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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师亦友胡愈之 引领邹韬奋走上革命路

2014-07-07林海清

档案天地 2014年7期
关键词:邹韬奋书店生活

林海清

九一八事变使邹韬奋受到强烈的刺激,他在共产党员胡愈之等人的帮助下,很快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靠近了党。《生活》周刊从此办得有声有色,发行数量达到十多万份。韬奋的言论在青年中产生极大的影响。1932年7月,他又创办《生活》分店。出版大量进步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书籍,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内重要的进步文化阵地,许多共产党员为这个书店工作。

夏衍曾说:“邹韬奋的转变,完全是胡愈之的功劳。韬奋的生活书店,胡愈之是‘军师,他出主意,做了大量的工作。”本文就记述胡愈之、邹韬奋的特殊情缘。

结识缘于《莫斯科印象记》

胡愈之是我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1914年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编辑练习生,刻苦自学,后来担任《东方杂志》主编。他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思潮的熏陶和“五卅”工人运动洗礼,思想日趋激进。“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他义愤填膺,起草抗议信,由郑振铎等七人签名,在《商报》上公开发表,谴责这一“率兽食人”的罪行。后因受国民党当局迫害,远走欧洲,在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学习国际法,研究国际问题,参加进步工人运动,并系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1931年春回国途中,他在莫斯科参观访问一星期,写下著名的《莫斯科印象记》一书,一年内重印了五次,在广大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

邹韬奋读了《莫斯科印象记》,马上写出读后感,在他主编的《生活》周刊上向读者推荐。他尤其钦佩作者胡愈之,很想向胡当面请教。九一八事变发生,胡愈之很快发表《尚欲维持中日邦交乎》一文,以国际法观点第一个提出断交宣战的抗日主张。邹韬奋更为激动,急切盼望会晤胡愈之。他的老友毕云程,少年时代即与胡愈之相熟,他便请毕云程前往预约。10月初,两位文化名人终于见面了。邹韬奋向胡愈之提出了有关当前局势的各种问题,二人深入交谈达三小时之久。邹韬奋深受启发,当即约胡愈之为《生活》周刊写稿。他俩的友谊合作从此开始。

革新《生活》周刊

《生活》周刊原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以沟通职教信息、谈论个人修养、进行职业指导为主旨,1925年l0月创刊。王志莘主编,印数只有2800份左右。次年,王另有他就,黄炎培请邹韬奋接任主编,这是邹正式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开始。也是他认识社会、探索人生的开始。

邹韬奋根据社会和读者需要,改进了《生活》周刊的编辑方针,从单谈职业教育、青年修养转向讨论一些社会问题,文风崇尚有价值有趣味;刊物增加了篇幅并开辟“读者信箱”专栏,为读者解答疑难问题;同时成立书报代办部,代读者选购各种图书杂志,与广大读者建立起密切的联系。经这样改进之后,《生活》周刊销数逐年成倍提高,在群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奠定了社会基础。

但是,邹韬奋在这期间的言论,他对当时社会现象所作的批评和他所提出的一些改革社会的主张,还都属于民主改良主义的范畴。胡愈之说,邹韬奋给他最初的印象是,“他是天真而热情的,但是,他对一般问题的了解不够深刻……”。

胡愈之对邹韬奋热情帮助。他通过为《生活》周刊写稿,评述国内外时事政治,直接参与编辑工作等等,使《生活》周刊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主持正义的舆论阵地。

胡愈之为《生活》周刊撰写的第一篇国际论文《一年来的国际》,发表在1931年国庆特辑上。内容是综述资本主义主要国家内部及其相互间的矛盾和困顿,介绍苏联的建设,并预言九一八事变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之后有半年光景,胡愈之因患伤寒症住医院。从1932年下半年起,他以“伏生”笔名,经常为《生活》周刊写国际问题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当时错综复杂,风云激变的国际形势。这些文章成为《生活》周刊新的特色之一,受到社会瞩目。别的刊物起而仿效,竟在出版广告中以署名“胡伏生”的文章招徕读者。《生活》周刊不得不发表声明:伏生文章只在《生活》周刊上发表,胡伏生另有其人,不可鱼目混珠。与此同时,胡愈之又以“景观”的笔名撰写国内时事政治述评,如《大众利益和政治》、《革命的人生观》,还有《贪污论》、《廉洁论》、《领袖论》等,用革命的观点分析社会现象,都是针砭时弊,有的放矢,深受读者欢迎。

邹韬奋一向谦逊好学,追求进步。他常说:“我本人是且做且学,且学且做,做到这里,学到这里。”有一次请经常为《生活》周刊写稿的作家吃饭,他在席上说:“《生活》的读者天天增加,他们对于政治、经济,以至个人修养等等的问题,要求有更深刻、更多的了解,我个人学识有限,怕难以胜任,希望诸位多多帮忙。”正是这种虚怀若谷的态度,使邹韬奋思想进步很快,许多著名的进步作家、评论家都愿与他合作。后来刘少奇同志也曾以“莫文华”的笔名主动向《生活星期刊》投过稿。

胡愈之善于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下,利用多种机会和条件,以迂回曲折的方式,开展党的政治工作。他经常参加《生活》周刊召开的座谈会。据毕云程回忆:

有一次座谈会参加的人比较多,愈之提出了三个问题:(一)阶级重于民族,还是民族重于阶级?(二)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还是生产关系改变生产力?(三)为理论而理论,还是为行动而理论?大家纷纷发言,讨论很久。

邹韬奋自谦不懂政治,但客观形势的发展和读者提出的要求,又迫使他非研究政治不可。他经常找胡愈之谈心,有事也找胡愈之商量,两人合作非常默契。后来胡愈之回忆说:“韬奋从此时起思想有很大转变。他抽空读了一些关于苏联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书,如鲁迅所推荐的《革命文豪高尔基》一书,就是在这一时期韬奋挤时间编译成的。”(胡愈之《我的回忆》)

成立生活书店

《生活》周刊影响日益扩大,邹韬奋主张团结抗日,指责当时社会制度的言论又使国民党当局感到威胁,于是《生活》周刊不断遭到检查扣留,后来竟至被密令禁止邮寄。当局并向刊物主办单位职教社负责人施加压力,责令《生活》周刊马上改变政治态度。为不使职教社有关人士为难,邹韬奋与胡愈之、毕云程、杜重远、徐伯昕等人研究,决定自己独立把《生活》周刊办下去,与职教社脱离关系。endprint

独立经营后的《生活》周刊社,经济上倒没什么问题,可以自力更生,但邹韬奋不愿以“老板”自居。他问胡愈之如何处理好,胡愈之建议,办成出版生产合作社,生产资料折价,以职工过去所得工资总额多少为比例,分配给全体职工作为股份;以后新进职工,于一定时间内以月薪十分之一投入作为资金。由胡愈之执笔起草了生活出版合作社章程,明确提出:宗旨是为进步文化出版事业努力;坚持三项原则--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赢利归全体。社一级设三个管理机构:理事会、人事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各自掌管职守。对外名称为生活书店,营业登记用股份公司名义。

这样的组织形式,在当时是独创,非常适合这个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文化机构。章程经全体社员大会通过。大家一致推选邹韬奋、徐伯昕、毕云程、杜重远、王志莘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邹韬奋为理事会主席,徐伯昕为经理。 胡愈之没有参加合作社,也不挂什么名义,却积极为生活书店筹划,成为事实上的“总设计师”。 生活书店既出期刊,也出图书。考虑到《生活》周刊迟早会被当局查禁,在工作部署上,使它对外独立门户,不与书店牵连在一起,对内则仍是生活书店的一部分。出书方面坚持保持进步文化事业的特性,但又必须稳扎稳打,以力争合法长期存在。同时强调发扬服务精神,进一步办好代售图书杂志业务,与广大读者保持密切联系。 《生活》周刊在政治上愈受压,邹韬奋变得愈坚决、愈进步。这一点,从他1933年元旦写的一篇文章即可看出。他写道:我所梦想的未来中国,是个共劳共享的平等的社会,所谓“共劳”,是人人都须为全体民众所需要的生产作一部分劳动,不许有不劳而获的人,不许有一部分榨取另一部分劳动结果的人;所谓“共享”,是人人在物质方面及精神方面都有平等享受的机会,不许有劳而不获的人……。政府不是来统治人民的,却是为大众计划、执行及维护全国公共生产及公平分配的总机关。

胡愈之说,此时的邹韬奋,“对国民党政府已不再存希望,对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则有好感”,他已开始自觉地向中国共产党靠拢。

就在这个时候,胡愈之得到鲁迅通知,要他和邹韬奋一道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胡愈之、邹韬奋在成立会上均被选为执行委员。邹韬奋这是第一次参加政治社团和接触实际政治斗争。他很兴奋,在《生活》周刊上对“同盟”作了一些介绍。蒋介石对此十分恼火,在派遣特务暗杀“同盟”秘书长杨杏佛的同时,把邹韬奋也列入了“黑名单”。邹韬奋的处境十分危险,经胡愈之等人劝告,他于1933年7月14日出国暂避。

胡愈之接过邹韬奇留下的担子,为发展生活书店默默地倾注了自己的心血。

1933年12月,以陈铭枢为首的国民党抗日派,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胡愈之当即写了短文《让民众起来吧》,在《生活》周刊上发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下令查禁,出版了八年从不脱期的《生活》周刊就此停刊。胡愈之很快参与策划,在1934年2月又出版了《新生》周刊。《新生》周刊是商请杜重远运用他的社会关系,由他出面申请获准出版的,所以由杜重远任主编,实际担负编辑工作的仍是《生活》周刊的原班人马。胡愈之亲自掌握编辑方针,刊物内容、形式一如既往,销路也依然不见减少。

《新生》周刊出到第15期时,刊载了艾寒松用“易水”笔名写的《闲话皇帝》一文。因内容涉及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借机寻衅,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国民党政府于是取缔抗日宣传,禁止《新生》出版,并把杜重远判刑送进监狱。这就是著名的“新生事件”。

邹韬奋出国期间,胡愈之除主持《生活》、《新生》周刊外,还以极大热情为生活书店筹划出版了《文学》、《译文》、《太白》等文艺刊物:介绍《妇女生活》杂志转到生活书店出版;又亲自主持《世界知识》杂志。这些进步刊物成为联系进步作家的纽带,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加紧文化围剿的情况下,成为进步文化工作者进行战斗的重要阵地,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

创办《生活日报》

邹韬奋于1935年8月底回国,正值上海各界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之时。胡愈之受党的指示把主要精力投入组织救国会活动。邹韬奋两年多来遍游欧美各国和苏联,深入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对世界发展趋势和中国前途有了较透彻的了解,思想认识水平大为提高,也以崭新姿态致力于救国运动。生活书店出版的各种期刊,尤其是邹回国后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事实上成为救国会的机关刊物。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均推选邹韬奋为执行委员,邹成为救国会主要领导人之一。国民党当局派大员与邹谈判,未有结果,又拉流氓头子杜月笙出面,约请邹韬奋去南京与蒋介石“面谈”。在威迫利诱之下,邹韬奋不得不于1936年3月再次出走,到香港筹办《生活日报》。 多年来,邹韬奋一直想办一张为人民说话的报纸,1932年曾筹到资金,因当局未准登记而流产。这次到港后,即由生活书店提供一部分资金,并向银行贷款,着手筹办。大致就绪后,邹韬奋急于找胡愈之研究办报大政方针,而这时胡愈之正因联系党的工作去莫斯科。归途他在巴黎接到邹的催行电报,当即回电希望邹等他到香港后再“择吉开张”。胡愈之在莫斯科曾听取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针的传达,明确了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到香港后即按照这一方针筹办《生活日报》。由胡愈之任主笔,金仲华、柳浞、王纪元等人参加编辑。在香港办报困难很大,主要是无法突破封锁发行到国内,印刷条件也差。《生活日报》于1936年6月7日创刊,只出了55天,到8月1日便自动停刊。胡愈之,邹韬奋相继回到上海。把《生活日报》副刊《生活星期刊》移到上海继续出版,后来也被当局禁止。

最后的会晤

抗日战争爆发后,生活书店迁往汉口。由于政治环境比较宽容,书店业务有很大发展,除出版大量战时读物,还在抗战大后方建立起56处分支店,使抗战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广泛传播。

邹韬奋以救国会主要领导人身份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积极参与国事活动。在汉口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从此,邹韬奋和生活书店在政治上完全接受党的领导,邹韬奋成为八路军办事处的常客。胡愈之到汉口较晚,在周恩来领导下任军委政治部三厅五处处长。因工作极忙,和邹韬奋只能在会议上叙谈。后来胡愈之奉派去桂林,邹韬奋和生活书店总管理处一起到了重庆。endprint

1938年底,邹韬奋邀胡愈之到重庆共商生活书店大计。在检查和总结前一段工作的基础上确定今后三条方针:一、促进大众文化;二,供应抗战需要;三。发展服务精神。生活书店总管理处的机构作了相应的调整,成立编辑委员会,推胡愈之为编委会主席,金仲华、沈志远为副主席,艾寒松为秘书。这是胡愈之第一次在生活书店担任有名义的职务,但他仍不领工资。邹韬奋曾在书店内部的刊物上这样写道:我们的胡主席是对本店最有功勋的一位同事。他在《生活》周刊时代,就经常替我们写国际文章,……他参加本店创办时的计划,等于本店大宪章的社章,就是由他起草的。他对于本店的重大贡献,不仅在于编审,实际上是包括了我们的整个事业。但是他总是淡泊为怀,不自居功。他的计划力,极为朋友所心折,所以有"诸葛亮"的绰号,……他的特长,不仅文章万人传诵,而且对出版营业无所不精。他的特性,视友如己,热血心肠。他是我们事业的同志,患难的挚友。

胡愈之在重庆住了一个多月后即回桂林去了。这是他和邹韬奋最后一次会晤。皖南事变前夕,胡愈之又奉党的指派去香港,转到新加坡开辟文化阵地。邹韬奋则在生活书店坚持斗争。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后,生活书店在全国的56处分支店,除留重庆一处和几处自动撤销者外,悉被封闭。邹韬奋愤而辞去参政员职务,于1941年2月间再一次流亡香港。他在《华商报》上连续发表题为《抗战以来》的檄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从1937年被迫抗日以来所积累起的一些欺骗人民的政治资本,还它一个法西斯的本来面目。国民党反动派恨之入骨。太平洋战争发生,邹韬奋等撤离香港回内地,反动派密令各地特务机关严密监视和搜索他的行踪,一旦发现即“就地惩办”。邹韬奋几经周折,进入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在颠沛流离中,他的中耳炎恶性病变为耳癌,不得已化名到上海治疗,终于不治,于1944年7月24日去世。弥留之际,仍关心国事,嘱咐生活书店同事要把书店办下去。他向党申请追认为共产党员,党中央批准了他的要求。

韬奋逝世后,重庆和延安都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主席亲笔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胡愈之在海外工作了三年零八个月,直到日本投降,胡回新加坡才获悉邹韬奋已经去世。他悲恸不已,多次为文纪念挚友。建国后,胡愈之任出版总署署长,在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所作的报告中还提到邹韬奋的功勋。在胡愈之的推动下,经有关领导部门批准,在上海成立了韬奋纪念馆,他又组织许多同志共同努力,于1955年整理出版三大卷的《韬奋文集》。为中国人民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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