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楠

摘 要：中国传统叙事文学发源于唐传奇，而《莺莺传》是唐传奇的杰出代表。他的流传与后代对它的接受为《西厢记》的成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自从《莺莺传》出现后，崔张故事在唐代和唐代以后都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但不同时期接受的态度也不同。唐代在统治阶级内部，以一种“猎艳”的心态赏玩崔张的情事；而宋代上至文人士大夫下至市民阶层都以“情”为关注点，为莺莺的遭遇而遗憾。

关键词：莺莺传；莺莺；张生；接受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201-02

一、崔张故事的探讨

元稹的《莺莺传》，创作于唐德宗贞元年间，讲述的是张生和崔莺莺之间的情事。张生漫游到蒲州，寄居在普救寺，遇到崔老夫人及崔莺莺，适逢蒲州兵乱，张生设法保护了崔家上下。老夫人设宴款待张生，席间，张生惊艳于莺莺的美色，随后托红娘送《春词》二首以挑逗其情。莺莺以《明月三五夜》作为答诗。张生如约在西厢见面，却遭莺莺斥责，张生绝望、羞愧，不曾想到，几日后莺莺自荐枕席于张生。月余后，张生进京赶考，滞留京城不归，最终莺莺被抛弃。后来，张生在和元稹谈论此事时认为莺莺是“尤物”，自己抛弃莺莺是“善补过”，而时人大多赞许张生的做法。从一句“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可以看出，《莺莺传》代表了唐代上层文人士大夫在面对情感、婚姻、仕途相矛盾时所体现出来的的道德观观和人生观。

上文提到，《莺莺传》讲述的是张生和崔莺莺之间的“情事”。为何用“情事”而不用“爱情悲剧”？马克思主义爱情观认为，从本质上讲，爱情是指一对男女基于一定的客观物质基础和共同的生活理想，在各自内心形成对对方的最真挚的倾心爱慕，并且渴望对方成为自己终生伴侣的一种最强烈、最稳定、最专一的感情。张生是一个“以封建礼教为招牌，以个人利益为转移的虚伪好色之徒，他欲与莺莺结合，一开始就不是以婚姻为目的，这与莺莺的爱情判断有别。张生用尽心机，逞才售奸，唯以玷污所爱少女真诚、纯洁的身心为虑，为发泄一己私欲，极尽虚伪、丑恶之能事。从本质上说，莺莺的爱情是张生骗取所得。”①因此，张生对莺莺的感情并不是爱情。

《莺莺传》的结尾，张生说：“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不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一个男子，为了满足一己之性欲，在成功地引诱了一个少女的身心之后毫无忏悔之心反而自诩为“善补过者”，令今人唏嘘不已。在考证莺莺身世时，陈寅格认为“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无事更婚韦氏。惟其非名家之女，舍之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②（学术界一部分人认为张生的原型就是元稹，另一部分则反对，在此不做深究）接着陈寅恪又提出“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会所不齿。”唐代有五姓、七姓之说，《唐国史补》卷上：“四姓唯郑氏不离荣阳，有冈头卢、泽底李、土门崔、家为鼎甲。太原王氏，四姓得之为美，故呼为镂王家，喻银质而金饰也。”③然而莺莺姓崔，未必可信。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中说：“唐五代时人的理想中，人物大都要经过这样一个人生历程：年少风流，眠花枕柳，可以抬高身份；尔后科举及北，娶高门之女，出将入相，唐五代人对风流艳遇、宽容、喜好也滋长了文士的风流个性。”④所以在《莺莺传》的开篇讲到，文人们一起宴游都以经历过此类事情相互夸耀，以此满足了虚荣心，又能彰显自己风流倜傥的个性。陈寅格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故真字即与仙字同义，而‘会真即遇仙或游仙之谓也。又六朝人已侈谈仙女杜阑香曹绿华之世缘，流传至于唐代，仙（女性）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有以之目倡伎者。”在唐代爱情传奇中，所描写的女性往往是娼妓，如《李娃传》中的李娃，《霍小玉传》中的霍小玉，《虬髯客传》中的红佛女等，这也是当时狎妓之风盛行的折射。唐代，虽然士族衰落，庶族崛起，但时人仍“唯士族为高”，仰慕门阀。《莺莺传》中的崔莺莺托身崔门，《霍小玉》中的霍小玉托身霍王后代，或许是文人为了抬高身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由此证明，崔莺莺即使不是娼妓，也有可能出身社会底层的寒门女子，而唐代文人举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旦中进士，身份地位骤然一变。或许这是张生能得到世人理解的唯一原因。

二、《莺莺传》在唐代的接受

唐传奇的作者一般有两类：一是封建士大夫官僚文人，创作出来满足统治阶级的“猎奇”心理需求；二是即将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的文人学子。唐朝科举考试干谒之风盛行，学子们通过创作传奇一方面供权贵们娱乐赏读，另一方面用以展示自己除诗文之外的多方面才华，希望以此被权贵们看好举荐。但无论怎样，唐传奇的读者一般是统治阶级贵族官僚，所以它的创作宗旨也必然符合封建社会上层文人士大夫的人生观和道德观。有唐一代，《莺莺传》的接受方式通常是通过士人阶层内部传阅完成的，接受心理也大抵相同，“时人多许张善补过者。”

时人杨巨源赋《崔娘诗》一首：“清润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销初。风流才子多春思，肠断萧娘一纸书。”虽然惋惜崔张最终没能在一起，但也不乏流露出对张生情事的羡慕。而杜牧在《题会真诗三十韵》中，更是极力渲染莺莺张生交欢时的媚态“弱体花枝颤，娇颜汗颗融。笋抽纎玉软，莲衬朵颐丰。笑吐丁香舌，轻摇扬柳躬。未酬前恨足，肯放此情松。幽会愁难载，通宵意未穷。”元稹有《莺莺诗》“殷红浅碧旧衣裳，取次梳头暗淡妆。夜合带烟笼晓月，牡丹经雨泣残阳。依稀似笑还非笑，仿佛闻香不是香。频动横波娇不语，等闲教见小儿郎。”更是大肆描写夜间男女幽欢时的场景。元镇的《会真诗》则更是尽极渲染莺莺容貌之媚，神态之娇，其中：“鸳鸯交颈舞，翡翠合欢笼。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气清兰蕊馥，肤润玉肌丰。无力墉移腕，多娇爱敛躬。汗流珠点点，发乱绿葱葱。”更是充满了宫体诗的艳情色调。在元稹的《古绝诗二首》中，“深院无人草树光，娇莺不语趁阴藏。等闲弄水浮花片，流出门前赚阮郎”，认为莺莺是“尤物”主动勾引的张生。endprint

以上诗词不难看出，唐代《莺莺传》的接受主要在社会上层文人士大夫群体，他们对崔张故事的关注主要在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展现出他们居高临下的婚恋和玩弄女性的性爱心理。

三、《莺莺传》在宋金时期的接受

到了宋代，经济繁荣，城市规模扩大，随着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讲唱文学如诸宫调、说话等也相应兴起，逐渐被市民所接受。北宋赵德麟运用说唱形式创作了《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其中有“至今士大夫极谈幽玄，访奇述异，无不举此以为美谈；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这说明在宋代，崔张故事得到了广泛接受。

宋代崔张故事的接受群体主要有两个：一是市民阶层。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已有《莺莺传》的话本，后佚失。宋杂剧有《莺莺六幺》，见于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后佚失。南戏有《西厢记》一目，见于《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后佚失。如今，只有北宋艺人赵德麟讲说的西厢故事流传下来，他将《莺莺传》的内容作为旁白，将自己创作的十二首《蝶恋花》唱曲分别插入旁白中，说唱崔张故事。在这部曲子词中，作者批判了张生的薄情寡恩，对莺莺被遗弃的遭遇给予同情：“密意浓欢方有便，不奈浮名，旋遣轻分散。最恨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旧恨新愁无计遣，情深何以情俱浅。”“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二是士大夫阶层。北宋时期，《莺莺传》被收录到官修的《太平广记》里，这为《莺莺传》的流传有很大帮助，在士大夫阶层主要表现在他们创作的诗词和宴饮时的歌曲里。如苏轼的《雨中花慢》中的“今夜何人，吹笙北岭，待月西厢”，是原自莺莺的诗句：“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晏殊《洗溪沙》词中：“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则是出自《莺莺传》中莺莺的诗句：“还将旧来意，怜取眼前人。”秦观有《调笑转踏·莺莺》歌：“崔家有女名莺莺，未识春光先有情。河桥兵乱依萧寺，红愁绿惨见张生。张生一见春情重，明月拂墙花影动。夜半红娘拥抱来，脉脉惊魂若春梦。春梦，神仙洞。冉冉拂墙花树动。西厢待月知谁共，更觉玉人情重。红娘深夜行云送，困享单钗横金凤。⑤毛滂有《调笑转踏·莺莺》歌：“春风户外花萧萧，绿窗绣屏阿母娇。白玉郎君恃恩力，禅前心醉双翠翘。西厢月冷莺花雾，落霞零乱墙东树。此夜灵犀已暗近，玉环寄恨人何处？何处？长安路.不记墙东花拂树。瑶琴理罢霓装谱，依旧月宿风户。薄情少年如飞絮，梦逐玉环西去。”⑥以上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苏轼、晏殊的词还是秦观、毛滂的鼓舞曲，宋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对《莺莺传》的接受一扫唐代“猎艳”的心理接受体验，而呈现出关注二者的情，为崔张不能在一起而惋惜，指责张生的负心，和对莺莺被遗弃遭遇的同情。由此可见，在宋代，文人士大夫和市民阶层对《莺莺传》的接受逐渐趋同，形成与了唐代“时人多许张为善补过者”大相径庭的新的时代思想潮流。

宋金时期，商品经济繁荣，城市规模扩大，上至统治阶层，下至市民阶层享乐之风盛行。时人对符合自身审美需求的精神文化商品也有很大的需求，一时间，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也受到市民阶层的广泛影响。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广泛传播，它是市民艺术的代表，作者是市民文人，将文人士大夫和市民阶层的审美进行了最好的结合。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指出：“这里和《会真记》大不同者，乃在结局的团圆。《会真记》的结果，太不近人情。张生无故的拒绝莺莺，自从寄书之后，便不再理会她。反以君子善于改过自诩。以后男婚女嫁，各不相知。实是最奇怪的结局。这不能算是悲剧，实在‘怪剧。像《董西厢》的崔、张的大团圆，当是世俗的读者们所欢迎的，且也较合情理。”虽然大团圆结局是中国才子佳人小说的痼疾之一，但不得不承认，董解元这样设计很符合当时市民阶层的审美心理。既然是大团圆结局，那么人物的性格特点必须改变，张生由一个负心汉摇身一变为“情种”，高中状元后，与佳人结为连理。因而小说的中心主旨必然发生变化——将崔张的爱情悲剧转变为崔张为获得自由爱情向以老妇人为代表的封建阻碍势力的抗争。这给崔张爱情故事赋予了新的生命，也是后来王实甫创作《西厢记》的蓝本。

在中国文学史上，《西厢记》被称为“元杂剧的压卷之作”，它所突出的“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美好愿望为后代爱情题材的戏曲、小说所接受，影响深远。但任何一部伟大的著作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根植于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之中，通过对前人成果的接纳，并融合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应运而生。《西厢记》的成书过程便遵循了这条规律，王实甫对之前的崔张故事材料的整理与提炼，融合了自己的文学观、爱情观，通过自己的如椽巨笔竟成就了“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的局面，从而为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增添了光辉亮丽的一笔。

注 释：

①黄季鸿：《西厢记》研究史（元明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3.10.

②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424.

③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66.

④程国赋.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M].uxyi：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42.

⑤秦观.淮海居士长短句.霍松林.西厢汇编[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10.

⑥毛谤.东堂词.霍松林.西厢汇编[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11.

（责任编辑 徐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