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因倾慕顾炎武改名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国学大师。他出生于书香世家，早年接受了严格的儒学教育，致力于“稽古之学”，在文字音韵学方面打下根基。甲午战争以后，章太炎广泛阅读西方书籍，吸收西学思想，研究中国传统学术。他在国学教育方面，很有建树，一生曾三次创办国学讲习会，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是黄侃、钱玄同、朱希祖、鲁迅、周树人、周作人、许寿裳、沈兼士、汪东、刘文典等人的老师，对中国现代学术产生了重要且深远的影响。

国学思潮初起的时候，有“国粹”“国故”“国学”等多种不同的说法。1905年2月《国粹学报》创刊，章太炎为主要撰稿人。1906年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东京组成国学讲习会，章太炎为主讲人。1910年章太炎在日本讲演的文字集结出版，即《国故论衡》。胡适说：“自从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的名词，于是成立。”[1]胡适认为国学就是国故学，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一文中，他这样说道：

“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陋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2]。

章太炎国学思想的核心即是发扬“国粹”，力图以国粹来传承汉民族的文化精髓，“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3]272，树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他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3]278认为这三大部分作为汉民族独特的文化精粹，构成了优秀的民族文化。

章太炎的国学思想着重在“文字”和“文化”的层面，提倡“先小学而后文学”，主张从语言文字入手，感受民族文化，他对音韵训诂与周秦诸子极为重视。“近所与学子讨论者，以音韵训诂为基，以周、秦诸子为极，外亦兼讲释典。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钥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4]236

周作人非常看重他这位老师在音韵训诂方面的成就：“我以为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贡献，还是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超过一切之上的。”[5]梁启超也对其评价甚高：“既亡命日本，涉猎西籍，以新知附益旧学，日益闳肆。其治小学，以音韵为骨干，谓文字先有声然后有形，字之创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所著《文始》及《国故论衡》中论文字音韵诸篇，其精义多乾嘉诸老所未发明。”[6]

章太炎非常注重语言文字，认为从字义的本原入手，有助于打好学问的基础。“现在第一总要把六书懂得，明了本义本形，再讲音韵；懂得音韵，假借的道理就明白。那么才得不写别字，不说乱话。”[7]但他对白话文并不排斥，而且有所提倡，并于1910年前后在《教育今语杂志》上，用白话文发表了《论文字的通借》《论经的大意》《论诸子的大概》《庚戌会演说录》等演讲稿。

另一方面，章太炎也明确表示小说、报章与书札文牍要有所区别：“林纾小说之文，梁启超报章之格，但可用于小说、报章，不能用之书札文牍，此人人所稔知也。”他认为，“学子习作文辞，岂专为作小说、撰报章，而舍书札文牍之恒用邪！若欲专修文学，则小说、报章固文辞之末务。且文辞虽有高下，至于披文相质，乃上下所通。议论欲直如其言，记叙则直书其事，不得虚益华辞，妄增事状。而小说多于事外刻画，报章喜为意外盈辞，此最于文体有害。”[4]

对于书札文牍等文章，章太炎认为要有法度，要做到“发情止义”。情，即“心所欲言，不得不言”，把个人不得不说的喜怒哀乐发出来，做到有内容。义，就是“作文的法度”，即合乎文格,得其体要，要符合作文章的基本准则，这法度要通过博览群书,再加以总结才能体认得到。他评价桐城派的文章，“并非没有法度，但我们细读一过，总觉得无味，这便因他们的文，虽止乎义，却非发乎情”。又说王渔洋的诗，“法度非不合，但不能引人兴趣，也因他偶到一处，即作一诗，仿佛日记一般，并非有所为而作的”。侯方域、魏叔子作为明代遗民“心有不平，发于文章，非无感情，但又绝无法度”。明末的大学问家黄梨洲与王船山“学问虽博，虽有兴亡感慨，但黄文既不类白话，又不类语录，又不类讲章，只可说是像批语，王船山非常生硬，又非故意如此，都可说是不上轨道的”[8]。可见，他的文章评价标准非常之高。

章太炎也主张诗歌要发抒性情，有所寄托：“本情性限辞语，则诗盛；远情性憙杂书,则诗衰。”[9]他说：“吟咏情性，古今所同，而声律调度异焉……《三百篇》者，四言之至也。”[9]认为自汉朝以后，四言诗已少有优秀之作，五、七言诗应运而生，他对魏晋诗歌评价甚高，认为既有经世抱负,又有身世感叹,慷慨激昂，极具性情，大都是他心目中的佳作。

章太炎认为读书学习，不能拘泥于书本，还要向书本之外去寻求。他说：“书籍不过是学问的一项，真求学的，还要靠书籍以外的经验，学校不过是教育的一部，真施教的，还要靠学问以外的灌输。”[7]他认为，本国人应该有本国的常识，“有了这种常识，好广的再求广，好精的再求精，那是渐渐的远去，渐渐的上去了。若是不然，专好精的，或者弊病还少；专好广的，就是全然空虚。譬如一滴的水，吹成一个大泡。外面看来虽大，中间纯然没有，那个弊病就狠多哩！”[7]

章太炎提出读书要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心得，有所思考，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新。“学问既然为求智慧，得了前人已成的学问，不可将就歇手；将就歇手，自己仍没有自己的心得。”[7]好比借了钱做买卖，把本钱还掉以后，还要有赢利才行，不然只是白忙活一场。认为“博学要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创见；否则就是读尽了天下书，也只是书笥，装了些别人的东西，而不是自己独有的东西。”“学问是无止境的，后人应比前人更进一步；学习外国的东西，也要独立思考，有新发现；追随抄袭，是没有出路的。”[10]

章太炎认为读书治学，既要求是，又要致用。“今日切要之学只有两条道路：（一）求是，（二）致用。求是之学不见得完全可以致用，致用之学也不必完全能够求是。合致用与求是二者冶于一炉，才是今日切要之学。”[11]“在致用上，第一要紧是阅历，第二要紧是勤劳，书本子上的学问，不过帮助一点儿，那里有专靠帮助的！学问本来是求智慧，也不专为致用。”[7]强调求学是为了开智，开智以后才谈得上致用，而致用不能光靠书本上的学问。

章太炎认为不读史书，就无从爱国。他说：“现在的青年，应当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的人；现在的中国，是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负有什么责任。这一切在史志上面全都可以找到明确的答复……一国之历史正似一家之家谱，其中所载尽已往之事实，此事实即历史也。若一国之历史衰，可占其民族之爱国心亦必衰。”[11]以他的经验，只要用三年半的时间，即可读完重要的史籍。“看记事的书用一年半的时间；典章制度的书，用八个月时间；奏议的书用十个月的时间。有志之士，勤勤恳恳，下三年半的功夫，对史事即可烂熟了。”[12]

章太炎提倡多读经典，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人增长知识，“我们要人看经典，是使人增长历史的知识，用意在开通人。”[7]他于1924年在《华国》月刊上发表的《中学国文书目》收录了39种古籍。他认为“凡习国文，贵在知本达用，发越志趣，空理不足矜，浮文不足尚也。中学诸生，年在成童之上，记诵之力方强，博学笃志，将以此始，若导以佻奇，则终身无就。”[13]章氏推荐的主要都是些传统经典，如《诗毛传郑笺》《春秋左传杜解》《二程遗书》《颜氏学记》《清服制图》等，另附有“总参考书”，如《读史方舆纪要》《乾隆府厅州县志》等，本意是想让中学生多阅读这些国学经典著作，可惜由于太专深，能够接受的并不多。

[1] 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国文学会丛刊[J].1922（1）：1-10.

[2]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C]//郭绍虞.近代文编[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167-177.

[3]章炳麟.章太炎政论选集（上）[M].汤志钧，编.北京：中华书局，1977：272，278.

[4]章太炎.章太炎书信集[M].马勇，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236，118.

[5]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M].周作人，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53.

[6]梁启超.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 清代学术概论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朱维铮，校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78.

[7] 章太炎.章太炎的白话文[M].陈平原，选编.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1.78，60，77，59，54，85.

[8] 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62.

[9]章太炎.国故论衡[M].陈平原，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90，88.

[10]汤炳正.忆太炎先生[J].中国文化.1993（8）：184-190.

[11] 秦燕春考释.章太炎：历史的重要[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77，79.

[12] 韩府.章太炎设计的读史日程[J].阅读与写作，2007（10）：33.

[13]章炳麟.中学国文书目[J].华国，1924（2）：1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