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羽

摘 要：董永传说流传两千余年，武梁祠董永事父汉画像是现存研究董永传说的最早图像资料。此画像经过几代学者的研究考释，画面故事虽然已基本阐明，但对其中部分图案的解说仍存在争论。对比南阳汉画像以及武梁祠画像中的各种熊图案可知，汉画像石熊形图案有固定的造型图式，武梁祠董永图中左侧之兽不符合汉画像石里常见的熊图式，可识别为大象造型；结合汉代仙人羽化的观念，可论证武梁祠董永图中董永右上方之图案虽是仙女，却以飞鸟的形态出现，此鸟配合董永左上方的大象，组成了董永孝行感天，“象耕鸟耘”的图案。

关键词：武梁祠；汉画像石；董永传说

中图分类号：I20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191-03

武梁祠石刻位于山东省嘉祥县纸坊镇武翟山，是中国东汉晚期武氏家族墓地石刻建筑群落，其中以“武梁祠”年代最早，因而得名。在武梁祠堂石刻画像中，董永佣耕事父画像位于武梁石室第三石上，也就是后壁石刻之第二层，右数第三幅画像。对于这幅石刻画像，自宋代以来，曾经有众多学者进行过记述和研究，但直至今日，围绕画面内容的解读，仍然存在着争议和尚未得到解决的问题。

一、历代学者对武梁祠董永事父画像的相关考释及不同见解

早在北宋时期，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对嘉祥武梁祠的碑刻与画像已经有所记述；南宋郑樵《通志·金石志》中亦提到“武氏石室画像”，洪适又将武梁祠之榜题和画像著录于《隶释》、《隶续》。大约在元代，武梁祠历经黄河洪水淤漫，湮没于泥沙之中，直到清代乾隆年间，才被金石学家黄易重新发掘出来。清代以前，对武梁祠董永事父画像，并无人专门研究，黄易的《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对此画像也没有多加留意。清代学者中，较早对武梁祠董永事父画像进行解说的是翁方纲，其《两汉金石记》卷十五曰：“第卅八幅，凡二榜，画永父持杖，后有车，董永立其前。”清代嘉庆、道光年间，阮元、毕沅等所撰《山左金石志》卷七也对武梁祠董永画像进行了记述：“左一车轮，一人坐于辕上，右手执杖，左手高举，榜题：‘永父二字。左一人，背立向地取物，首顾坐者，榜题：‘董永，千乘人也六字，‘也字半泐。左右空处，各缀一兽，半泐。”此后，清代学者不断对此图进行考释，王昶《金石萃编》卷二十曰：“一人坐辕上，榜题‘永父。左一人，背立向地取物，榜题‘董永千乘人也。”冯云鹏、冯云鹓所辑《石索》卷三曰：“永父坐车辕上，与世传卖身葬父事不合，盖别有事实，于今失传耳。永父车后有一树，有一人攀援而上，俱未考。”瞿中溶所撰《汉武梁祠堂石刻画像考》于嘉祥武梁祠画像描述详细，考证精深，此书卷五对武梁祠董永事父图尤其有确切说明：“图有二人，其右左手扶杖，杖头有鸠，左手前指，坐于一轮车架之辕，面左者，董永之父也，其车架上有一器如罋。……其左一人向左立，首回后右顾其父，而两手拖物者，董永也。[1]”

经过瞿中溶及其之前学者的努力，武梁祠董永事亲图中几个最主要的画面形象已经被解说清楚。关于董永和永父，原画中的榜题已经注明，论者皆无异议。瞿中溶对董永父所乘之车与所持之杖，进行了仔细观察，他注意到永父杖头有鸠，是一根鸠杖；又根据《后汉书》里《鲍宣妻传》、《赵憙传》、《范丹传》、《杜林传》中相关记载，考证武梁祠画像董永图中的鹿车“乃今北方乡人所用之一轮小车”，也就是现在俗称的独轮小推车，永父所坐独轮车上还放有一个陶罐。瞿中溶研究武梁祠画像所依据的底本是黄易的精拓本，《汉武梁祠堂石刻画像考》书后另附有《武祠前石室画像考》一文，文中称：“黄小松于山左嘉祥搜出汉武梁祠堂画像，椎拓甚精，予既为之详考其事，补前人所遗及正近人所说之悮，成书六卷矣。”因为黄易拓本为初拓善本，瞿中溶在考证武梁祠画像时，通过黄易拓本得以观察到其他学者所难以见到的细微之处。例如，董永事父图中，鹿车后倚大树，树右方的图案，《山左金石志》卷七将其理解为：“树一丛，树右一兽。”瞿中溶则清楚地说明此图案是：“车右后倚一树，树右有一小儿，攀援欲上。”瞿中溶还发现董永前方左边“地上有一器如竹笥”，此器物为“锯齿口圆器，纹如编竹为之者”，如果拓本不是非常精致细腻，石刻竹器上的纹理是表现不出来的。当然，瞿中溶对武梁祠董永画像中图案的论证也有可以补充和商榷之处，如关于画中董永所持之物，瞿中溶未加考察，后世有的学者将其释为农具，如郎净《董永故事的展演及其文化结构》解释为：“（永父）右手前指，似乎在指点董永耕作。董永立于左侧，右手执农具，回首萦望其父。[2]”有的学者将其释为地上竹笥的盖子，如容庚《汉武梁祠画像录》释图曰：“一人坐鹿车，左手扶鸠杖，右手直前者，董永父也。车后倚一树，有小儿攀援欲上。左一人向左立，回首顾其父，左有一器，以右手执其盖者，董永也。”再就是对董永左右两侧上方动物图案的解说，瞿中溶之说也值得再加辩证，后来学者们围绕武梁祠董永画像所进行的探讨，争论和歧见亦集中于此。

二、对董永事父画像左右两侧上方图案所表现故事内容的考释

关于董永左上方的图案，瞿中溶《汉武梁祠堂石刻画像考》卷五解读为：“董永之左上空处，一四足有尾之兽，盖点缀也。”对于瞿氏此说，后世学者并不完全认同，而是参照董永传说的相关文献记载得出了各种结论。有的学者认为是熊，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董永左上方有一似熊的动物，是点缀品，与内容无关。[3]”蒋英炬《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上缀一羽人和一熊。[4]”肖贵田也认为武梁祠董永事父图中，董永左上方图案为熊类，“熊类兽仅左上肢上举，右上肢曲肘于胸前。[5]”肖先生之所以有此看法，可能是对图形存在误解所致，原因有三：首先是忽视了熊的头部，武梁祠画像中，柳下惠故事画面的右上方就有一只熊，熊的头部不大，但形象鲜明，眼睛可见，嘴脸清晰，而武梁祠董永图中“熊类兽”头部很难看清；其次，在武梁祠柳下惠画像中，熊的出现，说明柳下惠与女子所处之地是荒郊野外，人迹罕至之所，董永图中的故事背景则为临近村落的农田，不应是熊之类猛兽出没之地；再次，武梁祠柳下惠图中之熊两臂开张十分明显，而董永图中所谓的“熊类兽”，并不符合汉画像石中所常见的熊双臂上举的造型图式。在汉画像石中，熊的造型虽然风格略有所异，但还是有固定模式的，一般都是直立行走，身体右倾，头部左向（个别造型是身体左倾，头部右向），双臂皆开张上举，作用力挥舞之状。河南南阳出土的汉画石像中有大量的熊图案，南阳市包庄出土有东汉象人斗熊图，南阳市碧霞宫出土东汉象人斗熊图，南阳市魏公桥出土东汉熊兕相斗图，南阳市石桥汉墓出土的执棨戟门吏图中也有熊形象[6]。鲁迅先生所藏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拓片和嘉祥武梁祠画像石拓片中，也有不少熊形象，北京鲁迅博物馆与上海鲁迅纪念馆合编《鲁迅藏汉画象（一）》图二四、图二五、图三五、图六六中，执戟门吏图像上方，皆有熊形象，图一七〇为熊虎斗，图一七二为二虎斗熊[7]。《鲁迅藏汉画象（二）》图五七，嘉祥武氏祠画像（武班石室），画像左下角有一熊形象；图六六，嘉祥武氏祠画像（武班石室），画像第三层为周公辅成王，成王形象的正下方，也就是画像第四层正中，有一熊形象[8]。双臂上举是汉画像石熊图式的典型特点，目前所见南阳汉画像和武梁祠画像中之熊，造型十分相像，都类似于武梁祠柳下惠画像中双臂上举之熊，而不同于董永图中左侧的动物图案。endprint

1986年，博兴县董永考证小组《汉孝子董永及其故里的考证》一文，研究武梁祠董永画像，识别董永左侧动物并非熊，而为耕地之象，董永右侧动物则为耘田之鸟，进一步释读该画像，提出了“象耕鸟耘”的观点：“董永左边有一兽，体态粗壮，大耳如扇，长鼻高昂，是一象；董永右上方横一图案，有翼，有花纹，作飞舞状，当是一鸟。《越绝书》说：‘舜死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耘。此即‘象耕鸟耘之意，内含‘耕耘二字，是董永‘肆力田亩，田间劳作的形象注脚。”[9]郎净《董永故事的展演及其文化结构》书中分析武梁祠董永画像，猜测董永左上空之物为大象，对董永右上方飞舞之物则充满疑惑：“由于年代久远，石刻已经非常模糊，所以，很难断定是飞鸟还是腾空之仙人，参考别的汉代石刻画像，并不能做出明确判断：汉代画像中经常会有飞鸟图案，形态各异，与董永右上空之物的形态上有吻合之处，但是亦有与之相近的羽人图案，不敢论断。”参考左侧大象图案，郎净认为右侧图像还是理解为飞鸟较为合理，最终采信了“象耕鸟耘”之说，提出“董永的左上方为长鼻高昂之象，右上方为一只飞舞的有花纹的鸟。”

关于董永右上方的图案，还有相当多的研究者认为是仙女正向董永飞来，是前来帮助他的织女。清代瞿中溶《汉武梁祠堂石刻画像考》卷五将其解读为：“其上横空一人，面向下，有翼而身被衣绣衣，向左作飞势。”容庚也释其为“织女”，《汉武梁祠画像录》曰：“其上一人横空者为织女。”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亦持此说：“在武梁祠画像中，董永的父亲坐在树荫下的手推车上；董永本人站在父亲前面劳动。空中飞翔的一位神仙应是织女。这样，这幅图就把连续发生的两个情节连接在一幅单一的画面中。第一个情节是董永当父亲活着时在田地中劳动；第二个情节是织女在回报孝子之后飞走。[10]”如果将董永右上方的图案解说为“织女”，那就只能将董永左上方的图案理解为单纯点缀性的图案，在画面故事中，除了装饰和补白作用外，不具备任何意义。

以往研究者对武梁祠董永画像的解读，实际上都忽略了一个问题，这就是在汉代人的观念中，仙人与飞鸟的形象极为类似，孙作云论文《说羽人——羽人图、羽人神话、飞仙思想之图腾主义的考察》曾对此有深入论述[11]。早在原始时代，人类就有了鸟图腾崇拜，张晓凌《中国原始艺术精神》一书曾经谈到：“鸟能飞翔这一自然属性在原始人长期的心理感悟中形成了特定的意象。一旦这种意象和某种生存意识联系起来，便迅速被赋予特定的价值，从而被神化。‘飞翔这一自然属性成为神力后，原始人类便可以自由地运用它，以它的功能来满足原始人的各种愿望。[12]”随着鸟图腾崇拜的延续和深化，至晚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人鸟一体的形象，《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有“羽民国”，郭璞注描述羽民形状曰：“画似仙人也。”在汉代，出现了羽化方能登仙之说，王逸《楚辞章句》注《远游》中“羽人”一词曰：“人得道，身生毛羽也。”南宋洪兴祖补注曰：“羽人，飞仙也。”王充《论衡·道虚篇》曰：“好道学仙，中生毛羽，终以飞升。……为道学仙之人，能先生数寸之毛羽，从地自奋，升楼台之陛，乃可谓升天。”汉画像中的仙人，往往就呈现为肩生双翼的“羽人”。《论衡·无形篇》曰：“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行于云则年增矣，千岁不死。”汉魏以来，传说中的天帝之女或神女多现为燕鹊等飞鸟之形，《山海经·北山经》称神鸟精卫“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西晋崔豹《古今注》卷中曰：“燕，一名天女。”“鹊，一名神女。”《太平御览》卷九二一引唐人戴孚所作《广异记》曰：“南方赤帝女，学道得仙，……或作白鹊，或作女人。”鲁迅先生《古小说钩沉》从《太平御览》等书中辑出西晋郭璞《玄中记》姑获鸟故事：“姑获鸟……衣毛为飞鸟，脱毛为女人，一名天帝少女。……昔豫章男子，见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鸟，匍匐往，先得其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诸鸟。诸鸟各去就毛衣，衣之飞去。一鸟独不得去，男子取以为妇，生三女。其母后使女问父，知衣在积稻下，得之，衣而飞去。后以衣迎三女，三女儿得衣亦飞去。”干宝《搜神记》卷十四亦记载此事，题为《毛衣女》，敦煌本晚唐句道兴《搜神记》中还有《田昆仑》一篇，所叙田昆仑与天女结合生子的经历与豫章男子相似。在唐代敦煌写本《董永变文》中，董永传说被人鸟相恋类志怪小说所渗透熏染，从武梁祠画像中的孝子楷模，进一步脱化成为董永与仙女婚媾生子的爱情传奇，只不过故事中鸟的形象和情节被逐渐淡化了。董永传说中的神鸟形象在唐代以后虽被慢慢抹去，但痕迹还是难以消灭，明代洪楩编《清平山堂话本》收有宋元话本《董永遇仙传》，记述董永与七仙女之子在服食银瓶仙米后，形体变异，化为鹤神。

总而言之，在武梁祠董永画像中，董永右上方的仙女实际上既是织女，也是飞鸟，是一个人鸟合一的形象，瞿中溶所依据的拓片较为清晰，从中可以清楚看到双翼人形图案，即其所谓：“有翼而身被衣绣衣。”在汉代人的思想中，织女是仙人，却以飞鸟的形态出现，她既是飞来秉机助织的仙女，同时又作为神鸟配合左方的大象，一左一右对衬处于董永两侧，似乎有助耕之意，形成了“象耕鸟耘”的图案。“象耕鸟耘”原本是舜和禹的事迹，在汉代广为流传，《论衡·书虚篇》曰：“传书言：舜葬于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田。盖以圣德所致，天使鸟兽报佑之也。世莫不然。”正如牛郎织女传说和董永传说在流传中所发生的自然而然的演变合成一样，虞舜的孝行和夏禹的德行也很容易地被移植到了董永身上。

画像石是通过单幅画面来叙事的，仅仅把故事中的相关人物在画面中罗列出来即可，具体情节则需要观者自我解读。而想要通过仅仅一个简单的画面来讲述一个多少有些复杂的故事，是需要观看者有一些想象力的。就图像与文献的相符程度而言，因为武梁祠的建造时间与曹植所处时代极为接近，所以武梁祠汉画像石董永图所表现的故事情节，也应与东汉末年曹植《灵芝篇》诗所述内容较为一致：“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责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

三、结语：武梁祠以外汉画像石中的董永形象endprint

从东汉到两宋，在各种祠堂与墓葬的石刻和砖刻画像中，还有不少以孝子董永为题材的作品。肖贵田论文《汉至南北朝时期董永故事及其图像的嬗变》对东汉至北朝时期的董永事父图进行了搜集和整理，共发现包括武梁祠董永图在内的东汉画像十例，其中山东画像石四例，分别为：武梁祠董永画像、泰安岱庙所藏大汶口东汉墓董永画像、山东长清大街汉墓中室第4小室西横梁石右端董永事父图、山东临沂吴白庄汉墓门楣董永画像；四川画像石六例：乐山麻浩I区1号崖墓、渠县燕家村沈府君阙、渠县蒲家湾无名阙、乐山麻浩II区40号崖墓、乐山柿子湾I区1号崖墓及II区22号崖墓。在这十例当中，只有武梁祠董永画像有明确榜题，可以确认为董永画像石，其它画像石由于与武梁祠董永画像有类似图式，遂被识别为董永事父图。肖贵田认为：“武梁祠董永事父图因有正确榜题使其成为汉代董永图的标准样式，是识别其他同类题材图像的参照物。”此外，还有一个应该引起研究者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存世的董永汉画像石不过十例，在各种孝子类汉画像相对易见的山东地区，董永画像也不过只有四例，四川却集中出土了董永汉画像石六例之多。顾森专著《秦汉绘画》就发现：“董永、丁兰、老莱子、邢渠等都是古代有名的孝子，川渝只选了董永一人来反复表现，如渠县沈府君阙、无铭阙，乐山麻浩崖墓等地均刻有董永事父，而且都表现为一老人坐于树阴下一独轮车后，一壮年人手持农具一旁站立侍候。[13]”

参考文献：

〔1〕（清）瞿中溶.汉武梁祠画像考[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301-310.

〔2〕郎净.董永故事的展演及其文化结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1-5.

〔3〕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107.

〔4〕蒋英炬，吴文祺.汉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95.57.

〔5〕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东方考古第7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220-226.

〔6〕张新强，李陈广.南阳汉画早期拓片选集[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33、43、46、106.

〔7〕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鲁迅藏汉画象1[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

〔8〕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鲁迅藏汉画象2[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

〔9〕山东省博兴县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董永论证会资料汇集[Z].1987.6.

〔10〕（美）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301-302.

〔11〕孙作云.孙作云文集（第3卷）.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上、下）[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561.

〔12〕张晓凌.中国原始艺术精神[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171.

〔13〕顾森.中国绘画断代史 秦汉绘画[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163.

（责任编辑 张海鹏）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