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明佳

摘 要：丁玲的理想主义不同程度地表现在其笔下的各种人物身上。因其作品的写实性，人物在坚持自身理想主义信念时，往往与现实社会发生冲突。通过对这些人物的具体分析，可以从中感知理想主义者在面对强大现实时所表现出的不同精神状态，及其在时代洪流中个体的艰难、痛苦抉择。

关键词：丁玲小说；理想主义；现实；徘徊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205-02

五四“狂飙突进”运动对于当时的中国文坛和社会都有莫大的影响。丁玲便是在这一时代洪流中投身于文坛，并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反映其五四时代精神：对于民族命运的思考、对于现有秩序的反思、对于未来社会的憧憬。跟随着这种时代精神的发展，让丁玲的“理想主义”同她复杂的人生经历融为一体[1]，这让在丁玲文学作品中人物也同样拥有了理想主义的翅膀，逐步丰满起来。在这样的情感基调下，丁玲笔下的人物总是在为了个人理想、个性解放和自我独立，而顽强地与纷纭复杂的社会现实进行抗争，从而构成了一个丁玲式的个人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群像。这个形象群体大致可分为这样三种类型：以莎菲（《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代表的对完美两性关系的追求者，以贞贞（《我在霞村的时候》）为代表的在现实社会及家庭困顿语境下的艰难抉择者，以梦珂（《梦珂》）为代表的出走后无法找到出路者。现代读者借助于这一个个鲜活人物的内心挣扎和人生抉择，可更真实、更深刻地去触摸那已逝去的岁月，感受那一代个性解放先驱者所散发出的熠熠光辉。

一、对于理想两性关系的追求

西蒙娜·德·波伏娃有一个关于女性的中介产物理论，她认为：“女人的任何经济、物质、心理命运都是后天形成的，都不能诠释女人在社会内部的具体形象，而是介于被去势者和男人之间的。[2]”波伏娃的这一理论充分证明了女人不是天生的，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必然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巨大制约和影响。

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的“后天形成”主要表现为对于爱与性的理想主义追求，而在这一追求过程中同样遭遇到各种现实因素的掣肘，也充满了主人公对其遭遇的对抗和反叛。

对于性与爱的完美要求，从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就只能是完全属于男性的话语权与行动权，而这也代表了男性的统治权。女性对于它们的要求，则会被视为荡妇行为，不仅会受到男性统治者的严酷惩罚，也会受到同为女性同胞的唾弃。面对性、爱这样的敏感问题，同样作为五四时期的女作家，每个人的看法也表现的大相径庭。沈从文曾经用自己的语言来阐释当时的情况：“冰心笔下的爱是母爱，是夫妻之间的爱；冯沅君笔下的爱，是母爱与情爱冲突的爱；而在丁玲笔下的爱，是单纯的爱，纯洁的爱。”这就证明了，面对性和爱这两项能够完美结合在一起的事物，丁玲表现出的是自在、自由的渴望与追求。

比如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凌吉士刚一出场，莎菲便被这一风度翩翩、气质不凡的男性迷住了：

他，这生人，我将怎样去形容他的美呢？足以让人眼前一亮的脸庞，身躯，嘴唇以及纤软的头发，同时他的一举一动也莫名其妙的抓住你的心。例如，当我礼貌的问他的名字时，他用别人想不到的态度递过来名片，那嘴角简直牵动了我的心，我不能告诉别人我就是在用渴望的眼神看着那鲜红的两边的嘴角啊[3]。

在莎菲为他俊朗的外表、不俗的气质所吸引的同时，她更没有掩饰对于这一男性的肉体所表达出来的想要亲近之感。“性欲的味道在莎菲对凌吉士的迷恋中不断的扩张。[4]”但这想发与五四运动的精神实质却背道而驰。在它所产生的烟雾中，我们看到了莎菲这一具有理想主义气质的人物对于爱与性这一基本两性关系的追求。

莎菲并没有如李泽厚所论述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那样使用理性取得胜利，“不管是外来的、传统的，只要一切是以理性的思考作为衡量标杆的，都要有人们的理智来做出判决、选择以及裁定，这种实用理性才是数千年来中国人适应环境不断生存和发展的首要精神。[5]”不同的是，她在整个过程中把自己的感受放在了第一位，终于内心，并没有被强大的现实裹挟。

二、革命理想与家庭现实的冲突

作为追求自己革命理想的典型代表，贞贞在面对着巨大的肉体与心灵折磨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怀疑与否定，然而在面对着相亲们的流言蜚语、父母的缄默不语时，她沉默了。

“她那侄女儿你看见了么？听说病得连鼻子也没有了，那是给鬼子糟蹋的呀。”

“亏她有脸面回家来，真是她爹刘福生的报应。”

“谣言可多呢，……听说起码有一百个男人‘睡过，哼，还做了日本官太太，这种缺德的婆娘，是不该让她回来的。”

“有人和我我，鬼子送给她的金戒指，她现在还戴着呢。[6]”

关于贞操这一问题，早在五四时期，就已经广泛的探讨，“1918后的两年间，周作人翻译的谢野晶子的《贞操伦》成为了《新青年》的发端，发问讨论贞操的问题成为了《新青年》近一年的话题。有趣的是，在关于贞操的这组文章中，对“贞操”的含义一直在两个概念中滑动：首先，‘贞操被看作是封建残余；‘现代道德的提出也是在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论证后。[7]”贞操要建立在双方真实的情感表示基础上也逐渐被大众所认同。这些讨论只限于上层知识分子，深奥的理论加之传统价值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使得这一现代、开放的观点，并没有被广大人民所接受，而最终成为众多历史遗留问题而被保存下来。自然，到了40年代的解放区，这里的农民接受的文化普遍偏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更谈不上拥有什么现代意识，这也正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要致力解决的“普及与提高”的问题。

面对着20世纪40年代的民族危亡的严峻现实，身单力薄的贞贞扛起这面大旗，在革命理想与家庭现实之间做着艰难的选择。依凭着自身这一特殊的女性性别，贞贞来往与鬼子碉堡与霞村之间，传递着珍贵的情报。革命理想的追求，使得她女性意识以及由此而失去的部分个体意识，伴随着家庭现实的冲突，而被更深的埋藏在心底。贞贞在民族、家庭与国家之间牺牲了自身的女性身份，并以此换来了更加有利的革命形势。这在当时的具体环境下，值得我们钦佩。但是面对着自身的内心挣扎，我们还是看到了作为一个女性所承载的压力之大：endprint

这次一路回来，好些人都奇怪的望着我。村里的人各有所想，或亲近或逃避。就连家里的人对我也是各有不同，没有人真正的把我当做以前的我看待，悄悄地看我。其实我没有变，是他们眼中的我变了吧[8]。

面对家庭、现实的话语压力，贞贞并没有妥协，而是十分清醒自己现在所处的境遇，并坚守着革命理想的信念。冯雪峰对贞贞评价很高：“贞贞虽经过了很多事情的侵蚀和洗礼，但是在这个农村长大的女孩身上，正是因为这种伤害，让你看到了她的光芒，她给人们的希望与力量。[9]”贞贞的精神与身体受到的伤害相比显得异常高大与纯净。在另一层面，面对着家庭、现实的强大话语，贞贞能够坚定自身对于革命理想的坚持，也证明了她称得上“清水似的清”。

三、个人理想主义的幻灭

作为新时代的新女性梦珂，接受了五四新文化的洗礼，但是她已经不愿意再去学校，更不愿意去开工厂，办学校。对社会底层的工作有鄙夷的态度，认为那些工作异常劳累与辛苦。这样，她就面临着自己所接受的新思想无处生根，无法找到自己的理想安身立命场所的尴尬。

梦珂追求的是至善的人，至善的社会。与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相比，她向往的人际关系是单纯、干净的。但是，面对着娜拉出走以后的生活，她又无法真的走上自己所向往的那条道路：通过自己的双手，去逐渐实现这些理想。她最终认识到“真正的解放不单单是从地域上的村转城，也不是从反对封建到追求自由，是把性别奴役逐渐实现的过程。[10]”从那以后，她逐渐沉迷于肉体世界，放弃了对于自由和梦想的追求。

面对着梦珂的沉沦，可以看到：在面对着时代大潮的席卷，任何个体都显示出无力感与被裹挟感。在这种趋势的指引下，女性因为自身性别的因素面临着更多艰难的抉择。不可否认，梦珂悲剧的造成与其自身的女性身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追求时代潮流，接受新的思想与文化，对于女性来说，开阔了她们的眼界，使她们能够主动、自主的摆脱男性压迫在自身身上的重负。但是另一方面，因为自身女性性别意识的脆弱，是她们所赖以依存的信念有时显得岌岌可危。爱情、家庭，这些社会属性对于女性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这是她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主要场所，一旦位于最底层的这些属性遭到动摇，那么整栋女性大厦的稳固就显得力不从心。梦珂正是这样的情况。面对爱情时，她遭遇了所谓现代新男性的戏弄，自尊心遭到极大打击。而“在‘恋爱—婚姻……爱情在这一关系体系中，本能的让人重新树立信心，超越自己的自闭、多虑和狭隘。[11]”梦珂在受到爱情的挫折后，失去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和存在感。在梦珂出走后，她自身曾有的对于理想主义的坚持与追求，只能被抛掷于身后。

四、结语

丁玲的同乡好友沈从文曾经这样生动描述：“《梦珂》初稿已经定型的时候，在写字桌上你常可以看到几页纸，间或为熟人见到了，打量拿到手中看看，同时问问这是谁的文章时，照例这女作家一句不说，脸儿红红的，轻轻地喊着‘唉，唉，这可不行！就把那儿几张草稿抢去藏在她自己那个装点信件一类的抽屉里面去了。若是好奇一点，无意地问着，‘这莫非是想作第二个冰心的人写的？那一面一定好说，‘没有的事。文章自然是你们男子做的事，女人那里有分。谦逊的言语里有小小的锋芒存在，这个话是有趣的。[12]”创作之初的丁玲，就已经敏锐意识到自身女性的独特社会身份，并将这一细腻感受表现于作品之中。在与丁玲持有相同理想主义的人物那里，我们感受到了在面对强大现实时，理想主义者所要安身立命的不易，以及对于自身信念执着坚持的美好品格。

参考文献：

〔1〕单婕.理想主义和机会主义：丁玲“左转”再思考[D].山东：山东师范大学，2010.

〔2〕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9.

〔3〕丁玲.丁玲文集第二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22.

〔4〕周蕾.妇女与中国现代性[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252.

〔5〕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8.7.

〔6〕丁玲.丁玲文集第三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226-232.

〔7〕〔8〕冷嘉.家庭、革命与伦理重建——以解放区文学为考察中心[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

〔9〕〔12〕许华斌.丁玲小说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29-130.

〔10〕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119.

〔11〕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1.

（责任编辑 徐姜黎梅）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