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王红五

『罐』藏的兴衰

文·图/王红五

『高古瓷』中有五联罐、谷仓罐、双耳罐、四系罐、盖罐、塔式罐、双唇罐、球腹罐、瓜棱罐、夹耳盖罐等等。其断代主要从底足以及工艺特征上就能看出了。

元磁州窑白地黑花鱼藻纹大罐

通高25.8厘米、最大胸径35厘米，直口、短颈、丰肩、球腹、浅圈足，私人珍藏品。

肩部绘两层纹饰，一层为水波纹，一层为水草纹，下腹绘一层水波纹，中部为主题纹饰“鱼藻纹”。白地黑花装饰经过宋、金的发展，至元代已炉火纯青，因此元代的白地黑花罐以及元曲故事枕，均为收藏重器，也是磁州窑最可人的奇葩。白地黑花装饰工艺与明清雄霸天下的青花工艺，有着显而易见的传承关系，鱼藻纹也是明清瓷的典型纹饰。这件器物对中国古陶瓷史的研究，具有很高的价值。

“罐”是最早的盛贮器，从人类使用陶器之初便有了罐。新石器时期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中，就不乏硕大的彩陶罐、大耳罐等，龙山文化的蛋壳黑陶、商周时期的白陶、红陶、灰陶以及原始青瓷中，都有大量的罐类器皿遗存，说明罐的使用与陶瓷的发明、应用，是同宗同源的。

罐，几千年以来，一直是人类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实用器。瓷罐的断代较为容易，“六朝瓷”中，瓷罐的时代特征主要表现在系上，其八系、六系、四系、桥形系、弓形系、泥条系的断代标准，与同时期执壶的“系”的断代标准一样，我已在本刊2013年第18期“执壶天地”一文中作了详细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高古瓷”中有五联罐、谷仓罐、双耳罐、四系罐、盖罐、塔式罐、双唇罐、球腹罐、瓜棱罐、夹耳盖罐等，“高古瓷”断代与“六朝瓷”不同，主要从底足以及工艺特征上上看，这与其它高古瓷断代的一般规律一样，唐代是饼形底，五代是玉璧、玉环底，宋代以降是圈足，元代瓷罐最明显的断代标准是器型上“口大足小”，如元代著名地“鸡腿罐”。它们随着使用者的不同需求而出现了高低贵贱，在器型、纹饰、工艺上划分出了精粗美丑，但极少有作为艺术品去刻意烧造的。从艺术角度上讲，最繁缛、最精美的瓷罐，大概就算晋时的“谷仓罐”和唐时的“塔式罐”了，但因为都是冥器、魂瓶，一直不被讲究忌讳、追求吉利的藏家看好。

作为盛贮器的罐，由于陶瓷在水土环境下独有的不朽、不腐特性，与其它陶瓷器皿一起，也成为古人青睐的陪葬品。这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但它能够成为古瓷罐系列中艺术含量最高的品类，却是中国封建文化中特有的丧葬习俗，与中国上千年的陶瓷大国地位相结合的独特产物。

罐，除了以堆塑工艺为主的冥器分支外，一般都是直口、短颈、溜肩、鼓腹，或有盖、或有系。但有一个分支是带“双耳”的，“耳”不同于“系”。经考证，它是由商周时期的“罍（音：雷）”演变而来的，高古瓷器中被称为“双耳罐”。宋代还出现过一种“夹耳盖罐”，也称“横栓盖罐”、“夹梁盖罐”。这种罐的盖可用骨、木棍拴住，防止滑脱、打碎，作为贮藏液体的罐，夹耳盖罐就是最考究的了。这种罐定窑、越窑、长沙窑、广东梅州的水车窑都有过作品面世。

隋淮南窑黄釉莲瓣纹罐

通高29.8厘米、口径19.1厘米、足径15.9厘米，直口、短颈、丰肩、圈足，肩部对称安有四只桥形系。颈及肩腹交界处均刻有双弦纹，罐腹满刻四重莲瓣纹，造型霸气、刻工潇洒，釉色金黄。现藏中国隋唐大运河博物馆。

该罐通体施黄釉，釉水的玻璃质感强，胎釉结合得不够好，有脱釉现象，腹底釉线积釉如滴珠。系的形式及工艺特征当属隋代。

通高9.3厘米、口径11.9厘米、底径5厘米，唇口、短直颈、丰肩、球腹、卧足，颈肩部剔刻四道弦纹，腹部剔刻放射状竖条纹。私人珍藏品。

该罐的制作工艺是：使用淘练纯净、老熟细腻的褐色胎泥，拉坯成型后，厚施白色化妆土，剔刻出槽状条纹，再罩以透明釉，烧成后，褐色条纹槽与白色釉面的强烈反差，才能显现出柳条编织的效果。

唐三彩双系罐

通高11.4厘米、口径4.8厘米、底径5.6厘米，直口、短颈、丰肩、饼形足，肩部对称，竖安两只泥条系。淮北柳孜运河遗址考古发掘。现藏中国隋唐大运河博物馆。

颈肩腹处随意点拓三彩半釉，三彩釉交融自然，无明显的流淌釉痕。隋唐大运河安徽段的数次考古发掘，出土的这个窑口的三彩作品比较多，每次发掘都可出土几十件完整或可修复件。比巩县窑唐三彩釉色明显偏暗、胎色偏红；巩县窑唐早期三彩釉色也有偏暗的，但它有“焦褐”的感觉，经与窑址出土瓷片比对，应为黄堡窑的外销瓷。

金耀州窑青釉刻花罐

通高11.3厘米、口径6.7厘米、底径5.7厘米，唇口、短颈、溜肩、球腹、圈足，肩部刻两层浅圈台，一层花边浅圈台，肩腹交界处及下腹刻弦纹三道，腹部用刻、划技法作花蕊、叶脉纹、菊瓣纹，刻工娴熟。通体满施橄榄绿青釉，釉面玻璃质感强，气泡自然、冰裂开片，足部有蘸釉指痕，呈姜黄色斑，土沁、碱沁明显。

（南宋—元）吉州窑玳瑁釉罐

通高16.7厘米、最大胸径14.3厘米，唇口、短颈、溜肩、鼓腹、下腹斜收，假圈足。私人珍藏品。

该罐满施玳瑁釉，玳瑁釉是吉州窑创烧的一种独特工艺，因为釉面效果与海洋珍稀动物“玳瑁”鳞甲的甲壳色、花纹色极其相似，故名。玳瑁釉是以铁为呈色剂，并含有天然微量元素着色的窑变结晶釉，窑变的发色最难控制，因而成品率低、珍稀，日本相国寺收藏的一只玳瑁釉茶盏，被政府评为“国宝级”文物。玳瑁釉的立件，更是稀有的重器。

唐长沙窑酱釉直口双耳瓜棱罐

通高21.5厘米、最大胸径21.5厘米。

直口、短颈、溜肩、瓜棱腹、圆平底，肩部对称按两只模印花带孔直耳。

酱釉直口罐是长沙窑盛唐时期的典型器，通体外罩了一层透明釉，使酱釉的发色亮红，不似长沙窑铁褐彩绘的暗赭色。另外，这一时期的作品胎质较后期的细腻、莹白，但也有唐早期的工艺通病，胎、釉结合的不够好。这件罐的高与最大宽相等，因为瓜棱腹下收，才从视觉上感到不是正方。器型明显宏大状硕、圆润。私人珍藏品。

唐代开始，还出现过一种“双唇罐”，初见到，我以为是唐代的泡菜坛子。仔细研究以后才发觉，它应该是唐代的制瓷工匠对罐口、罐盖工艺的一种改造，可以既有效防止搬动时盖的不慎滑脱，又可以简易地密闭罐盖，还不需要烧造专用的罐盖（盖打碎以后，另配是非常麻烦的），日常用的碗都可当这种罐的盖。只是这个罐口的“双唇”用手工拉坯的工艺制作较复杂，且当时制瓷业尚未出现胎料的“二元配方”，胎骨的强度普遍达不到要求，烧造时容易变形，成品率低、造价就高，因此未能广泛推广，存世量极少，因而“双唇罐”成了罕见的珍品。对罐口、罐盖的工艺改进，到五代又发明了“夹耳盖罐”，明代发明了“轴头罐”，都由于工艺繁琐而未能大量烧造。

唐宋时期的罐，由于受烧造技术的限制，形制一般都很小，器型越大，烧成率就越低。唐代的审美崇尚大而有弹性，一派大唐气象，但却很少见有唐代的大瓷罐。笔者认为：罐在唐代是主要作为盛贮器（厨具）使用，与当时瓷器的价值与档次不相匹配，故盛贮器中的大罐还是以陶器居多；这在考古发掘中已屡见不鲜。在陪葬的冥器中，由于皇家、豪门可以不惜血本，倒是从墓葬中出土、流传下来少量艺术精湛的谷仓和塔式罐。到了宋代，皇家的审美倾向又趋于瘦秀清高。瓶，有了广阔天地，成为宋代的妙品、层出不穷；罐，便只能在小巧俊逸上做文章了；于是，宋代瓷罐除少量厨具类粗瓷罐外，精品仅多见于文房清供，如围棋罐、香罐等。

从窑址考古发现的遗存看，大罐的烧造从元代始，产量比例明显增大；明清时期的品种也十分繁多，工艺形制优美；也就是说，从元代开始罐类瓷器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恐怕也是藏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收藏爱好者，对元代磁州窑白地黑花大罐、龙泉窑青瓷荷叶盖罐、景德镇窑元青花大罐，应该都耳熟能详。笔者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博物馆中，见到了很多元青花和龙泉青瓷的大罐，在南海沿岸城市的古玩市场上，见到过大量的小型龙泉青瓷盖罐“海捞瓷”。我想：元代罐类瓷器的大量烧造，应与我国的海外贸易有着密切关系。经过查阅有关资料发现，元代瓷罐的大量烧造确与我国的茶叶贸易有关。

我国出口产品最多的三大宗是瓷、绸、茶，而茶叶怕水、怕潮湿、怕腥气污染，茶叶的海运包装曾是个最大的难题，我国的远洋商船在长期的航海实践中，摸索出了舱底摆一层装茶叶的大盖罐，上面再摆篾篓装茶叶的隔水隔潮防污染办法。当元代的瓷器推广了瓷胎的瓷土+高岭土的二元配方后，重器、大器随统治者蒙古人的审美喜好，登上了中国的瓷器市场、世界的瓷器市场，又很快地与瓷茶贸易相结合，使大罐的烧造有了扩张性的发展。大罐作为茶叶的航海包装，只是顺便免费使用，到了目的地之后，各入各行，瓷罐还会卖出比茶叶高得多的价钱。

唐茶叶末釉双唇四系罐

通高19.2厘米、内唇口径9.8、外唇15.6厘米、底径11厘米。

双唇口，内唇内敛、外唇外敞，中间形成扣盖碗和盛放液体或封泥的凹槽，近似于现在的泡菜坛口，但口沿制作粗放，无唇口或圆润的口沿修饰，有点类似涩口的不讲究。

溜肩、球腹、圆平底，肩部对称按有四只弓型横系，从系的形制、釉线较高、薄釉处依稀可见布纹等特征可见，烧造年代不会晚于唐代。此外该罐的厚釉处有明显地“茶叶末釉”的特征，具有较高地研究价值。现藏于中国隋唐大运河博物馆。

宋白釉刻莲瓣纹夹耳盖罐

通高21.6厘米、口径4厘米、底径7.9厘米，直口、丰肩、长圆腹、圈足，肩部一侧安带孔横板耳，另一侧安两只带孔竖板耳，竖板耳之间留有可夹入横板的间隙；罐盖为扁圆平顶形，盖墙上对称伸出楔形栓和带孔板，楔形栓插入罐肩横板耳的孔中，带孔板夹入罐肩的两只带孔竖耳板间，夹耳与盖板的三孔相合，插入栓销即可锁定。私人珍藏品。

罐体满刻覆仰莲瓣纹，通体施白釉。此种罐式最早见于五代时期，那时两侧均为三孔插销锁定，宋代又有所简化。

至于海捞瓷中出水的大量拳头大小的龙泉青瓷盖罐，则与穆斯林教供奉的“无形象神”有关，许多阿拉伯人家神龛中供奉的，就是这些龙泉青瓷小盖罐。穆斯林教义鄙夷金银器，而十分崇尚从中国远洋漂泊而来的、神奇的土与火的艺术结晶，宝玉质地的龙泉青瓷器，这些小龙泉盖罐价格相对合理，因此在阿拉伯国家的市场广阔。不仅元代沉船上大量出水，而且在明清的沉船上亦有巨量发现；目前，已经成了海捞瓷的大宗器皿之一。

明代罐类器皿在器型上创新、较多形制趋向小型化；装饰上精湛、较多趋向青花、彩釉。这一方面是制瓷技艺的改进，另一方面是由于“罐文化”的萌生。在世界历史上，我国的封建社会是发育最典型、最悠久的国度。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度发展，“学而优则仕”以及“官本位”的意识，渗透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明清以来，“官本位”发展出了“罐文化”的分支；青瓷罐被谐意为“清官”，青白瓷罐有了“为官清白”的寓意，“将军罐”作为赏品，因为有了“官”的谐音，成了皇帝赏赐的最高奖赏，喜得贵子后，送金送银不如送个罐（官），日后能当官发财、光宗耀祖。于是原本是厨具的罐、冥器的罐，时来运转、登堂入室、请上供案，成了厅堂香案上，与中堂匾楹相匹配的、供奉祈福的吉祥物。

明清时期各种造型的罐应运而生，有冬瓜罐、西瓜罐、莲子罐、轴头罐、日月罐、鼓罐、壮罐、粥罐、蟋蟀罐、围棋罐、将军罐等等，无法尽述。本来不被列入收藏的盛贮器，因为文化内涵的改变，也摇身一变成了陈设器，一跃成为热门藏品系列，陶瓷罐在明清以来的咸鱼大翻身，直至近现代依然是古陶瓷收藏中，藏家热捧的大器、重器。古瓷罐在收藏史上的兴衰，也为我们揭示了收藏界蕴藏着丰厚的文化历史内涵，古玩的文化也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很多藏品会随着时代文化内涵的演变，时尚的流行，而发生悄然蜕变或升华，其价值与价格也随之发生陡变，值得我们倾心关注、研究；不能老怪别人在“炒作”。

编辑：沈海晨 mapwow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