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_本刊记者 陈郁

迟来的返岗通知书

文/图_本刊记者 陈郁

浏阳市洞阳镇人邓红江（曾用名邓洪江）是湖南丰日电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民企）的一名职工，2013年7月，他在洞阳镇政府办事时，却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公示在洞阳镇政府在职人员的榜单上，从此，他平静的生活泛起了波澜。一个普通企业职工的名字怎么会和“政府在职人员”扯上联系呢？本刊记者通过采访得知，此事背后并不简单，事情还得从十多年前开始说起。

等了15年的通知

1999年6月，邓红江中专毕业，按照当时的相关政策，部分大中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由国家分配，他当时被浏阳市政府分配到了洞阳乡政府（现洞阳镇政府）的企业站。然而好景不长，邓红江上班还不到一周，就被告知自己不能继续在企业站待了，要调去当地的丰日电器公司上班。邓红江自然不乐意，他告诉本刊记者，他几次去找时任乡党委书记廖红兵理论，均未果。他甚至还要求廖红兵将派遣单返还给自己，因为当时有规定，如果接收单位安排不了，还可以重新派遣。但这个要求被对方拒绝了，理由是怕上级找麻烦。“当年为了能分配得好一点，我父亲还买了一件2000元左右的羊毛衫送给廖红兵，想不到这个人收了礼却不办事。”说起这些，邓红江至今耿耿于怀。

此后两年，邓红江的身份就显得有点尴尬了，他的户口已经转为非农户口，却又算不上是城里人；他身在丰日公司上班，但给他缴纳社会保险的单位却是洞阳乡企业站；而且，洞阳乡政府在2000年的正月初八给工作人员派发“开门红包”时，也有他的份；他还接到乡政府通知，于2000年5月29日去浏阳市委党校参加了为期一周的干部转正定级培训，并取得了85分的综合成绩。

那时的邓红江觉得自己还是有希望回政府上班的，他自己也时不时地去乡政府问过工作的事，但是每次都是抱着希望去，带着失望回。直到2002年，他去乡财政所缴纳社保中的自缴部分时，财政所的工作人员却告诉他不必再来交这笔钱了，因为“你不是洞阳乡政府的人了，政府没有义务继续帮你交社保”。

财政所工作人员的这番话，把邓红江回政府上班的希望彻底浇灭了，从此，他也就只好踏踏实实地在丰日公司上班了，再也没有找过政府谈工作的事。就这样，转眼过了十多年，当年的洞阳乡政府也成了如今的洞阳镇政府。

2013年5月，浏阳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开展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系统数据库建设工作的通知》，该通知要求在2013年7月底前，完成全市机关事业单位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系统数据采集、初审工作；到2013年11月底，全面建成全市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系统数据库。洞阳镇政府根据通知要求，对全镇的在编人员（含编外管理及在编不在岗人员）情况进行了全面摸底上报，并如实进行了公示，这其中就包括了邓红江等不在岗人员。

说来也是巧合，就在公示期间，邓红江刚好来洞阳镇政府办事，无意中发现自己的名字也赫然在公示名单之列，上面显示他所在机构是浏阳市洞阳镇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与企业服务站，入编时间为1999年8月1日，编制类别为差额补贴，级别为办事员，而人员状态则显示为“其他”。

邓红江对记者表示，他当时不是很明白这些内容是什么意思，只是意识到此事非同一般，可能关系到他今后的前途，所以他赶紧掏出手机，拍下了与自己相关的信息。邓红江说，为了能确认自己是否为在编人员，他还去过浏阳市编委办，但由于无法出示本单位开的介绍信，他的查询要求遭到了拒绝。

然而，到了2013年12月底，邓红江突然接到洞阳镇组织办干事谭剑锋打来的电话，对方通知他去镇政府开会，还表示这个会对他有好处，关系到他以后的去留问题。一番话说得邓红江一头雾水，但既然对方说对自己有好处，他还是按时去了。去了才知道，这是洞阳镇干部年终考核大会，他还糊里糊涂地填写了一份干部考核表。“难道自己真的是干部？但为什么之前十多年都没人通知我参加考核会，也没人通知我填干部考核表？难道是有人代我填了？”邓红江表示，他当时脑袋里全是疑团。

2014年6月21日，谭剑锋又打来电话，要邓红江去镇组织办领取一份“限期返岗通知书”，通知上清楚地写着：“请你务必在2014年6月27日之前返回本单位工作，如本人不愿意回单位工作，应在2014年6月27日前提出辞职。”手捧返岗通知书，邓红江是百感交集，这份返岗通知，他已经等了15年。

谁在吃空饷

本以为回政府部门工作无望，为何在十多年之后，又峰回路转了呢？本刊记者进一步了解到，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央的巡视工作。2013年11月1日至12月27日，中央第十巡视组对湖南省进行了巡视，并于2014年2月24日向湖南省委反馈了巡视意见。根据巡视组反馈的意见，湖南省作出了相应的整改，其中包括对全省各级各部门“违规进人”“吃空饷”“在编不在岗”等问题开展全面清理，加大清退和查处力度。

随后，浏阳市相关部门也联合印发了《全市“三乱两超”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整改阶段集中整治方案》。2014年6月，洞阳镇根据市里的整治方案，经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通知在编不在岗人员回单位上班，和邓红江情况类似的王敏、邓秀丽等人都已陆续返岗。

邓红江也接到了返岗通知，不过，这并不代表邓红江就一定可以返回政府上班。因为根据政策，在分配具体岗位时，镇里还要考察所有在编不在岗人员离岗期间是否存在违纪违法行为。而经洞阳镇计生办核实，邓红江于2011年违法生育了第二胎，依据浏阳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违反规定超计划生育的将给予开除处分。

邓红江表示很无奈，“如果我一开始就知道我是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我又怎么会去故意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毁了自己的前途呢？”他认为此事镇政府也有责任，“既然我是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为何政府这十几年来从未联系自己？”

而镇政府却认为是邓红江等人未与单位联系，也未留下任何联系方式，所以才联系不上。对此，邓红江表示不认同，他认为该说法纯属推卸责任，因为他最初两年一直有联系镇政府，是镇政府不理他，而且镇政府把他分配到丰日公司上班之后，他就一直在该公司工作至今，丰日公司和镇政府办公地点相距不过百米，政府如果真想联系他，不可能联系不上。邓红江的妻子也对本刊记者说：“倒是洞阳镇计生办很快就知道了我们的住址，我们生完孩子回到家，第二天就来催交罚款了。”

邓红江怀疑，镇政府这十多年既不联系自己，也不将自己开除，是以自己的名义在吃空饷。他表示，自己离岗后，浏阳市财政局还一直给他的名字上发工资，但十多年来，他本人对此却一无所知，从来没有领过一分钱，也没有享受过相关待遇。而湖南省委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上发布的《关于中央第十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中明确强调，“本人离开单位后原单位继续以该人名义套取工资”等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就“工资”问题，邓红江也曾找过镇政府讨说法，他要求镇政府将这笔钱如数还给自己。而镇政府则表示，这笔钱不能算他的工资，是人头经费，已经用来办公了，因此也不能说是镇政府在吃空饷。邓红江称，镇政府一开始要他自己提出辞职，给他补偿2万块钱，他自然不答应。后来，镇政府又提出为他补交这些年的社保，算下来大概是5万多块钱，他也没有同意。

为了核实事情是否属实，本刊记者来到洞阳镇镇政府，镇党委副书记、政协联络处主任刘恋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刘恋表示：对于邓红江这种情况，政府方面也感到很疑惑，这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对于邓红江等人是怎么样进编的，后来为什么又没在这里上班，都需要进一步查实。镇里之前有听取邓红江的个人意见，准备以政策为准，商量一个解决办法。但是现在浏阳市纪委、人社局、编委办已经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镇政府也就没有和他再联系了。

当被问到邓红江离岗后，以他名义所发工资的去向时，刘恋回答说：“这笔钱拨了没拨，该不该拨，用了没用，用得怎么样，调查组都会有非常全面的结论，我们暂时不好下结论。”

本刊记者随后联系到了处理邓红江问题调查组成员、浏阳市人社局副局长钟伟，他介绍道：“在行政机关里，每个人都有一笔办公经费，这笔钱是拨到单位的。但是这件事情时间跨度比较长，情况比较复杂，到目前为止，调查组还没有核实清楚洞阳镇是否有利用不在岗人员来套取经费的问题。”但他同时表示，如果确确实实下拨了款，一定会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到时会形成一个全面、真实、客观的调查报告，向市里面的领导汇报，再由相关部门来处理。”

类似的情况还很多

本刊记者在本次采访过程中发现，与邓红江相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洞阳镇采访时，一位党政办工作人员就主动和记者聊起她的自身经历，她1996年从学校毕业后，也被安排到了企业上班，直到1999年才被调回单位。她解释说：“基层确实有这种情况，把我们派驻到企业，编制还是有的。因为当时政府里面有七站八所，而一些站所是自收自支的，自己解决工资待遇，这样就会存在有的站所经费不够发工资的情况，所以要把一部分人安置到企业，或者自谋出路。”

而在浏阳市纪委，一位调查人员亦解释称，邓红江等人的问题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2000年是全国大中专毕业生被推向市场的改革之年，在此之前的1995～1999年，是转轨时期，依据当时的政策，也是可以把大中专毕业生进行二次分配的，也就是说，可以把毕业生分配到企业，当时这样的情况不少。

随着采访的深入，本刊记者发现，这种情况在全国几乎每个省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陈功友、张兴明等人是湖南省桑植县1998、1999年的财经类大中专毕业生，宋海霞、张春丽、陈宪伟等人是吉林省梅河口市1997、1998、1999届中专毕业生……他们这些人当年入学时，是属于国家计划内招生，也就是说，毕业后也是具有分配资格的，但最后却由于碰上教育体制改革，他们被推向了人才市场。

是改革时没有兼顾他们吗？记者发现，早在1997年，教育部下发的关于大中专院校招生并轨文件显示，实行招生并轨政策的学校一定要做好原在校生以及实行并轨后入学新生的各种工作，并轨前入学的在校生仍按照原有政策执行，也就是老人老办法，新生新政策。然而，不少地方政府在执行的时候，却变了味。

这些毕业生中，很多都是来自农村，当时的家庭条件比较困难，上学负担很重，考中专也是希望能早点出来工作。湖南省邵东县的莫女士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她表示：“当年考中专不像现在，当时的分数要求很高，老师都会挑选班里成绩优秀的同学去考。”

但由于碰到教育改革，他们不得不想办法自谋出路。十多年来，不少毕业生也在坚持上访，从地方到省里再到北京，从信访局到人社局，几乎都有人去过，然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有的地方迫于压力，出台了一些解决办法，但是涉及人员太多，也无法全面覆盖；而有的地方则是以各种理由拖着不解决。

莫女士告诉本刊记者，她也曾多次去相关部门反映情况，不少工作人员都对她的遭遇表示同情，但却爱莫能助。“只能怪自己时运不济，赶上了教育改革，成为这次改革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