跑到江边嬉水，几乎每年街上都有孩子溺水身亡的消息传出。可阿宝是一个连大门都不让出也不敢出的孩子，怎么会斗胆溜到长江玩水呢？！

朱婆哽咽地说，莫说你不信，全巷子的人都不相信哪。

原来，我刚到西安外公家不久，曹家的一楼就被居委会征用了，楼上又陆续搬进了几户，于是，曹家被挤进了顶楼的一套小房间。小小的阿宝并没有感到什么委屈，他甚至产生了一种莫名的兴奋，因为搬进来的人家中，有个和他个头相仿的男孩。

那个男孩就是王小彪。

王小彪原来在巷子中段的家仍然是煤铺，但做煤送煤的改为几个戴着黑袖章的“五类分子”，他的爸爸已经成为一所小学的工宣队队长。

和阿宝同住一楼，俩人自然有了来往，很长时间没有玩伴的阿宝甭提有多高兴了，虽然依旧不能下楼出大门玩耍，但也乐得像上了天堂。

可是，阿宝的快乐总是那么短暂。王小彪仗着父亲升迁，脾气更加蛮横，渐渐遭到里弄孩子的排斥，久而久之便以欺负和捉弄阿宝作乐。

王小彪的爸爸虽然对曹家的大人从没好脸色，但绝不允许儿子欺负远离爹妈的阿宝，发现一回就揍他一回。

这样一来，王小彪更是将仇恨发泄到阿宝身上。曹家人发现后不敢言语，唯一能做的仍只是将阿宝看管得更严，连楼梯也不轻易让他去。

此时被让出房屋的曹家，连朝向巷子的窗口都没有了，唯一的窗口对着一排黑乎乎的屋脊。全家人没有好心情，自然家里的气氛也是阴沉沉的，阿宝每天仅有的乐趣只能是和偶尔停在屋脊上的几只鸽子说说话。

当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迎来了盛夏，王小彪也跃跃欲试地想去江边嬉水，巷子里的孩子又不接纳他同行，于是便想到了阿宝。直到现在，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说动阿宝的，更不知道阿宝的胆量从何而来，他俩又是如何从大人的眼皮底下溜出去的。

总之，他带着阿宝来到了江水横溢的江堤上。

朱婆说，接着发生的这一切是王小彪一天之后才哭着向他父亲透露的，说得十分简单：来到江堤后，他想下水又有点怕，便动员阿宝先下水，阿宝犹豫了一会儿，他又催了阿宝，阿宝便小心翼翼地卷起裤腿，鞋也没脱，伸出脚踩下去，结果滑了进去。水很深，甚至没有冒个泡泡，人就没了影……

听到这里，我觉得空气中伸过来一只无形的手将我的喉咙掐住了，愈掐愈紧，以至无法呼吸。

我的脑海里晃动着阿宝站在窗后的影子，他的大脑袋，长睫毛下深潭似的眼睛，他小心翼翼地挤出大门的滚圆胳膊和小手。

眼泪汩汩地流下来，冰冷地滑到我的衣领里。朱婆啧啧不已：唉呀呀，你看你看，这个伢没有和阿宝玩过一天，哭成这个样子，好心肠的人，万能的主都记在心里呢。

朱婆当年随了那家白俄茶商信了东正教，常跟着洋东家去天津路口的东正教堂做礼拜，解放后教堂被封，但她一到激动的时候还是忍不住向万能的主祷告。

在朱婆的讲述中，阿宝的死愈来愈像电影镜头在我眼前回放着：

王小彪望着瞬间合拢的浑黄水面，恐怖极了。附近的江柳里就有人，但他不敢喊，担心给人知道，父亲会将他打个半死。后来，他拔腿往家跑，路上告诫自己，无论如何都要守住这个可怕的秘密……

其实，那天曹家的大人很快就发现阿宝不在了，疑心是王小彪将阿宝带出去玩耍，但不敢追问，人家出身好，能带阿宝出去玩是看得起自家孩子，哪有责怪的道理？到了晌午，王小彪回来了，没见阿宝，家人便装作不在意地问了几句，他一口咬定根本就没有见到阿宝的影子。这下把阿宝的爷爷奶奶急坏了。

曹家不敢大张旗鼓地找人，心急如焚却默默无言地在附近的大街小巷用仓皇的目光搜寻，他们再富有想象力也想不到阿宝会到长江边嬉水。直至夜深，阿宝仍不见踪影，老太太终于忍不住大放悲声，一时间整条巷子凄凉地回荡着“阿宝，我的阿宝！”。

一墙之隔的王小彪被阿宝家的悲痛骇住了，他躺在床上整夜像一只炉膛中翻动的烧饼，让父亲发现了端倪。怒不可遏的父亲扬起蒲扇般的大手将他从床上扇到了墙角，淌着满脸鼻血的王小彪，终于结结巴巴地道出了实情：阿宝在水里……

直到朱婆给我讲述这件事情的那天，阿宝仍未找到，巷里的邻居还帮着在几十公里外一个叫阳逻的地方找过。老早就听大人讲，长江流经位于汉口下游的阳逻时会打个回旋，那些落水死亡的人最终都能在这里浮起。

朱婆安慰我说，上天念阿宝可怜，肯定是把他变成了一条小鱼，游到黄浦江到上海会他的妈妈去了。我依然哭，如果阿宝被江里的大鱼一口吞下去呢，我在江边见过渔民捕捞的大鱼，比我的个头还要大。朱婆顿时无语。

这时，我看见了巷子上空飞过的一群鸽子，心想，阿宝要真是长着翅膀的丘比特就好了，他不会淹死，也不会害怕王小彪了，他手里有弓箭。

五

父母去武钢帮工人办画展之后，朱婆除了给我做饭、晚上陪我睡觉，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催促我坐在家里完成父母布置的美术作业。

自从阿宝溺水后，我更视画画为苦役。每当窗外传来小伙伴喧腾的嬉闹声，我便开始在板凳上像水蛇似的扭来扭去，仁慈的朱婆就笑着扯扯我的麻花辫：勾魂的又来了。在她的默许下，我能冲出家门逍遥一会儿。

那个下午也是如此。我兴冲冲地扔掉画板来到巷口，因为小伙伴们又发明了一个新的游戏：跳墩。

在同福里的巷子口，不知何年何月立了两只青麻石墩子，恐是为了截住大车图个巷子安宁。两只青石墩子也成了同福里区别其他巷子的标志之一，平日里则成为来往的人歇脚的天然石凳。巷子里的小孩玩腻了别的游戏，便打起石墩的主意，从这一只跳到对面那一只。

我好容易有机会站上了青石墩，兴奋地正准备奋力一跃，发现围在石墩周围的小伙伴忽然全部转过头，我以为又是谁家的大人突然回来了。

这一瞥，让我看见了今生无法忘怀的一幕：从洞庭街高大的法国梧桐下面，走来一个身材高挑的年轻男子，鼻梁高挺，深陷的眼眶嵌有一对罕见的蓝眸，微微卷起的头发在阳光下泛着一层柔缎般的褐栗色，活脱脱一个从欧洲古典画册里走下的人儿。

我瞬间有种梦幻的感觉，老天仿佛派他来回答我初到武汉的疑问。

总是见多识广的王小彪对我诡秘地一笑：一个二毛子。

见我还不理解，他卖弄似的说，就是中国女人跟外国男人生的小伢，大人平时骂杂种杂种，就是这个意思。他还说他爸爸讲过，武汉从前住着很多高鼻子的洋人，洞庭街鄱阳街胜利街青岛路一元路满街都是，解放后把他们赶走了，留下这些没有人要的二毛子。说着他还往地下啐了一口，让我感受到人们对这种人极度的轻蔑。

有个姓彭的男孩也加入大伙的议论，说这个男人叫周芒，是他哥哥读高中时的同学，周芒的父亲是武汉三镇有名的妇科医生，母亲是有名的舞蹈演员。王小彪哼了一声，抱养，懂吧。

姓彭的男孩又不无同情地补充说，由于那位舞蹈演员被揭发解放前陪过外国人跳舞，又怀疑她是间谍特务，受不了批斗，和丈夫一起服毒死了。

我目瞪口呆地望着这个叫周芒的年轻人目不斜视地穿过众人荆棘般的目光，径自进了巷子。

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线牵着，着了魔似的，我跳下石墩竟尾随而去。空出的石墩立刻被王小彪他们欢快地占据了，而我的心全都被好奇心占领。

这年头的男人和女人都以穿军绿色的肥大服装为时尚，他却大胆地穿着一件剪裁得当的浅咖啡秋衣，下着一条裤缝笔直的深灰色长裤，现在想起来，这身装扮显然使得走在街上的他带有一种危险的反叛。

但他好像视死如归。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走进了我家住的门栋！

朱婆正在天井扫地，一抬头，扫帚掉地下，接着扑上前去抱住了这个蓝眼睛的卷发男人：主啊，你怎么来了！

周芒俯身在朱婆满是皱纹的脸上左亲一口右亲一口，亲得朱婆眼泪哗哗。

冷静下来，朱婆赶紧将他带到了自己住的保姆房，陶老师跟着学校支农去了，陶老师的两个读初中的儿子也被学校组织到武汉东西湖农场去学农劳动，楼上只有朱婆一人住。

巷子里另一位老保姆宋妈也尾随着来到我们这个屋栋，将朱婆扯到一边悄声提醒她不要受这个年轻人的连累。朱婆说，我不怕，我出身好，政府都知道旧社会我受帝国主义剥削。这个伢当年是我捡的，不晓得是哪个在寒冬腊月里放在巴公房子的门口，白俄急着回国都不肯收留，托给了常给白俄看病的周医生，他夫人正好不能生育。为么叫周芒？周医生说了，伢是夜里救的，取名周芒，叫他一生不再黑暗活得敞亮。哪晓得夫妇俩倒熬不住先走了，我这个太婆不管哪个管？

听朱婆这么一说，宋妈也湿着眼睛走了。

周芒告诉朱婆，他是从插队的鄂西大山区赶回武汉处理父母的后事的，林场的老队长也很同情他，前些日子有位和他一起从武汉下放到林场的知青，伐木头的时候被倒下的树砸死了，老队长让他不急于回去，别人问起来就说林场派他回武汉办事的，还给他开了一张盖着红公章的证明。

看了周芒的那张证明，朱婆转忧为喜，她在巷子里晃了几个来回，人人便都知道周芒留在武汉是有正当理由的。

朱婆忙进忙出，给再次成为孤儿的周芒烤蜂蜜面包，炖俄罗斯红汤。问及下放到深山老林的生活，周芒似不愿让朱婆担心，讲的都是很好玩的事。比如，他刚下放到林场的那会儿，不但山民们打着火把络绎不绝地来看“洋人”，附近的知青也翻山越岭来看稀罕，所以并不寂寞。只是有一次，他到更远的山里伐木迷了路，几位警惕性高的山民误以为他是帝国主义空投到这里的特务，用砍刀逼他交出发报机，还问他把降落伞和手枪藏在哪里了。听到这些，朱婆一会儿笑一会儿哭。

天晚了，周芒不顾她的再三挽留，仍然坚持回自己的家，说要与父母的肖像做伴。

隔些日子，朱婆放心不下周芒，就会揣上他爱吃的蜂蜜面包去看他。

有一天，朱婆带着我来到位于鄱阳街的一座掩映在法桐浓荫里的欧式小楼，沿着旋转式楼梯拾阶而上，走进他的家。听说这栋别致的洋楼没有被收走，是因为周芒父母的死惊动了中央的一位大首长，专门发了话保护起来。

推开门，我怎么也没想到周芒正坐在一台老缝纫机前娴熟地做衣服！

一匹碎花布流水似的从他修长的指尖下徐徐滑过，机台上还有数颗精心盘好的布纽扣，像静静缤放的朵朵梅花。周芒告诉朱婆，想给善良的老队长的五个女儿五朵金花每人准备一套花衣。

朱婆似乎见怪不怪，指着周芒对我说，女孩子更要学手工的，不能只会画画儿，他像你这七八岁的年龄，给布娃娃做的小衣裤就有模有样了。

忽然，一团红光在我眼前一闪，定睛一看，原来是挂在墙角的一双软缎红舞鞋。朱婆顺着我的眼神望过去，问周芒是不是他母亲留下的舞鞋，周芒说，不是，是十岁时在市青少年宫上最后一堂芭蕾课穿的，当时学的是《天鹅湖》片断，自那天以后他就再没有被允许进芭蕾舞教室。

周芒踮起脚尖伸展优雅的四肢在客厅的地板上慢慢起舞，一只忧伤的白天鹅再世。

朱婆看着看着眼泪又落了，夸奖周芒跳得比一个叫邓肯的舞蹈女神还要好。三十年代这个美国女人来武汉连演七场，她因为要给白俄茶商照看三个学舞蹈的孩子，得以跟着他们全家到剧场一饱眼福。

抖开周芒做的精致衣裳，朱婆望望墙上美丽如仙的周芒母亲的肖像喃喃自语：你尽可以放心走，周芒不能像你那样成为武汉最好的舞蹈家，也会成为武汉最好的裁缝师傅，老天爷会给这个伢一条生路的。

周芒的家在我眼里像魔术师的家，总有意外的发现。看过红舞鞋，又在八仙桌上发现一个大水晶瓶里竟插满紫杆黄花的洪山菜苔。第一次见有人将菜苔代鲜花作瓶插，好奇怪。朱婆见了也笑，说周芒的母亲生前非常喜欢鲜花，当年这水晶瓶里可是天天都插满红玫瑰白玫瑰的。周芒惊讶地转过脸，朗诵诗似的：它不美吗，你看它挺拔的茎秆有一种高贵的紫红，翠绿的叶片夹杂神秘的宝蓝，鹅黄的花朵虽然不大，却是在冬天才开的，这种植物通体都有凛然不可侵犯的美。

朱婆亲昵地拍拍他的脸，非常开心：还是我的乖乖有雅兴，我这个老太婆就只晓得腊肉炒菜苔。

在周芒家待了大半天，后来我知道有个地方朱婆没有带我看，就是周芒当舞蹈演员的母亲放服装的房间，据说各式各样的漂亮衣裳挂满了巨大的房间，周芒想他母亲的时候就将母亲的衣服捧在脸上哭一场。

回家的路上，朱婆带我买了两大把新鲜的紫菜苔白菜苔，又顺手买了两只陶罐，于是，我们房间也有了“鲜花”。

不久，父母完成工人画展的任务回来了，推开门见到陶罐里的菜苔花，以为是我的杰作，高兴地把我搂得喘不过气来。

我一五一十地给他们讲周芒。父亲沉默半晌对母亲感叹道，在这个乱糟糟的年代，受了那么多苦，生活却没有粗鄙化，还保持一份优雅，真不容易！

此后，父母的“美术夜校“里多了一位“蓝眼睛”，他也是唯一被他们主动邀请来的学生。

周芒深知留在武汉的时间很有限，因此非常刻苦。我发现他交给我父母亲的美术作业都和服装有关，而且深得他俩的欣赏。我得意地对父亲讲，朱婆说了，周芒会成为武汉最好的裁缝。可父亲说，不对，是最好的服装设计师！

有周芒做学美术的“同学”，我的兴趣也大大地提高了，

枯燥的素描结束后，父母开始讲色彩。

红色是我在生活中最多见的颜色，太阳是红的，标语是红的，袖章是红的，那些巨大的罗马柱是通红的钢柱。父亲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万紫千红，不仅仅只有大红，还有桃红、枣红、猩红、莲红、洋红、胭脂红、玫瑰红、印度红、珊瑚红、樱桃红、海螺红、芙蓉红、釉底红、血牙红、宝石红……

讲到绿，我们只能说出草绿、军绿，因为除了深蓝的中山装，大多数人的衣服也就是这个颜色了。当父亲又报出“原野绿、水晶绿、洋蓟绿、孔雀绿、墨水绿、威尼斯绿、巴黎绿、森林绿”等几十种闻所未闻的分类时，屋里简直沸腾了！

上过色彩课后的周芒，将这些颜色都用在了他画的服装样式上，我看见他笔下这些美丽得难以置信的衣服，羡慕极了，可大家认真地说它们是永远也穿不出去的服装。

周芒偏偏给我做了一件。那是一件童话般的粉红短裙，胸口缀着一道水波纹的花边，圆形的口袋设计成两只可爱的苹果。父母虽然赞不绝口，但很纠结我能否穿到街上去，尽管用的是很普通的布料，因为样式出众很容易被人联想到奢侈的生活，而带来麻烦。

于是这件裙子只能在家里穿，我最大的乐趣就是穿上它在朱婆面前走来走去，听朱婆夸我是美丽的公主。

父母要对大家考试了，周芒让我先考考他，我盯着他的蓝眼睛，故意说：蓝。

周芒笑了：蔚蓝、海蓝、宝蓝、湖蓝、灰蓝、湛蓝、矿蓝、瓷蓝、藏蓝、石磨蓝、萨克斯蓝、孔雀蓝、普鲁士蓝……

说着说着，他的蓝眼睛在我的黑眼睛里变成一片海，还有帆。

因为知道周芒的身世，我隐隐觉得他有一天会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或者很远很远的地方会有一个人来找他。

六

学校“停课闹革命”之后，便是“复课闹革命”。于是，同福里的孩子结束了仿佛没完没了的游戏，都回到课堂。这是家长们日盼夜想的。

当我上学放学的路上经过同福里一座有石雕门楣的房子，飞一般跑过去之后，心还在怦怦乱跳。

从它一楼歪歪斜斜的百叶窗里，常常传来一个男人的歌声，唱的是样板戏《白毛女》中的《扎红头绳》：“人家的闺女有花儿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儿，我给我喜儿扎起来……”

每天都是同一首歌。

房间住着一个男人，独身。我听巷子里的小孩讲，他刚从汉口的“六角亭”出来。

六角亭是坐落在汉口六渡桥附近的一条街，因为街上有家著名的精神病医院，武汉人都习惯用“六角亭跑出来的”来形容脑子不正常的人。

整条巷子都知道，唉，整条洞庭街和鄱阳街的人都知道，《白毛女》就是他患病的病根儿。

他本是武汉红旗机床厂的工人。当时，除了专业剧团，许多学校和工厂也在排演样板戏《白毛女》。他所在的工厂已经挑好了扮演喜儿和大春的演员，而喜儿的父亲杨白劳这个角色却迟迟定不下来。从武汉歌剧院请来的导演说，要找个浑厚的男低音才行，只有男低音才能把杨白劳那苍凉悲愤的唱段表现出来。

眼看彩排的日子愈来愈近，男低音还没有着落，导演也很着急。有一天，导演偶尔经过厂里的大操场，一场篮球比赛正打得难解难分，忽然围观的人群中有人高喊了一声“好球！”导演兴奋了，冲进人群将这个有着浑厚嗓门的年轻钳工给抱住了。

他就这样走上了舞台。

那会儿，他才二十五六岁，可是，一上台就要化妆成看上去已有六十开外的穷苦老汉，一顶破棉帽，一件破棉袄，腰间扎根破草绳儿，还要在脸上粘上灰白的胡须。大幕拉开，当杨白劳在呼啸的风雪声中踉踉跄跄地走上场，唱起：“满天风雪一片白，躲债七天回家来，希望熬过这一关，挨冰受饿我也能忍耐……”台下观众们的心便在他悲凉的歌声里揪成一团，而同车间的同事们则为他出人意料的表演把掌声鼓得山响！

由于这个业余演出队演得好，很长一段时间，年青的钳工离开机声隆隆的车间，跟着演出队到其他厂子或农村四处巡演。

起初的那段日子，他只觉得又新鲜又好玩，可是，时间一长，渐渐地感到痛苦起来，他暗暗喜欢上了扮演喜儿的那个漂亮女孩。每次演出之前，在化妆间里，他眼见大春的扮演者越化妆越帅，尤其扎上那条白羊肚毛巾，简直就是女孩子们眼中的白马王子。

同样，因为剧情的需要，他这个杨白劳越化妆越老，化妆师似乎还嫌他老得不够，每次拿彩笔在他的额头上重重地添上几道皱纹。“喜儿”和“大春”看见他这副样子常常在后台笑成一团。

演出开始后，他最幸福的时刻是“喜儿”依偎在他怀里，然后，他一边唱着歌儿一边给怀里的她扎红头绳儿。“人家的闺女有花儿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儿，我给我喜儿扎起来……”他真希望这根红头绳长又长，能一直将她浓黑而柔软的长发握在手心，一辈子都不松开。

当美丽的喜儿和英俊的大春哥在台上双目含情翩翩起舞的时候，他常悄悄地躲在舞台的幕布后，幻想着自己要是大春的扮演者该有多好！而导演说，男高音或男中音都不难找，就男低音稀少，还承诺演完《白毛女》后将他推荐到市里的专业剧团，可此时此刻他恨死自己的这副嗓子了。

他很自卑，因为即便不扮演杨白劳，卸完妆的他也远比“大春”逊色：个头没有对方挺拔，脸庞没有对方英俊，还有，家境也没有对方优越。他的父母都是同厂的老工人，而“大春”的父亲是局里的一位科长。出于初恋的羞怯，更出于一种自卑，他将爱情藏在心里，任由它在胸房疯长，但绝不让它常春藤似的有枝蔓伸出来。

临近春节，上面有消息传来，业余演出队将解散，队员们要返回各自的生产岗位参加生产。“大春”将参军到部队的一个师部文工队，“喜儿”被外省的一家地方戏曲剧团选中，而当初发现他的那位导演没有食言，说好等他参加完最后一场演出，便调他去市歌舞剧院，多少年，歌剧院没有找到这样的苗子了。大家都为他高兴，唯有他内心闷闷不乐，但不好流露在脸上。

厂内外都知道，这天是演出队最后一次上演《白毛女》了，演出的那天，武汉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满目皆白，可大礼堂观众爆满，门挤得都关不上。大幕启开，喜儿还是那么活泼美丽，大春还是那么英气逼人，相衬之下的杨白劳显得更加衰老苍凉。

终于等到了这一幕，喜儿盼来了躲债七日后大年三十溜回家中的父亲。戴着一顶破棉帽的杨白劳吹了吹被冻得红肿的双手，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摸出一根红头绳儿，抚摸着喜儿乌黑的大辫，深情地唱道：

“人家的闺女有花儿戴，

你爹我钱少不能买，

扯上二尺红头绳儿……”

他怎么也没想到，就在他往破棉袄外掏红头绳的时候，一只用白纸折叠的纸鹤掉在了台上。不巧，一阵寒风吹来，它像一只轻盈的蝴蝶飞起，在人头攒动的礼堂忽上忽下地飞舞，大家的目光顿时被它吸引住，一些年轻人竟兴奋地跳起来去捕捉那只“蝴蝶”。

正在台上沉浸在给“喜儿”扎辫的甜蜜中的他，感到了台下传来的骚动。当他见到一双双手伸向那只纸鹤时，忽然从台上一跃而起跳向观众席。大家一时也忘了杨白劳的扮演者实际上是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见台上那个畏畏缩缩的穷苦老汉忽然变成身手敏捷的武林高人，先是满堂诧异，然后哄堂大笑。当然，这更撩起了人们对这只纸鹤的猜疑！

争抢中纸鹤还是被一位眼疾手快的年轻人抓在了手里，他跳上座椅打开看了之后，笑着问眼巴巴望着他的大伙：念不念？人们异口同声：“念！念！念！”

年轻人得意地大声地念了出来：“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丽萍，我爱你到老！”

大家都知道扮演喜儿的女孩叫陈丽萍。呵呵，杨白劳爱上了喜儿！礼堂几乎沸腾了，比家乡解放、含辛茹苦的白毛女被解救出山那一幕还要热闹。

在那个视爱情为禁区的年代，一个人的爱情被这样在大庭广众面前曝光，如同被人脱光后晒在广场上同样的羞辱。他将杨白劳的那顶厚墩墩的破棉帽按在胸前，粘上去的花白胡须也在拼抢中歪到了脸的另一边，手里还攥着一截红头绳儿。就这么呆呆地在人群中站着，世界仿佛雪后的大地，一片空白。

厂领导是怎么神色严峻地走到台上，用手里的扩音喇叭中止了这场恶作剧，又是怎么宣布休场十分钟，他全然不知，他目光呆痴地被扶到后台。领导宣布演出还要继续……

在《白毛女》全剧中，好在杨白劳的戏份并不多，给喜儿扎完红头绳儿，地主黄世仁强迫他签下卖身契后，他就喝卤水自杀了。

因为他将扮演喜儿的陈丽萍不幸卷进来，陈丽萍躲在后台哭得十分委屈。领导没有让再现扎红头绳这一幕，而是让他从签卖身契这场开始。导演将他的棉帽扣好，白胡须粘好，又轻声地安慰和鼓励了他几句，便叫他出场了。他一出场，拿着喜儿的卖身契扑通一声给黄世仁跪下了：东家，求求你将喜儿还给我！刚撕心裂肺地喊完这一句，便咚地仰身倒下去。

导演傻眼了，卤水还没喝怎么就倒下了？导演在幕后带着哭腔高声地提醒他：我的个祖宗，囟水还没喝呢！

他这一倒就是三天，从醒后就开始说胡话、唱歌，这一唱就没有停。

他的头发长长之后，就自己给自己扎红头绳儿。

夏天的傍晚，同福里的人耐不住这座火炉之城的闷热，在巷子里排开竹床阵乘凉的时候，他的故事便一趟趟地游走在巷头巷尾。我就是在竹床上陆陆续续知道了他的这段身世。

他也有出门的时候，就是提着篮子到菜场买菜，蓝衣蓝裤，把自己收拾得挺干净，单从穿着上看不出来是个病人，唯一让人置疑的是脖子后面有一根扎着红头绳的花白长辫。

有些小孩喜欢恶作剧，碰见他经过的时候，便在他身后喊陈丽萍，他转过身伸展胳膊作出老鹰捉小鸡的姿势，孩子们就吓得乱跑，他只是笑：你们又骗我。

我不解地问母亲，你不是说被爱神丘比特的箭射中的人都会幸福快乐吗？母亲迟疑了一下，解释说：忘了告诉你，丘比特的弓箭袋里装着两支箭，一支是金箭，一支是铅箭，若是他摸错了，射出了那支铅箭，中箭的人就会痛苦。

谁能把扎红头绳儿的男人那根痛苦的铅箭拔出来呢？母亲望着我较真的眼神，同样严肃地回答：他爱的那个人。

于是，我对他的同情大于对他的恐惧。

有一天，又见小孩们追着他喊疯子，然后又四处散开，把刚进巷子的我给绊倒了，倒了之后又恰巧摔在巷口的石墩上，眼睛顿时给血糊住了。我看见扎红头绳的男人跑过来，还没有来得及害怕，便被他坚实的胳膊抱住了，然后感觉到他在奔跑。

巷子其他不知真相的人骇住了，发出阵阵惊叫：疯子把小孩抱跑了！

百十米外就是武汉市第二医院，他刚把我抱进急诊室，人们就追了上来，但直到医生来他才放手。

傍晚，下班后的父母听朱婆讲述此事，特地提了一袋水果登门去谢他。他接过来说留给喜儿吃。

从此，我成为巷子里唯一不害怕他、他招手便敢走到跟前的孩子。而每次去，他总有给我的礼物，有时是一包话梅，有时是一个橘子。

日子似水一样过去了，我十岁那年随父母搬到江对岸的湖北美院时，他没有气力唱歌了，换了一台留声机，听说每天从年久失修的百叶窗里传出的还是那首《扎红头绳》。

七

我是九十年代离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从北京到法国做服装设计的。

记得在国际机场转机的时候，偶遇当年同福里的一位老邻居，她转机到德国的法兰克福看她的女儿，聊天中得知其中几位熟人的近况。

周芒并没有如我想象的到异国他乡寻找他的亲生父母，也没有自称亲生父母的人来找过他。很快，他就从插队的林场回到武汉做了一名远近闻名的裁缝，专做女装。这个优雅俊朗的男人有许多女人爱他，但他却偏偏喜欢上一位同性。

当他们悄悄约会的时候遭人举报，在那个年代这是不能饶恕的罪行，坐牢之后周芒再没有音讯，他家那栋洋房也早已易主。

相对于周芒，邻居对扎红头绳的那个男人知道得更多些，因为她和“喜儿”陈丽萍是同学。

剧场的那个意外事件发生后不久，“喜儿”结婚了，但对象并不是“杨白劳”猜测的“大春”，而是她一直暗恋的乐队里的小号手。后来她和小号手丈夫去了深圳。。

“喜儿”再次回到武汉的时候，已经五十有六。这次回老家是参加老同学的聚会。在一片怀旧声里，不知怎么谈起了她当年做青工的那个工厂，还谈起了厂里那场“轰动”全市的《白毛女》的演出，笑过之后，又为“杨白劳”唏嘘不已。有位同学还笑着告诉她：说出来怕吓着你。你在厂里结婚的那天晚上，他还来找过，疯疯癫癫地说要送一个红包，我们不愿让婚礼扫兴，将他远远地挡在了门外。后来，他可能也觉无趣，站了一夜便走了。幸好你们夫妇去了南方，倘若留在这里还不知他如何缠人呢！

叙谈中，雪花飘起来了。

和同学旧友干完最后一杯酒，“喜儿”想独自在家乡的这座小城走走，不知不觉走到了当年做工的那座工厂。偌大的工厂只剩下长长的望不到头的围墙，土地和厂房早已易主，现在成为房地产商开发住宅区的工地。那座礼堂已拆得只剩下几根柱子。有很长时间，在礼堂发生的那一幕对年青的她简直像个噩梦。如今，人过中年的她，在雪片飞舞的这个夜晚回想起那只洁白的轻盈的纸鹤，忽然萦绕起温暖的情愫，因为那是和青春有关的日子。

她继续往前走，这一次目标很明确，从老同学那儿得知，他仍住在原处，父母留给他的老房子。

橙色的灯光将这风雪中的同福里也映得格外温暖，年关将至，已有零星的爆竹响起。她的步子忽然慢了起来，她听到了久违的歌声：人家的闺女有花儿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

她将披肩解开像展翅的天使，情不自禁地在铺满白雪的胡同里，少女般旋转起来，她且歌且舞，那扇老门距她愈来愈近。“人家的闺女有花儿戴，我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二尺红头绳儿，给我扎起来。”

他从屋里猛地站起来了，听见心爱的喜儿的歌声穿门而来。

几十年过去了，喜儿已经两鬓斑白，“杨白劳”不需化妆亦已银丝满头了！

仿佛他就知道她会来看他，已经布满老年斑的双手从怀里摸出一个红纸包递过去：你结婚了，我要送你一个红包。她颤巍巍地将它打开，里面躺着一截已经失去光泽的红头绳，还有那只纸鹤。她的眼泪吧嗒吧嗒落在了上面。

他像个委屈的孩子说：他们不让我进门，说我是个疯子。

她紧紧握住他的手：不！

他像个父亲似的关切地问：他打不打你？

她捂着脸哭了：不！

他像个初恋的小伙儿红着脸交代说：你把我给你的红包藏好，千万莫让别人发现了。

她哭着点点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