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安超

摘 要：《阿飞正传》被誉为香港20世纪9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电影之一，剧中主角旭仔完整地表现了反叛、无归属感的人物特色。本文从语用文体学角度，采用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运用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含义理论这两种重要的语用学理论，并结合语境对剧中围绕主角旭仔的对白和独白进行分析，揭示这些台词对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作用，以彰显语用文体学在电影赏析中的应用，深化对电影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及其塑造和作品主题的理解。

关键词：《阿飞正传》；主角旭仔；台词；语用文体学；电影赏析

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158-03

一、引言

《阿飞正传》讲述了上世纪60年代孤傲叛逆的香港风流浪子旭仔的故事，他将自己放逐于一个又一个女人身边，拒绝给出承诺，又抛弃她们。旭仔不断与养母作对，逼迫其告知生母下落，终于得知生母下落后，旭仔只身前往菲律宾寻根却被生母拒绝相见。心灰意冷之际，旭仔打算去其他地方，因为没钱，旭仔只好刺伤伪造护照的人，抢得一本假的美国护照，逃奔上火车，却在火车上被人开枪杀死。

《阿飞正传》带有极强的王家卫式电影风格，即人物对话与独白占了很大篇幅。因此，本文将从语用文体学角度，采用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运用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含义理论这两种重要的语用学理论，结合语境，围绕主角旭仔的对白和独白进行解析，旨在揭示这些台词的语用功能及其在人物形象塑造中的重要作用，以彰显语用文体学在电影赏析中的应用。

二、语用文体学概述

语用文体学指采用语用学模式或从语用的角度展开的文体分析，是文体研究众多流派与分支中的一种，20世纪90年代以来较有影响。“语用文体学”这一概念由Hickey在1989年首先提出，实际是语用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Hickey提出语用文体学关心的是所有形式的语篇，既包括书面的也包括口头的。从语用角度进行文体研究，即是用语用学的代表理论，如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含义理论、礼貌理论、关联理论等，对不同体裁的语篇进行具体分析研究。

封宗信指出在文学著作中，各角色在虚构性适切条件下做出的符合其特定环境的言语行为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日常对话无异。由于电影这种载体的写实性，演员尽量将自己的表演贴近真实的生活，剧中人物的对话更是力求与真实生活一致。在《阿飞正传》中，旭仔的人物形象多由对话与独白建立起来，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含义理论正是以研究现实中的口头话语为主发展而来，因此笔者认为选择这两种重要的语用学理论，来解析剧中台词在主角个性塑造中的重要作用，结合语境对剧中围绕主角旭仔的对话和独白进行分析是恰当可行的。

Austin首先提出言语行为理论，将言语行为分为三种行为模式，即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Austin的研究重点在言外行为上，并对其进行了分类，但并不完善。Searle在Austin的成果的基础上重新将言外行为分为五类，后来为其他语用学家普遍接受，包括：阐述类，即说话人担保说所命题是真实的；指令类，即要听话人做某事；承诺类，指说话人承诺做某事；表达类，指说话人对命题内容所涉事件持有的态度或心理状态；宣告类，即说话人说了某话使某事成为了现实。

为了阐释言语行为及其会话含义的产生，Grice提出了“合作原则”，即在谈话中使你的话语在其所发生的阶段符合你参与的谈话所公认的目标或方向。该原则包括四个准则，即：（1）量准则：所说的话应该满足交际所需的信息量；所说的话不应超出交际所需的信息量；（2）质准则：不要说自知是虚假的话；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3）关系准则：说话要有关联；（4）方式准则：说话要清楚、明了，包括：避免晦涩；避免歧义；简练；井井有条。一旦违反了以上准则，就产生会话含义。这便是会话含义理论的基本内容。

下面笔者将运用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含义理论对《阿飞正传》主角的台词进行赏析。

三、《阿飞正传》主角台词及其人物形象的语用文体学分析

本节从电影《阿飞正传》中选取了若干重要台词片断进行分析，着重说明这些台词对于剧中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作用。

（一）对话分析

电影对话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动作性（让人物在对话中以个人的见解、情操和感情相互影响，进而决定他们的相互关系）、性格化（根据人物的性格，结合具体的环境和人物的心态、动作，说符合人物自身的话）和生活化（遵循日常说话方式，自然、质朴、生动）。

《阿飞正传》中的爱情线主要发生在旭仔与苏丽珍和露露这两个女人之间。在旭仔与苏丽珍交往一段时间之后，苏丽珍想要进一步发展两人关系，与旭仔展开了如下对话，对话的结果却宣告了旭仔与苏丽珍两人关系的终结：

例1：苏丽珍：我们认识多久了？（1）

旭仔：好久了，不记得了。（2）

苏丽珍（停顿）：我表姐就快结婚了。（3）

旭仔：是吗，替我恭喜她。（4）

苏丽珍：她说结婚之后会搬去和公公婆婆住。（5）

旭仔：那是什么意思？（6）

苏丽珍：就是我要找地方搬了。（7）

旭沉默。（8）

苏丽珍：我想搬来和你住。（9）

旭仔（望她一眼）：好啊。（10）

苏丽珍：那我怎么和爸爸说呀？（11）

旭仔：说什么？（12）

苏丽珍：我们的事咯。（13）

旭仔：我们的什么事呀？（14）

这段对话发生在旭仔的卧室。从整段对话可以看出，旭仔采取的是不合作的态度，而苏丽珍则在努力挽救这个对话以朝着她预期的方向前进。从旭仔的第一句回答（2）就可以看出，他在这段对话中并没有显得十分合作。在电影结尾，观众得知其实旭仔一直以来都很清楚地记得他们的相识，但是他在这里却选择回答不记得，可见他违反了合作准则的质原则，说了假话，其实隐约透露出他对这段感情并不认真的意思。同样，根据言语行为理论，可以窥知（3）和（5）都是有言外之意的。（3）虽然是一个阐述句，实际却暗示旭仔应该对这段感情要有所承诺；但（4）并没有给出苏丽珍想要的答复，于是进而有了（5），这句话实际上已经很明显地暗示要旭仔邀请她来一起住。旭仔自然知道苏丽珍是什么意思。但他用了一个稍有挑衅性的问句问苏丽珍，可以想见他一定被很多女人明示或暗示过要求他的承诺。正如电影一开头他就自白是“无脚鸟”，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有归属感的人，也注定不会为谁而停留。话轮（7）就更明显了，但旭仔以沉默作答，他已经无意继续这个对话，是明显退出合作原则的表现。苏丽珍只好继续担任挽救对话的角色，主动要求和他一起住，得到旭仔肯定的答复后，她开心起来，以为真的可以得到旭仔的承诺，进一步提出（11）、（13）。（11）表面是一个问句，行事语力却是要求旭仔给出明确的承诺，但得到的回答却是两个问句“说什么呀？”、“我们的什么事呀？”。旭仔不答反问，（12）和（14）明显违反了合作准则的方式原则和数量原则，隐含着“有什么可说的，我们不过是玩玩而已，有必要给承诺吗？有必要去见你爸爸吗？”这层意思。因此，当旭仔说完（14）这句话，两人就陷入了沉默，随后苏丽珍就和他分手了。这段对话你来我往，将两人的内在情绪含蓄又贴切地展现给观众，正好符合了苏丽珍和旭仔两人各自的性格，同时又非常生活化，没有长篇大论，没有矫情，贴切地表现了苏丽珍在这段关系中的被动地位，突出了旭仔的花花公子形象。endprint

在与苏丽珍分手之后，旭仔又迅速和舞女露露发生了一夜情，虽然仅仅相识一天，露露已经对旭仔着了迷，要求进一步的发展，于是在起床后露露对旭仔提出继续见面的要求：

例2：露露：我们明天还见不见面呀？（1）

旭仔：可能吧。（2）

露露：那你打电话给我吧。你有没有我电话？（3）

（旭仔摇头。）

露露：我写给你呀。（边写边说）你十一点之后再打来呀，之前我还没有回去的。（4）

旭仔：梁凤英？你不是叫露露吗？（5）

露露：同事不知道我的英文名嘛。你真的要打来才行哦。（6）

旭仔：行啦。（7）

露露：我知道你一定不会打给我。（8）

旭仔：我会的。（9）

露露：你根本就没记住我的电话号码！（10）

旭仔：你都写下来了，我还用得着记嘛！（11）

露露：那如果弄丢了呢？（12）

旭仔：如果电话号码可以弄丢，就是说人也可以弄丢了。（13）

露露：你试下弄丢呀。如果你弄丢它我就泼你镪水，划花你的脸。（14）

旭仔：别跟我说这种东西。（15）

这段对话与例1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可以用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含义理论来解读。根据Searle对行事行为的分类，（8）是一个阐述类话语，但它的行事语力却是在提出一个要求，要求旭仔打电话。露露通过（3）（4）（6）（8）多次示意旭仔给她打电话之后，旭仔的反应仍只有随意的三个字“我会的”。这里露露要求的是旭仔强有力的肯定答复，而不是漫不经心的几个字。（9）有没有违反合作原则的质准则很难判断，但可以肯定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违反了量准则，旭仔没有提供足够多的让露露信服的话语。这段对话与例1一起，强化了旭仔放荡不羁、不愿承诺的形象。

旭仔从小被亲生父母抛弃，也未在养母身上得到足够的关注与疼爱，这样的成长经历是造成旭仔放荡不羁的重要原因。旭仔本身就是一个缺乏身份认同、缺乏安全感与归属感的人。这部电影的故事背景是上世纪60年代，而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正处于殖民地走向终结，都市化进程给香港社会带来明显改变，而香港民众却缺乏归属感，对身份的诉求得不到满足的一个时代。同时，这部电影拍摄于90年代，正是香港民众处于“九七回归”的迷茫中，导演将这种迷茫融入了影片中，将外在因素与内在因素结合起来，我们便能更进一步地理解旭仔为何会说出如上的话语，并且这些话语让观众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仿佛就是旭仔这样的人说的话。这些台词既恰如其分，又让旭仔这个人物饱满起来。

旭仔接连抛弃两个女人的戏份在影片进行到一半时就已经演完，导演在这个时间上的把握也是恰到好处，为了保证之后旭仔去菲律宾寻找生母的戏份以及保持旭仔性格作风的统一，旭仔与两个女人的纠缠也不宜过长。时间上的短暂与旭仔和两女之间的交流模式把旭仔花花公子的一面塑造完整了。

（二）独白分析

剧中人的内心独白在电影剧本里属于主观式画外音，用于揭示角色隐秘的内心活动，是不能或不愿意对别人说出来，却需要使观众了解，它是对话的补充，也是情节的组成部分。这些独白是需要观众了解的，即是片中人物与观众的交流，当然也可以用语用文体学的视角进行分析。

《阿飞正传》中最重要的线索就是旭仔的寻找生母之路，这条线贯穿整个影片始末，可以说是旭仔人格形成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整个电影渲染无根、漂泊感的重要情节。在旭仔终于成功迫使养母告诉自己生母的下落后，他来到了菲律宾找到他妈妈家，却被拒绝相认。例3就是旭仔离开他生母家时的独白：

例3：旭仔独白：1961年4月12号，我终于来到我自己妈妈的家，但她不肯见我，那些工

人说她已经不住在那里，当我离开这间屋的时候，我知道我身后一定有一双眼望着我，

但我一定不会回头，我只不过想见下她，看看她长什么样，既然她不给我这个机会，

我也不会给她这个机会。

根据Searle对言外行为的分类，这段独白里面既有阐述、承诺，还有表达。一开始，旭仔仿佛在毫不在乎地陈述一个事实：“1961年4月12号……她已经不住在那里”，但这句没有明显情感起伏的话却显露出旭仔绝望的心情，只是旭仔的角色性格决定了他会用这样置身事外的语气来陈述这个事件。这与整个电影里面旭仔的表现是一脉相承的：他与女人玩爱情游戏，从不交出真心；他对养母有亲情的要求，同时他也真心关心养母，但这些他都藏在心底，为了从养母那里得到生母的下落，他一直和养母对着干；他无所事事，游戏人间，相信自己就是那只“无脚鸟”。在他最看重的认母这件事情上，他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一如过往，他再一次将自己武装起来，装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他不会给任何人看到他脆弱的心。“当我离开这间屋的时候……看看她长什么样”是表达他的情感、态度；“既然她不给我这个机会，我也不会给她这个机会”是旭仔给自己做出的承诺，永远不给他母亲，也不给自己这个相见的机会。至此，他在追寻母亲这条道路上受到的情感挫折达到顶峰，并通过这样决绝的话语表现出来。这个决绝的承诺透露出的是愤怒与失望，他寻根的梦想终于被彻底粉碎。在这情感上致命性的打击下，本就放荡不羁、极度缺乏归属感与安全感的他说出以上这番话实属意料之中，也让人体会到编剧在台词编排上花费的苦心。这与全剧旭仔的人生经历、性格特点呼应吻合，强化丰富了旭仔的个人特色。

四、结语

语用文体学不仅可以用于分析传统的文学语篇，如小说、戏剧等，同时也可以用于很多其它不同种类的语篇，如电影文学类。本文主要是从人物的台词（对话与独白）入手，结合语用文体学，分析了台词对于旭仔人物形象塑造的作用，为赏析《阿飞正传》这部电影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通过对电影文本的分析，我们发现尽管这部电影在故事情节上并不完美（旭仔的性格形成没有丰富的情节支撑），但由于台词的考究，旭仔迷茫、反叛、放荡、无归属感的形象完整地树立起来了。另一方面，电影主要是通过画面这种艺术语言向观众讲故事，如果将语用文体学与台词、演员表演、场景设计等结合起来，应该更能全方位地对电影进行赏析。而在电影剧本的创作或赏析上，运用语用文体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对整个电影剧本进行指导或分析，必将对电影剧本的创作和赏析提供灵感和方向。

参考文献：

〔1〕Austin， J. R.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62.

〔2〕Grice， H.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 [C]. In P. Cole & J.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3： Speech Acts， 41-58. 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5.

〔3〕Hickey， L. ed. The pragmatics of styl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4〕Searle， J. R. A classification of illocutionary acts [J].Language in Society，1976，5（1）：1-23.

〔5〕白杨.叙述、想像与身份探寻——六十年代香港文学中的“自我形象”表达[J].华夏文化论坛，2006（1）：158～162.

〔6〕范景伍，等.电影剧作八讲[M].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3.

〔7〕封宗信.文学语篇的语用文体学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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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徐阳）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