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_本刊记者 杨宇勃

焦永峰：面对官场腐败迎难而上

文/图_本刊记者 杨宇勃

“内蒙古的事情你知道多少？”2014年10月，在陕西西安，一见面，焦永峰反客为主，问起了本刊记者。

“我只知道你在那里蹲守了大半年，还惊动了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

谈及2009年10月发生在内蒙古的这件事，焦永峰说，其中的恐吓、敷衍、威胁令他至今难以忘记，当时他在中纪委《廉政与法制》供职，地方政府就去杂志社查他，同时，还去了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举报，最后甚至试图用200万元收买他。

焦永峰告诉本刊记者：当时牧民反映他们的草场被地方政府以围封禁牧、保护生态资源的形式给收了，相关补偿几乎没有，牧民对此很生气。当地把草场卖了88亿元，焦永峰当时在处理牧民赔偿问题的同时，更关注这88个亿去哪了。

这件事前后，焦永峰给当时主政内蒙古的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写了3封《致胡春华书记公开信》，此外，他还用快递形式寄了不少信件，随后引起了胡春华的重视。据他回忆，整个事件共处理了16名官员，其中包括2012年7月，被认定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的内蒙古自治区原副主席刘卓志，2011年12月，因犯受贿、贪污等罪行，被判处死刑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副秘书长白志明，等等。

举报获得温家宝两次批示

出生于陕西临潼的焦永峰从2000年开始至今一直做记者，2005年，随着深入基层采访的次数越来越多，他发现了不少基层治理中的问题。作为一名记者，他愈发坚信应该传递基层声音，向上级领导反映事实真相，实实在在地解决一些问题。然而，实际情况并非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他反映上去的事，不少石沉大海，对此焦永峰很纠结。从那时候起，焦永峰一经发现不平之事，就立马揭露。从此，他走上了民间反腐的路，记者充其量只是他的官方身份。

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曝光以后，重庆的一位打假人曾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些企业使用甜蜜素的问题，结果没有得到回应，于是对方找到了焦永峰，并给了他相关材料。焦得知该事件之后，随后进行了举报，还给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写了举报信。过了1个多月，以为没有结果的他意外接到了国家工信部某司长的电话，“首长这边有个批示，对这很重视，我们这边想和你沟通一下，汇报一下我们近期的工作。”“我估计是总理的批示分量很重。”焦永峰告诉本刊记者，见面后，对方表示有什么事情可以保持沟通，他们会积极解决。

温总理在这件事上做了一次批示，此外还在焦永峰举报四川煤矿问题上做了一次批示。当时四川省某市国营煤矿改制后，被原来的职工私人盗采，矿领导多次举报，但是没有结果。

当时接到举报后，焦永峰立刻赶到了四川，一共去了4次。当时的情况很危险，当地的媒体去采访时，被盗采者围追，最后车都侧翻了。焦永峰与四川某媒体记者上矿山，为了破除对方的怀疑，他们只带了暗拍工具。

“我没有曝光这件事，因为曝光丑恶不是我的最终目的。”随后，焦永峰向国务院写了举报信。不久，温家宝总理做了批示，并由他的秘书丘小雄督办。焦永峰回忆，批文是他在国务院工作的朋友看到的，并且打电话告知他，得知消息后，焦永峰高兴得一晚上没有睡觉……

“我很清楚自己的分量，我的能力有限，我只是把自己看到的如实反映出来。”在从事民间反腐的过程中，焦永峰曾给不少省份的领导写过公开信。据他回忆，效果都还不错，不少问题得到了快速解决。“曾经不少人对此感到惊讶，可能是我命好吧，并不是我本事大。” 焦笑着对本刊记者说。

从2005年至今，焦永峰写了不少于500封举报信件，主要寄给国务院、中纪委、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等单位。这些年，他要么在网上曝光丑恶，要么以信件的形式向一些部门邮寄举报信件，再一个就是通过一些朋友关系解决问题。因为曾经在中纪委的媒体工作过几年，在中纪委系统也有不少熟人，这点对焦永峰的帮助很大，不少信件都是通过北京的关系寄送的。

谁解其中味

成功不少，但回想近十年的反腐经历，焦永峰还是深感辛酸，其中的失败、艰辛鲜为人知。焦永峰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他做过的不少实事都没有向外界公开过。

坦白来说，仅从记者这个职业而言，拍拍照片，写写稿子，周末与家人钓钓鱼、逛逛街，或许对于50来岁的他来说才是正常的生活。然而，作为一个偶然走上民间反腐路的人，调查、取证显然已经成了他的“主业”。他不喜欢“安分”，总想做一些“不合时宜”的事情，当迈开这一步时，一切对于他而言都停不下来了。谈话间，他告诉本刊记者，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就应该坚持，“我没有想过要回报，真的没有。”

谈及遭到的威胁恐吓时，焦永峰叹了一口气，他说，近十年来，他遇到的威胁、恐吓很多，“我不怕，但是坦白说，怕又能怎么样？”作为民间反腐举报人，他受到恐吓、威胁次数之多，可谓家常便饭，“难道因为怕就向他们妥协，甚至不干了吗？他们收买我的钱不低于500万元，至于数目少的就难以计算了。”

“咬人的狗不叫。”焦永峰说，对于他们这个职业来说，最危险的不是公开的威胁、恐吓，它充其量只是一种装腔作势罢了，某种程度上很难构成威胁。最怕的就是背后放冷箭的，你很难确定对手在哪里，那么就很难拿出应对的策略。

“其实，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最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全，而是家人。”说到这里，焦永峰声音哽咽了。每接到一次威胁电话，他都会紧张，他会第一时间给家里人打电话，“最近要小心点，让孩子放学后就尽快回家，不要在外面待着，不管谁敲门也不要开。”

采访中本刊记者得知，在焦永峰从事民间反腐之初时，家里人对于他的工作很支持，而且引以为豪，在他们看来这是善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家里人开始担心焦的安危。“你能不能换换工作，能不能不做这个了？坐在办公室里也挺好。”

焦永峰说，家人的确挺怕的。对于家人而言，起初焦永峰的些许成功让他们感觉到的是伸张正义以后的愉悦，是见义勇为之后的欣喜；然而，当威胁恐吓危及到家庭时，他们才日渐明白事情并非他们所想的那样。

从这个角度来说，焦永峰很难抉择。对于家人，他不是位好儿子，也不是位好丈夫，更不是位好父亲，因为他将牵挂、担忧、顾虑甩给了这个家庭。而且，社会上长期以来对正面人物求全责备的舆论环境，也让焦深感疲惫。曾经有人质疑他做这些事是为了钱，怀疑他目的不纯，这是对他的误解和伤害。焦永峰对本刊记者说：“我们的辛酸又有谁能理解？”

矛盾双方的“缓冲带”

不可否认，民间反腐举报人这个角色对腐败官员是有杀伤力的，焦永峰说，这个角色不像记者，可以得到相关部门在工作上的支持，阻力相对较小。但反腐举报人是一个斗智斗勇的高危职业，“一些地方官员将我们视为刺头，唯恐避之不及。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可怕，我们只是力图还原事情真相，要求地方政府和官员依法办事。”

“他们在向你笑的时候，可能要给你使心眼了。”焦永峰很警惕与地方官员之间的接触，更不会接受他们的接待，一般情况下在一个地方住几天，调查完情况后，就会迅速离开。焦笑着说，这几年来经常出差，很少在家里待着。“最忙的时候，早上在北京，中午在上海，晚上在深圳。”

焦永峰和媒体的关系很不错，一些当地媒体有的时候不便调查的话，会与焦永峰联系。“那些记者充当一个提供线索的角色，剩下的事我来做。应该说，在一些官员眼里，我现在比刺头还刺头。”虽然从正式职业来看焦永峰是正规媒体的记者，但是他所采取的监督方式注定了其被外界划归为民间反腐群体，“然而我们不闹事，我们替老百姓维权的时候，会一再要求要在法律的范围之内进行，党和政府没有错，错的是一些腐败官员。”

每次看到老百姓利益受到损失后，焦永峰有种难以言表的激愤，同时他也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当相关问题解决后，他才心情舒畅了一些，“我们不做这些事，是我们的失职；我们做了，如果打分的话，也只是刚及格。”

焦永峰在采访中多次提到要通过理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如果说“激愤”是他做事的动力的话，那么“循规蹈矩”，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去思考解决途径才是最为重要的。对于一些不便曝光的事情，如果曝光了，虽然问题解决了，但是，曝光带来的危害比问题解决得到的好处更大时，“那就不是在解决问题，而是在制造麻烦。”

在老百姓眼中，焦永峰是反腐斗士，然而在焦看来，他们是老百姓与相关部门的“中介人”“缓冲带”——如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老百姓有时候就不相信官员的话，同时因为一些老百姓行为过激，有的官员也缺乏耐心，导致官民之间都存在戾气。

“我们不少时候代表官方给百姓们吃定心丸，让他们放心，说一定会给解决，要给相关部门一些时间，不要把矛盾扩大，我们有这个影响力；有时我们也代表老百姓与官方沟通。尽量采取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好多时候，这种措施使得双方都挺愉快的，“其实有的官员也十分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也很配合。”

要反腐，也要保护自己

“我现在真是在夹缝中求生存，我也有自己的难处。”焦永峰说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呐喊者”，他坦言，有的时候如果“声音大点”，一些官员就会给自己“找麻烦”；如果“声音小了”，老百姓的权益就可能受到损害，这些年，他始终在告诫自己，要尽量平衡这种矛盾。

以前，焦认为，白的就是白的，黑的就是黑的，只要说了就得承认。但是当他接触了一些事后，他才发现并非如此。有的官员前几天还承认某某事情，但是过两天就立马否认。因为焦没留证据，所以导致前功尽弃，于是焦就准备了暗拍工具。

除了对于维权事件的记录取证之外，准备暗拍工具还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需要。焦告诉本刊记者，有些群众向他反映情况，当他开始介入之后，这些群众却与一些官员之间达成了和解，对于其中的问题隐瞒，最终导致反腐举报人成为众矢之的。“有的老百姓见好就收，有的官员顶不住压力，于是和老百姓私下‘谈和’，这些事都存在。”为了使自己不至于陷入被动，焦永峰和同事必须每走一步都要留下记录，以保证自身安全。

除了准备暗拍工具外，2007年，焦永峰在朋友的建议与帮助下创建了法制传媒网。目前，该网站的技术维护和内容更新都是持证记者们以志愿者的形式在做。该网站名气很大，“提到焦永峰可能有人不知道，但是提及法制传媒网的话，知道的人很多，它比我的名气大得多。”就在2014年10月26日采访当天，焦永峰在早晨8点多发了一篇原创文章，结果到下午4点时，该文的浏览量达到9167人次。据焦回忆，网站一天的独立IP点击量可以达到3万多次，点击网页的一天达10万余次。

“我通过IP地址发现，一旦某个地方的问题被我们网站曝光以后，在某个时间段这个地方的点击量就会迅速攀升，证明我在关注一个地方某件事的同时，那个地方的官员和群众也在关注我的网站。”焦曾曝光过江苏某地的问题，后来该地政府单位的工作人员给他打电话说，他们领导每天上班首先打开的不是人民网、新华网，而是法制传媒网……

“今年做的事比原来的还难。”2014年，焦永峰盯上了陕西韩城市煤炭局原局长陈均良，焦告诉本刊记者，因为陈均良在当地煤矿索贿、参股，涉嫌贪污腐败一事，“当时举报人被对方威胁恐吓，最后和我联系了。”随后，焦永峰经过调查取证，将相关事情的材料向外界公开，不久便引起了渭南市纪委的介入，最后该案件被移交司法机关。“5月27日那天，法院打算判处陈均良7年，检察院当庭就抗诉了……我们和媒体都在关注着，最后改判为11年。”然而，对于该案情，焦永峰至今还有不少疑点，事后他曾就此写了不少质疑材料。

2014年11月，焦永峰在自己创办的法制传媒网上发布了一封《致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的一封公开信》。信中涉及陕西省渭南市某县中医院院长盗用他人档案，冒名顶替上大学一事。“接到群众举报后，我立即赶往当地了解情况。”焦永峰说，随后便连续发了五篇举报文章，并向相关部门进行举报。然而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于是他再次使用写公开信的方式解决问题。“目前该事件还在举报当中，我会一直做下去。”

对于焦永峰而言，下一步究竟会发生什么不得而知，对于其家人而言更是难以预料。然而，采访中，他多次告诉本刊记者：“这个职业是我选择的，我无怨无悔，对于来自各方的风险我会尽量规避，规避不了的，就迎难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