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雅新

2014年4月18日，从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革命家苏日图走完了他历经沧桑却充满辉煌的传奇一生。从最初的伪满洲国兴安陆军军官学校学员，到日益觉醒而参加“八·一一”武装起义投入革命阵营，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事业，苏日图谱写了自己追求进步的革命生涯，而“八·一一”起义正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考入兴安军官学校，接受奴化教育

1942年初，高小毕业以后，苏日图考入了伪满洲国兴安陆军军官学校少年科第十二期生。该校始建于1934年7月，校址在郑家屯（今吉林省双辽县），1935年8月迁至伪满统治东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的王爷庙（今内蒙古乌兰浩特市），直到1945年8月11日武装起义。该校建立的宗旨，是为兴安军培养初级军官。日本于1931年9月18日侵占东北后，为补充其军力不足，收编了不少当地的土匪、散兵游勇以及“自卫团”、“保卫团”之类的武装，成立了伪军（殖民地地方军），所谓的“兴安军”就是日本建立的伪军之一。在当时的伪满兴安东省、西省、南省、北省（即内蒙古东部地区）境内驻防，成员以蒙古族为主体。军校招收的学生也是以蒙古族（包括达斡尔、鄂温克族）的青少年为主体，统称生徒队（“生徒”是日语中用的汉文，日语读为SAITO，汉语译为学生）。因为入学后的吃、穿、住全部由军校提供，且每月还发一些零花钱，这对于当时出身农村的16岁少年苏日图来说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且毕业后当上军官后生活就有了出路。该校在第十二期生以前，学习时间为2年、3年不等，从苏日图这一期起改为少年科4年，加上预科、本科各2年，共8年才毕业。每个年级为1个连，即共8个连，每连招生80到100人，实行春季始业，每年3月1日开学，8月1日毕业。每个连又分为3个区队。连长多由日本军人担任，也有的由蒙古族军人担任，区队队长大部分是蒙古族军官，少部分是日本军官。十二期生开学时的连长就是日本人石原三郎，后来由一个叫片仓（KATAKKURA）的日本人当区队长。这个日本人心狠手辣，经常动手打人，一拳就能打得人翻个跟头、嘴鼻流血，是典型的法西斯暴徒。有一次把一个叫齐孟贤的同班同学打的满地乱滚，还叫他站起来继续打，一直打到昏为止。同学们对他真是恨之入骨，私下商量好有机会一定杀死他报仇，可惜这个日本人在“八·一一”起义时被调走，新调来的奥田（OKUDA）被同学们杀死。

军校不许学生讲汉语，必须讲蒙语或日语，强迫学日语，日常生活、授课、彼此交谈一律要用日语。苏日图从小不会讲蒙语，日语也是高小时学习了一点书面语，口语也不会。因此刚入校的一段时间在语言交流方面很尴尬，于是他就开始刻苦地学习蒙语蒙文，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蒙语蒙文。爷爷生前还经常用蒙文蒙语与人交流，恐怕与当时他勤奋学习蒙语密不可分。在校学习期间，因脑子比较灵活，特别是他的数学更为突出，被当时他的同学起了个绰号叫“KIKA阿他玛”（日语，译为“几何头脑”），为此爷爷经常很骄傲地在我们面前提起他这个绰号。他说，一次一个叫中村的日本教员教他们上代数课，当日本人在黑板上还没等把教学题写完，他就已经算出了答案，被日本教员发现后，用藤子教鞭狠狠地毒打了一顿，于是他更加仇恨日本人了。

军校建立了“建国神社”，供奉日本图腾“天照大神”，宣扬“满洲国”是在“天照大神”的保佑下建立起来的，凡从神社前经过必须脱帽鞠躬敬礼；要求学生每天早操及洗漱后跑到山顶（神社地址）进行参拜、合掌祷告，并向东京、新京（今长春）方向遥拜，朗诵《日本明治天皇敕语》、《满洲国皇帝训民诏书》，以示效忠，宣扬日本是“友邦”，“满洲国”之所以能建立，完全是“友邦”日本出兵帮助的结果。把日本人侵占东北说成是来拯救东北人民，尤其是蒙古人，因为他们愚昧无知落后，日本人前来教育开化他们来了。日本人诡称建立蒙古大帝国的成吉思汗是日本人，他青年时期经过西伯利亚来到蒙古草原，统一了蒙古，后来建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元朝，这引起了广大蒙古族青年的反感。在学校学习期间，王海山、额尔博勒图、包旺扎布等人，背着日本人，经常对学生进行反满抗日、复兴蒙古民族的教育，给他们讲成吉思汗和大元帝国的故事，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欺压中国人民，企图同化蒙古民族的狼子野心。

恶毒攻击苏联。军事训练以苏联和蒙古为假想敌，搞民族离间政策，宣扬汉族如何狡猾不忠，蒙古族如何诚实忠肯，企图使蒙汉人民对立起来，以便分而治之。而王海山等人给学生们介绍有关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情况，说他们是主张世界大同、民族解放，苏联是共产党领导，蒙古国是和苏联共产党同性质的人民革命领导。还告诉他们：中国也有共产党，在关里正在领导八路军、新四军抗击日本的侵略。这些进步思想使学生们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建立“思想对策委员会”，秘密搜集蒙古族军官和学生的思想动态；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学生的私人日记、各种笔记、私信，发现反满抗日思想，迅速向学校报告。严密控制学生，不使其与外界接触，限制学生行动，外出定时间，有出门证，三人统一行动。

参加“八·一一”武装起义，加入民警大队

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军校爱国师生对侵略者的奴化教育深恶痛绝，对祖国和民族的命运十分担忧，反满抗日情绪日益高涨。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蒙联军一百五十万，从阿尔山、黑河、绥芳河分三路进军，长驱直入伪满洲国境内，军校的日本人感到末日到了，军校里呈现出一片混乱状态。8月9日上午，关东军决定军校撤离王爷庙，去向葛根庙，生徒队分4个梯队撤退，少年科第14、15期生（1年级和2年级）为第1梯队，少年科第13期生（3年级）为第2梯队，少年科第12期生（4年级）、第11期生（预科2年级）和第10期生（本科1年级）为第3梯队，第9期生（本科2年级）为第4梯队。苏日图在第3梯队，各梯队从8月10日下午4时相继出发，当日夜晚，第3梯队撤退到王爷庙南30华里的吉尔沁艾里宿营，随从的王海山连长紧急召集白明儒、郝永芳、巴音图、那达那、包壮卿、包旺扎布等几名各连蒙古族军官秘密研究，准备在该屯杀死日本军官，但又考虑到日本军官已有戒备，他们带着机枪都集中住在一个地主大院里，大院墙很高，天又很黑，如果发生战斗，定会造成很大损失。因此决定到葛根庙再行动，并对比较勇敢、年龄大一点的学生做了具体布置，由谁打死哪个日本军官，规定以枪声为行动信号。

8月11日早晨，各梯队先后到达葛根庙北山。首先是第4梯队一、二、三区区长鄂秀峰、包壮卿、郝永芳指挥本科二年级学生，将生徒队队长吉川中校等日本军官杀死举行了起义。之后，立即派人与第3梯队连长王海山联系，利用休息时间，王海山指挥第3梯队的蒙古族军官和学生把同行的日本军官管原少校等全部杀死。接着派人到第1、2梯队联络，他们也先后动手打死了日本军官，各梯队共打死十几个日本军官。起义队伍按原定计划向扎赉特旗宝格达乌拉山进发，当走到一个叫阿尔山宝力高的小村时，王海山主持召开了全体会议，首先令大家把伪满的帽徽和领章撕下来扔掉，然后对大家说：“苏联已对日宣战，日本很快就要完蛋啦，苏联是帮助弱小民族的，我们蒙古民族自治、自决的时候到了，从此不再受压迫和歧视了。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发展，我们要团结起来干革命。战争可能还要打一段时间，但估计不会太久，我们上山打游击等待苏联红军。愿意为民族解放而干的可以跟着走，年龄太小不能跟的，可以回家或投亲靠友。”之后，起义队伍以王海山为大队长，临时任命了副队长、副官、中队长。这就是发生在乌兰浩特著名的“八·一一”葛根庙抗日武装起义，它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义举，是兴安军官学校师生革命觉醒的实际行动。

8月11日起义后，队伍继续向北行进去迎接苏联红军。在扎赉特旗第四村遇到也正在北撤的哈丰阿、博彦满都，他们和队长等人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内蒙古解放委员会”，王海山负责“八·一一”起义的兴安军官学校的学生队伍。8月15日王海山带领队伍到达科尔沁右翼后旗的好屯扎拉嘎村时，头上有飞机轰鸣，地下有坦克车冲来，当时队伍以为是日军得知军官学校师生造反而从阿尔山调来的日本部队来镇压的，有些学生有些害怕，混乱的四处躲藏。苏日图和他的同学和其古两人一直往东山上跑，过来东山进了一个屯子，躲在一户农民家里。后来才听说，飞机和坦克都是苏联部队，正是起义队伍要去迎接的苏联红军。弄明白状况后，王海山和巴音图把学生们都召集起来，跟着苏军走了。苏日图和和其古两人就离开了他们，开始单独行动。他们在一家姓金的农民家，把身上穿的军装脱下来连枪都交给金家，换了老百姓的衣服，在金家住下来，帮助秋收，做些农活。后来听说8月15日他们被打散的那天，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于是二人8月底就先后回到了乌兰浩特。听说十二期生同学很多人在贾家店成立了民警队，苏日图就去那里找到了他的同班同学额尔和木图、阿奇、义都和喜格等人，于是就跟着他们开始参与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同盟的活动（后改为内蒙古人民革命青年团，由特木尔巴根任秘书长）。10月初，由哈丰阿、特木尔巴根出面，经苏军同意，连长王海山等人从王爷庙北大营临时收容所被调出来，成立了兴安中部地区民警大队，配合苏军维持社会治安，下属4个中队，王海山任第一中队长。苏日图就投奔了王海山参加了民警大队第一中队（民警大队后扩编为民警总队、东蒙人民自治军骑兵第1师、内蒙古人民自卫军骑兵第1师、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第1师、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1师、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骑兵第1师）。

这次“八·一一”起义给日本侵略者重重一击，对其在该地区施行的殖民主义罪恶统治敲响了警钟外，还对参加起义的众多青年来说是个很好的锻炼，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革命觉悟，激励了他们的革命热情，对于像苏日图这样的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将士来说，更是为其今后走上坚定的革命道路播下了一颗热情、希望的种子。起义的成功，更加坚定了他继续革命的志向，在日后火热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中迅速成长，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出突出的成绩和贡献，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了干部队伍中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