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新华 邓剑伟

转型社会中的“二代”现象研究＊
——基于厦漳泉三地的调研分析

□黄新华 邓剑伟

中国社会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社会阶层变化是转型社会最深刻的变化之一，由此所带来的“二代”现象也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相关研究揭示了社会阶层分化的原因，但缺乏关于“二代”现象深入系统的制度分析。通过对厦门、漳州、泉州“闽南三角”地区的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了解“二代”群体生存现状，揭示制度变迁引发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厘清制度安排与社会分层的内生性，寻找阻滞社会流动的障碍，探究“二代”现象的制度根源，从实证的角度分析转型社会中的“二代”现象，有助于为构建良性的社会结构提供思考方向，消除阶层间流动障碍，形成和谐、健康、良性发展的社会系统。

转型社会 “二代”现象 制度缺失 政策选择

一、问题提出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通过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与层面的互动，中国社会正经历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在社会转型中，“因家庭出身带来的代际分化已成为转型期中国的突出问题”①崔鹏、靳博：《“二代”现象透视》，《人民日报》2011年3月31日。。“富二代”、“官二代”和“穷二代”等带有“二代”字眼的词汇频频出现，媒体也对“二代”现象也进行了各种报道，2011年3月31日《人民日报》刊发的《“二代”现象透视》一文，引发了社会广泛讨论。“二代”现象的凸显，说明由于收入条件、生活经历、家庭背景等不同导致的社会分层客观存在，也说明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过大，而且产生差距的过程存在不公平现象，导致日渐形成的仇富、仇官心理放大。这种放大使人们担心，社会优质资源日益被少数人垄断，大部分人会失去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那么，“二代”群体的生存现状如何，他们有何想法和期望；“二代”现象的社会认同度如何，带来了哪些社会问题；“二代”现象的制度根源在哪里，该如何正确地加以对待和解决等，都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

“二代”现象哪里都有，但阶层差距产生的生活隔离和心理不平衡以及情绪的对立，“恐怕当下以中国为甚。于是仇富心理蔓延，报复和泄愤事件越来越频繁”②赵灵敏：《中国的“二代”问题》，《联合早报》2013年7月24日。。“二代”现象在我国转型社会中逐步发展成一个社会问题，并引起学界关注，相关研究揭示了阶层分化的原因，为探讨解决途径和办法提供了思考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资源在不同群体之间进行了重新分配，社会成员因占有社会资源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形成不同的阶层。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为标准将中国社会群体划分为十个阶层。其中，占有大量组织和经济资源的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处于社会结构的上层，而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城乡的失业者和半失业者阶层等占有少量资源的群体处于中下层，整个社会结构呈金字塔形。①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社会阶层的划分解决了“谁得到了什么”的问题，但没有阐明“为什么得到”的问题，即社会分层过程中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问题。②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测量与分析》，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为此，学者们探讨了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之间的相关性，③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流动》，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认为社会流动是开放社会的标志，有利于社会公平和稳定。虽然影响不同群体间流动的因素很多，但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两种机制：一是继承机制，二是自致机制。④边燕杰、李路路、李煜、郝大海：《结构壁垒、体制转型与地位资源含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继承机制指家庭和血缘关系等，这些因素并不能通过后天努力改变。自致机制包括教育、工作等因素，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改变。“二代”群体继承了父辈积累的资源，尤其是人脉关系等社会资源。而父辈资源的不均等导致“二代”社会地位上的差异，父辈资源较少的“二代”群体在获得社会地位中处于劣势，甚至难以向上流动。这种资源和社会地位在代际间的传递引发社会不公，有可能导致社会流动受阻和社会结构僵化，破坏社会和谐稳定。

边燕杰、李路路等在2003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部分城市）中指出，虽然与改革初相比，父代单位对子代地位获得的影响大大减弱了，但是继承机制受到抑制并不等于自致机制的自然强化，自致机制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并不乐观。⑤边燕杰、李路路、李煜、郝大海：《结构壁垒、体制转型与地位资源含量》，《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因为家庭关系会影响教育和工作机会的获取，在学历可比的情况下，社会出身低微的青年就业状况不如出身殷实家庭的青年，因此，教育水平的提高反而增加了就业机会的不平等。⑥钱民辉：《教育真的有助于向上社会流动吗》，《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4期。换言之，“既有的阶层结构会进一步影响到人们学业的获得，也就是说由考试这一技术所实现的合理性背后隐藏着一定的阶层差异。初高中后教育分流的结果在反映学业成绩差异的同时，包含着阶层差异”⑦方长春、风笑天：《阶层差异与教育获得》，《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年第5期。。家庭关系、教育和工作作为影响社会流动的要素并不是独立发生作用的，家庭关系会影响到教育和工作等机会的获得。这是因为“我国社会存在‘总体性资本’”，“拥有家庭资源的同时也拥有了其他资源”。⑧王小章：《“富二代”的特权与“穷二代”的权利》，《人民论坛》，2009年第16期。

“二代”现象是中国目前复杂的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是社会结构、经济结构转型滞后的表现，反映了社会垂直流动的程度，如果不能得到解决，中国社会结构有固定化的危险。⑨陆学艺：《中国社会结构有固定化的危险》，《南风窗》，2010年第11期。但是，目前关于“二代”现象的系统研究仍然很少，相关文献（含以上文献）多属于对社会分层或社会流动的传统研究，缺乏深层次的制度分析。本文通过厦漳泉三地的实地调查访谈，了解“二代”群体生存现状，力求从实证的角度分析转型社会中的“二代”现象，为构建良性的社会结构提供思考的方向。

三、研究设计

（一）概念厘定⑩社会分层和“二代”现象古已有之，本文探讨的是我国转型社会中出现的“二代”问题，尤其是“富二代”、“官二代”和“穷二代”群体。

1.社会分层。社会分层是以一定的标准区分出来的社会集团及其成员在社会体系中的地位层次结构、社会等级秩序现象。在国外研究中，社会分层与阶级、阶层经常混同使用，以分层研究取代阶级、阶层分析。在国内研究中，社会分层概念与阶级、阶层概念并用，但社会分层的意义较为宽泛，并涵盖阶级、阶层。一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意见认为，分层内容具体包括阶级、阶层、层界。⑪李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测量与分析》，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

2.“富二代”。“富二代”指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先富起来的社会阶层的后辈，该部分群体具有明显的群体标识——以父辈的既得财富为衡量指标，其所在的家庭拥有丰厚的财富积累，其家族在所从事行业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

3.“穷二代”。“穷二代”是相对于“富二代”的叫法，泛指社会弱势群体的子女，其父辈由于基础环境差、教育少，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进程中仍然未能摆脱贫穷。

4.“官二代”。“官二代”主要是指拥有配置资源权力的行政、事业单位以及国企重要领导岗位工作人员的后代，他们比较容易获得社会资源，又因其父辈行政级别不同、岗位重要程度不同获得资源权限有所区别。

（二）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从统计资料、报刊、书籍和期刊等文献中收集研究信息，并进行整理、归纳和分析，充分了解社会分层以及转型社会中的“二代”现象，从而导出研究问题。

2.问卷调查。在福建省厦门市、泉州市、漳州市开展问卷调查，分别选取商业区、居民区、高校、交通枢纽、市图书馆、社会保障中心、行政服务中心等地点随机抽取样本。①不同“二代”群体访谈数量的选择，既考虑了“二代”群体间的数量比例，又考虑了访谈的可及性和有效性。

3.深度访谈。深度访谈的对象为上述界定的“官二代”、“富二代”和“穷二代”群体。课题组进行了两轮深度访谈，共访谈“二代”群体200位。

4.统计分析。主要采取定性和定量分析相互结合、相互转换的方式。调查数据中定性部分（主要指访谈）根据访问提纲进行手工汇总；调查问卷则运用spss17.0数据统计包进行整理与分析。

（三）样本选择

1.问卷调查样本选择

问卷调查的发放对象为普通民众，本次调研通过发放634份问卷，共获得600个有效调查样本（样本年龄设定为18岁以上的居民）。问卷有效率为94.67%，问卷分析以有效问卷作为依据。通过对被调查者年龄、职业、收入、学历等的分析，调查样本的比例构成，基本与2012年厦门市、泉州市和漳州市的统计资料相符，说明调查样本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能够在较大程度上体现这三个城市居民的意愿，因而调查结果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表1 问卷调查样本基本情况统计

变量 描述性统计家庭平均月收入（N=580）2000元以下（2.8%），（28.8%），4000-5999元（15.9%），6000-7999元（13.9%），8000-9999元（12.5%），10000元以上（14.4%），无固定收入（11.5%）

2.深度访谈样本选择

深度访谈方面，通过两阶段的调研，共访谈“二代”群体200名（样本年龄设定为18岁以上，其中“官二代”50名，“富二代”50名，“穷二代”100名）。访谈内容涉及不同“二代”群体的个人信息、家庭信息、对“二代”现象的认识以及对当前我国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现状的认识等方面。

四、研究发现

（一）社会存在 “二代”现象与社会分层，且二者密切相关

1.“二代”现象的社会认同度较高

课题组首先对受访者作了“二代”现象（包括“富二代”、“官二代”、“穷二代”）、社会分层等相关含义的基本说明，向受访者陈述本文中已经界定的相关概念，并考察受访者的认同度。结果表明（图1），32.83%和59.83%的受访者基本赞同或赞同了本文中关于“二代”的划分标准，13名访问者填写反对意见，课题组对填写反对意见的受访者进行深入发掘，发现几乎所有的反对者都认为，本文所划分的“二代”标准过于狭窄，可以适当放宽。值得注意的是，反对者没有反对“二代”相关概念所表达出的基本含义，而是认为可以扩大“二代”群体的覆盖面。由此，课题组认为，受访者对“二代”的基本概念并不排斥（包括持有反对意见的人群），都属于本文研究的群体。

2.社会分层现象普遍存在

在以往阶层观点的阐述中，社会群体是社会阶层的组成部分，社会分层现象既是一种客观事实，又是一种主观反映，故本文采用一种相对直接的方式对社会分层进行验证。课题组对受访者提出以下问题：“有人说，当前我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不同的阶层，并通过阶层划分体现出不同的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差异，您是否同意以上说法？”共计478名受访者同意以上说法，占样本的79.67%，大部分的受访者认为用“社会阶层”这一名词来描述当前社会资源的分配差异较为合理，图2直观地展示了受访者对社会分层这一现象的支持情况，表明社会分层在社会群体中已经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阶层分化已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3.“二代”现象与社会分层关系密切

以上分析表明，“二代”现象和社会分层在我国已存在，并获得了较高的社会认同度。在此基础上，课题组进一步验证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如表2、表3所示），在将学历作为控制变量的前提下，不同“二代”群体之间的职业仍存在显著差异；不同“二代”群体之间所拥有的社会资源也存在着显著差异。由此可见，“二代”现象是我国社会分层加速的产物，“二代”群体虽然还不能证明其成为独立的阶层，但也对我国社会分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表2 不同 野二代冶群体职业方差分析

Dependent Variable：职业Error 737.520 196 3.763 Total 3351.000 200 Corrected Total 837.595 199 a.R Squared=.119（Adjusted R Squared =.106）

表3 不同 野二代冶群体社会资源方差分析

（二）阶层归属意向趋于保守，多种因素决定社会阶层划分

1.社会群体的阶层归属意向趋于保守

在调查中，课题组与受访者进行沟通，力图消除调查者对受访者的主观引导。课题组询问受访者“您认为您当前所处的社会阶层符合下列哪一情况”，同时，课题组强调“排除他人对您的评价，仅以自我衡量为标准回答”。

调查发现（图3），70.7%的受访者将自己的阶层属性界定为“下层”或“中下层”，认为自己是中层阶层的人数占总体样本的22.8%，上层或中上层阶层仅占总体样本的3.8%，受访者的自我归属情况与其他社会阶层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相吻合——当前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形态为“金字塔”型，下层、中下层阶层占据了超过三分之二的人口总数，而中层社会群体不到五分之一，我国社会阶层的归属意向趋于保守。同时，研究表明，底层群体对社会的认同感不强，甚至没有社会认同感，这将逐步增加社会矛盾，导致社会不稳定。

2.收入、社会资本和教育水平是划分社会阶层的主要标准

课题组进一步考察受访者划分自我社会归属的因素，早在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将我国社会划分为五大社会等级（上、中上、中、中下和下层）和十大社会阶层。①其划分依据是“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架”，该调研组强调社会群体从事的职业与个人收入、声望、教育、权力等方面存在的密切联系。由于本课题中阶层的划分是以评判者自我划分为基础，并以强调社会分层和“二代”现象的主观联系为中心，故在参照上述划分标准的前提下，课题组将划分依据进行进一步的细分，并将社会分层产生影响的基本要素进行罗列，我们试图提取对社会分层影响最为强烈的要素，统计结果如下（图4）：

统计表明，收入和社会资本、威望两个要素在社会分层中占据了相对显著的地位，受访者理性地认为衡量当前社会分层的主要条件来源于物质外化和精神外化两个方面，其次，受教育水平也列入了部分受访者的选择范围，由于其他因素的选择频数均低于样本总量的10%，由此可以判定收入和社会资本、威望构成了当前社会分层影响的重要指标，受教育水平对社会分层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七成的受访者将收入和社会资本、威望作为衡量其所在阶层的重要指标，这较为直接地体现了受访者对当前社会现实的实际感受，收入的获得和社会资本存量的多寡成为社会群体最为认同的两个指标。课题组进一步将这两个指标纳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范畴中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遵循市场竞争机制，在理想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收入水平是以个人市场竞争力为基础的重要指标，在一个良性的市场环境下，市场角色的定位通常表现为优胜劣汰的结果，这一点在个体角色分配上通常要求“最高的位置配置最优秀的资源”，而同时需要降低隐性指标以防止不正当竞争。社会资本、威望的理解同个人收入的标杆亦较为类似，即如果个体具有较高的社会资本和社会威望，则其在很高概率下已经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并进行了丰富的人脉积累。如果个体不能够通过合理、有序竞争达到获取收入和社会资本要素时，则整个社会的社会和经济效率便会低下，如果个体普遍以增强隐性指标的竞争导向一旦形成，社会阶层流通机制便不再畅通，绝大部分底层人群没有渠道增强隐性指标，社会阶层流动便逐渐停滞了。

（三）家庭隐性支持决定社会阶层归属

收入更多地是来源于个体的努力，还是来源于个体家庭的已经附着的隐性支持？不同群体所获得的社会地位是来源于自身的努力，还是基于家庭出身？由于直接向受访者询问此类敏感话题，受访者通常会陷入道德风险，故课题组以调查受访者的自我认知为起点，以主观比较矩阵的方式试图测量受访者家庭为其提供的隐性支持。

1.收入与家庭隐性支持密切相关

课题组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将受访者收入作为因变量，依据个人社会竞争力的指标分类进行筛选，重点考察家庭隐性支持对受访者个人收入是否存在显著性的影响（如表4所示）。

表4 各变量的均值尧标准差与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变量说明单位性质：普通职员 0.400 0.490 二元；“普通职员”赋值为“1”，其他变量为“0”单位性质：学生0.253 0.435 二元；“学生”赋值为“1”，其他变量为“0”单位性质：无业、失业、待业、下岗二元；“无业、失业、待业、下岗”赋值为“1”，其他变量为“0”单位性质：离退休人员 0.007 0.081 二元；“离退休人员”赋值为“1”，其他变量为“0”单位性质：军人0.057 0.231— — 二元；“军人”赋值为“1”，其他变量为“0”自变量家庭物质条件相对优势 3.083 0.744定序；与其他家庭的同龄人相比，物质生活条件是否有优势；1-5，5为非常有优势精神生活条件相对优势 3.648 0.945定序；与其他家庭的同龄人相比，精神生活条件是否有优势；1-5，5为非常有优势人脉资源相对优势 3.648 0.845定序；与其他家庭的同龄人相比，人脉资源是否有优势；1-5，5为非常有优势教育条件相对优势 3.407 0.797定序；与其他家庭的同龄人相比，教育条件是否有优势；1-5，5为非常有优势就业机会相对优势 3.193 0.777定序；与其他家庭的同龄人相比，就业机会是否有优势；1-5，5为非常有优势社会身份地位相对优势 2.977 0.710定序；与其他家庭的同龄人相比，社会身份地位是否有优势；1-5，5为非常有优势个人能力相对优势 3.257 0.859定序；与其他同龄人相比，人际关系能力是否有优势；1-5，5为非常有优势

在社会层级划分的过程中，个体的职业选择不仅与个人物质财富产生重要关联，还通常对社会资本的多寡产生影响，“职业因素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力劳动与非体力劳动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扩大，二是管理者与非管理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扩大。”①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因此，课题组将职业因素作为控制受访者收入的主要变量，并附着相应的人口学特征变量；在自变量选择方面采用前文中受访者对个人家庭状况的自我认知意向，回归模型采用本调查采用FORWARD方法进行向前选择。详细系数见下表5：

表5 各因素对社会群体收入的多元线性回归系数

模型1仅将自变量作为回归系数，考察受访者家庭背景对个人收入产生的影响，经线性回归调整后R平方显示为0.215，F值为5.544，显著性为0.000，即该模型拒绝原假设，通过验证，在受访者自我评定的变量中，家庭物质条件相对优势对个人收入产生正的影响，即个人家庭的物质条件优势越大，受访者越可能找到高薪酬的工作或者高收入，物质条件相对充裕的家庭能够为受访者扫清创业和择业的基本障碍；家庭社会身份地位相对优势也对收入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课题组从“家庭物质条件”和“社会身份地位”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判断，即一个家庭的社会身份地位越高，通常伴随着较高的物质生活水平。本文继续考察社会人脉资源的相对优势，社会人脉的相对优势对受访者群体的收入水平产生异常显著的影响，通过与受访者的交谈得知，在相对年轻的且已经择业的受访者群体中，个人的职业选择或多或少会依靠家庭人脉关系，家庭人脉关系作为一种重要的隐性指标提升了受访者的市场竞争力。值得注意的是，个人能力作为受访者基本外化的重要指标，与收入提升呈显著负相关，这叛离了本文的原始逻辑，一方面归因于抽样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不论哪个社会群体都对自身的能力较为认同，研究也表明家庭条件越不好的群体，越倾向于通过自身的能力和努力改变命运，也更加认同自身的能力。

模型2重点考察控制变量对个人收入的影响，由于抽样限制和数据类型的误差，研究发现包含职业在内的重要控制变量对个人收入提升的解释能力非常有限，拟合度R平方仅为5%，其中性别、年龄两个基本人口学特征对收入水平影响相对显著，在职业分类情况下，职业为党政干部对收入产生正的贡献，职业为普通职员对收入产生负的贡献，同时，无业、失业、待业、下岗人员和学生等职业类型对收入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贡献。这使课题研究陷入了一个悖论，我们开始怀疑受访者是否对自己的信息有所隐瞒，或者推出另一个假设：问卷考察的样本中大部分的个体没有将自己的职业所得作为主要收入，控制变量方差的拟合度表明——职业、受教育水平、年龄和性别只能为收入水平提供较小的解释力。

课题组将控制变量和自变量一同导入回归模型中，模型总体拟合度为26.1%，根据上表可知，在变量增加的情况下，除了拟合度水平稍有提升，所有变量的显著性没有产生明显的变化，人脉资源、社会地位和物质条件相对优势三个变量在总的模型中依然显著。课题组由此得出以下结论：在当前社会群体的收入构成中，基本素质、社会经验和个人能力等显性的竞争指标已经被削弱了，在现行的社会体制中，大部分人群获得收入的方式更多依靠家庭人脉关系、社会地位和家庭物质的初始积累构建的平台，个体的市场竞争力更多地依赖于正当竞争之外的隐性指标。

2.社会资本、威望与家庭背景密切相关

针对社会资本、威望因素，课题组分别以“您认为您的社会资本、社会威望符合下列哪一个选项”和“您认为您的父辈的社会资本、威望符合下列哪一个选项”进行提问，收集受访者的评价意向，评价结果如图5。

由图5的分量统计可知，受访者对个人与父辈社会资本评定结果在构成上基本相似，受访者普遍采取较为保守的态度评判自己的社会资本、威望，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一般”以下的样本占据了绝大多数，本文对上述两个变量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发现上述变量的相关性十分显著。

通过相关性分析，家庭背景对个人社会资本、威望的影响亦一目了然了，个体的社会资本、威望与其父辈的社会资本、威望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866，这表明受访者在衡量自身社会资本、威望的同时，很难避免将其父辈的社会资本和社会威望状况排除。

通过对收入和社会资本、威望两个要素的分析（如表6），课题组发现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社会群体在获得上述要素的过程中都与其自身家庭背景息息相关，此外，收入的回归模型已经揭示了一个现状：对社会群体更加重要的物质财富的获取，已经更多地依靠以家庭背景平台为中心提供的隐性指标，而社会资本和威望的积累又更多地与其父辈相联系，基本素质、社会技能和个人能力对当前市场竞争力的提升已经不再显著，直观地说，社会群体发挥自我主观能动性并通过自身努力可以获取的要素对提升自我竞争力已经没有太多的意义，通过自我积累和发展以使自己流入到更高的阶层的可能性已经减弱了。

（四）现行制度对 “二代”现象有重要影响

那么“二代”现象产生的根源是什么？进一步研究表明，现行制度设计存在的缺陷，导致了社会流动停滞和“二代”现象的凸显。

1.现行制度设计存在缺陷

本文以五维里克特量表的形式，对深度访谈的200名“二代”群体进行调查，以考察他们对当前社会制度的主观评价，我们将当前重要的社会制度按照主要的涉及范围划分为8大类。不同社会群体对现行制度的主要看法如下图6（平均值）：

由图6可知，“富二代”、“官二代”与“穷二代”的制度评价呈现出不同的差异，这充分反映出当前制度的主要倾向。在访谈中，通过对“穷二代”个体进行询问，以深入探寻当前制度的主要缺失，绝大多数“二代”群体通过较为直观的语言表述了以下观点：

收入分配不均是造成当前大多数“穷二代”处在社会底层的关键，这与收入分配制度紧密相连；城乡户籍、本地和外地户籍的差异在多个社会侧面都能够既体现，并产生影响；绝大部分的社会保障制度只能轻度缓解“穷二代”现状，并不能帮助其摆脱贫困。同时，访谈中，大部分“穷二代”的语气包含不满，部分情绪波动明显，有95名样本认为当前制度应该“改变”。“二代”群体对当前制度的不同评价较为深刻地反映出当前不同阶层的获利情况，虽然以主观判断为主的调查缺乏客观依据，但在比较二者个人收入和社会地位后，本文仍然认为在刨除个体素质、历史机遇等因素后，“穷二代”的境遇并没有得到现行制度的照顾。

上述调查反映了当前社会制度的主要缺失，社会、经济制度以间接的方式调节着社会资源的分配，金字塔型的社会阶层是当前制度调节资源分配的派生体，而占据超过30%的“穷二代”群体对当前制度的消极评价，则加重了社会阶层动荡的隐患，即无论当前制度是否存在理论上的合理性，它产生的社会效应已经对相当一部分社会群体产生了危害，事实上这已经成为促进阶层分化的根源。

2.制度缺失加剧“二代”现象和社会问题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现行制度存在缺陷，这些缺陷是导致“二代”现象形成社会问题主因。

首先，市场经济制度不完善，加速了社会阶层分化。在当前中国市场经济情形下，公有资产是既有行政性又有契约性的“委托—代理”制度，与嵌入在政治结构中的市场制度，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而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则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①刘欣：《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随着改革开放日渐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我国进入了新一轮“转型”时期，社会资源越来越集中在社会上层手中。调研表明，不同的资源占有使“富二代”、“官二代”和“穷二代”对于自身的有着不同的评价，追求不同的生活。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我国社会阶层日益分化，阶层差别不断扩大的现实。

其次，资源分配制度不合理，影响代际公平。当前，我国的资源初始分配和再分配制度并不合理，改革开放的成果并没有惠及全体人民。资本和劳动的分配严重失衡，直接影响大多数普通人和他们后代的工资水平；社会再分配制度不完善，社会阶层间的差距难以缩小，直接影响大多数普通人和他们后代的收入状况。“二代”现象之所以引起社会强烈关注，正是因为社会担心各阶层之间的差别会传递下去，形成“贫困代际传递”。②“贫困代际传递”的概念由“阶层继承和地位获得”的研究范式中发展而来，指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继承父母的贫困和不利因素并将贫困和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这样一种恶性遗传链;也指在一定的社区或阶层范围内，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代际之间延续，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访谈中，课题组发现，“富二代”的生活满意度要远高于“穷二代”，前者从父辈得到的资源和现有的资源也要远高于后者，后者要获得成功比要比前者难得多。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影响社会稳定。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具有多元结构的特征，城市居民和高收入群体享受到的社会保障水平明显高于农村居民和低收入居民，结果导致社会阶层间的差距不减反增。频繁的“仇富”事件表明，阶层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已经影响到我国社会稳定。

第四，各种“身份”制度不规范，阻碍社会流动③课题组将“身份制度”定义为户籍制度、就业制度、教育制度等会对社会成员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产生影响的制度。。任何社会都存在社会阶层现象，有阶层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阶层固化，社会流动梗塞。当前，制度安排带来的先赋性以及类似先赋性因素对社会流动的作用仍然很强，非制度性因素独特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流动。①龚维斌：《我国社会流动机制变迁与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4期。失范的“身份制度”，致使我国社会流动扭曲，以至于有学者提出了“社会阶层流动已经停滞，穷人永远难以进入富人圈”的警告。问卷和访谈资料表明，社会差距不断扩大，社会流动渠道日益狭窄，不同的“二代”群体和家人会因为身份的不同而对其他“二代”群体另眼相看，阻碍了彼此间的交流和沟通。

第五，产权制度不完善影响了社会资源的公平配置。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本质是以产权为核心的制度变迁。②刘欣：《当前中国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5期。一些阶层（如“富二代”）是制度变迁的受益者，在资源和社会资本的分配上处于优越位置，这种阶层位置是既定事实。但是，调查表明，产权制度的不健全导致的大量的非正当竞争行为的出现造成民众的社会公平认同感低下，进而使民众形成了以权力寻租代替效率的利益追逐惯性，造成极差的社会影响。

五、结论与建议

阶层结构变化是我国社会转型中的深刻变化之一，“富二代”、“官二代”和“穷二代”等“二代”群体虽然不是严格的社会阶层，但或许是对当今社会现状的形象描述。“二代”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社会分层加速、社会流动不畅的现实和结果。必须引导社会正确地看待“二代”现象，理性对待社会分层，通过深化改革，提升不同社会阶层的流动能力，畅通社会流通渠道，促进社会阶层之间的互动，维护社会公平稳定。

（一）创造社会良性流动的制度环境，消除流动障碍

“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③[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化解“二代”问题，需要确保资源与利益在社会群体之间的合理分配。因此，应加快户籍、就业、医疗、社会保障、产权等相关制度改革，建立体现机会均等的竞争制度，保证社会各阶层能够通过有序竞争而良性流动，打破转型社会制度变迁中存在的路径依赖。

（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实施权利导向的社会政策

促进社会阶层间的流动，应改革和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在解决社会矛盾过程中，建构和实施以权利为导向的社会政策体系，尊重和保障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消除社会排斥，推动社会融合，建立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平等、民主的合作机制，兼顾各方利益、维护全体人民的发展权利。

（三）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维护社会稳定

“在我国的初次分配领域里，劳动力工资报酬增长严重落后于GDP增长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事实。”④李晓西、金三林：《对我国收入分配研究的若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2期。要缓和“二代”现象造成的社会压力，深化收入分配改革是关键。政府应在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同时，缩减高低阶层的收入差距，重视劳动价值，提高劳动要素报酬，建立橄榄型的收入分配格局，维护社会稳定。

（四）增强社会成员流动能力，扩大中间阶层覆盖面

畅通向上的渠道意义重大。因为“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是少数”⑤白天亮：《不信奋斗信什么》，《人民日报》2013年6月21日。。但是社会成员个人流动能力的提高是建立在个人具备基本能力和素质的基础上，只有相当一部分“穷二代”群体在实现阶层向上流动后，社会发展才能步入正轨。因此，必须强化教育服务供给，加强对弱势阶层的人力资本投入，增强其向上流动的能力，逐渐扩大中间阶层的覆盖面。

（五）重视弱势阶层的利益诉求，引导社会正确看待 “二代”现象

由于在社会资源占有等方面的差异，“官二代”、“富二代”相对于“穷二代”有着更大的话语权与影响力。因此，必须拓宽弱势阶层的利益表达空间，引导社会正确看待“二代”现象，因为阶层分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先富起来的很多人是通过勤奋劳动、勇于创新、诚信经营为自己积累大量财富的。特别是在闽南地区，许多“富二代”继承了长辈们“爱拼才会赢”的精神，通过努力挣得了财富。因此，应通过正确的舆论引导，促进社会各阶层理性看待阶层间的利益差异，在公共政策中理性地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

责任编辑：孙艳兰

＊本文系厦门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2013—201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黄新华，男，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作者邓剑伟，男，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厦门 36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