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宇

摘 要：从少年时代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早年毛泽东的平等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否定与超越自我的过程。从平等意识的萌芽到主张共跻圣域，从崇尚人格平等到要求民族平等，从设想试办"新村"到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确立，青年毛泽东的平等思想对其一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毛泽东；平等思想；大同理想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061-03

毛泽东早期的平等思想是指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平等意识和平等观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平等观念“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无论是以资产阶级的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都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就是以“以往的历史为前提”的[1]。由此看毛泽东早年平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从受母亲的影响而有平等意识的萌芽，到在最初的读书生活中而有平等观念的生发，再到走出乡村在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在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超越中，企望能够建设一个公正、平等的新社会。而就其影响来说，这一时期毛泽东形成的平等意识和平等观念，对其“后来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2]。

一、从平等意识的萌芽到主张共跻圣域

毛泽东幼年时受母亲的影响曾经信奉过佛教。佛教从主观上泯灭一切差别的思想虽说是唯心的，但其教义中内含的平等意识，对唤起毛泽东早年对“天下之生民”的同情心，却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

在20世纪的首个十年里，毛泽东先后在韶山附近的5个私塾上过学。这时，他最喜欢读的书是中国古代传奇小说，尤其喜欢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替天行道”、“劫富济贫”、敢向玉皇大帝挑战的故事书。书中人物对于不平等社会秩序的反抗精神，激发了毛泽东对平等的幻想。对于这段读书经历及其影响，毛泽东后来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曾说：这些书对他逐渐产生了影响。如小说描写的“主人公”都是文官武将或是书生，就是“没有种田的农民”，这让他不仅感到“很特别”，而且“纳闷了两年之久”。为什么书中颂扬的都是“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又都是“不必种田的”？毛泽东在苦苦探索和思考，并已初步认识到这是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3]不仅如此，值得关注的是，毛泽东后来在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对于社会平等高调诉求，显然留有《水浒传》中“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影响的印记。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不久，毛泽东投笔从戎，参加了驻长沙的湖南新军。从军期间毛泽东密切关注时事政治与社会问题，他对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尤其感兴趣。1912年2月，毛泽东退出新兵营，决定继续求学。这年秋天至1913年春，认为在校学习不如自学的毛泽东寄居在湘乡会馆，湖南省立图书馆此间也成了他常去的地方。经过这段自修研读生活，毛泽东进一步开拓了眼界，并在思想上领受了许多新的启示。1913年春，毛泽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一年后，第四师范学校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合并。在合并后的第一师范学校，毛泽东以自修为主，博览群书和重点攻读相结合。教师中有杨昌济、徐特立和黎锦熙等人的思想，都给毛泽东以较大的影响。读书之外，从1914年到1917年秋，青年毛泽东广交朋友，与志同道合的同学蔡和森、罗学瓒等人组织研究小组，联系实际广泛讨论社会问题。这些经历为毛泽东对平等的追求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社会交往活动的增多，为毛泽东平等思想的萌芽提供了丰厚的养料。如在对历史发展动力的认识上，青年毛泽东曾抱有“巨夫伟人”创造历史的观念，进而企望中国能有利国富民的“伟大之政治家”出现。他认为，从过往的历史看，欲振兴一朝一代，需要有“巨夫伟人”的出现。通过观诸“巨夫伟人”的“当身之迹”可以发现，他们作为“一朝代之代表”的出现，使得众人皆成为此“代表人之附属品矣”[4]。不过，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自幼即非常关注和同情贫苦农民的生活，所以，当时他在企望中国能有利国富民的“伟大之政治家”出现的同时，其思想意识中又并行不悖地存在着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念。在他看来，人的贤愚、贵贱的差异，导致了人的经济、政治地位的不平等。然而，作为道德自觉的个体却不能因此便“但顾自己”。1917年8月，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表达了他对大同“圣域”的热切向往。他认为，社会上的愚者、小人皆为“可怜”、“可悯”之人，因此“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5]。

二、从崇尚人格平等到要求民族平等

五四运动爆发前夕，毛泽东的社会活动十分活跃。为深入了解社会，他和好友一起先后在长沙、宁乡、安化、益阳等地“游学”，读“无字之书”，又念“工人的苦楚”举办夜校等。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到了北京。经杨昌济先生的引见，他结识了革命先驱李大钊并成为馆内的一名助理员。1919年3月，毛泽东回到湖南，主持新民学会会务工作。

在北京，毛泽东读了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并写下了12000余字的批注，对书中一些伦理学和哲学观点提出自己的见解。从这些批注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自己过去推崇的求诸圣贤、伟人的历史观已有所转变，在质疑圣贤、批判奴性的思路下，他主张张扬个性，提倡在独立自主基础上的人格平等。他认为，从人的自我发展要求来看，同情他人、为他人谋福利，非“为人”实乃“为己”矣。是否有此爱人之心，是衡量我们的生活是否完整完美的一个标志。否则便可以说我们的人生或者说生活“未达正鹄”[6]。毛泽东反对专制社会对个性的压抑，主张人与人之间精神和道德层面上的人格平等。他认为，个人有无上、百般之价值，“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矣”。[7]由此出发，毛泽东提出，应当把人们从传统的三纲五常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应当推翻“同为天下之恶魔”的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的统治。

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参加了湖南学生运动。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毛泽东高亢发出了反对内外强权、抗议民族不平等的呼声。毛泽东揭露和批判了存在于当时中国社会中的各种强权。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号召民众联合起来，把文化知识、金钱和武力从剥削者、压迫者手里夺回来，作为与强权者相对抗的武器，创造自己的新生活，以改变现存的不合理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在新文化运动传播的民主思潮的影响下，毛泽东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指出这种以少数人为治者、主人，而把一般平民看做被治者、奴隶的“民主”，自当在政治上追求平等的人民的“反对之列”[8]。在毛泽东看来，辛亥革命的最后结果也证明：“中国名为共和”，然而，一般民众心里却“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9]。针对教育界的不平等，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提出了“平民教育主义”的口号。1919年7月，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又指出：以往的教育“是贵族和资本家的专利”，一般民众由于“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于是社会上便“生出了智愚”对立的阶级[10]。在反对殖民统治和国际强权方面，毛泽东揭露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侵略。他指出：帝国主义压迫本国弱小民族，对海外殖民地则采取了“窒其生存向上”，使其“恭顺驯驱于己”的政策[11]。在青年毛泽东看来，西方那些“满嘴平等正义”的政治家们不过是“一类的强盗”，都不是什么“好东西”[12]。

主张民族自决，倡导世界大同，是青年毛泽东平等观念的重要反映和体现。1920年11月，毛泽东在《致张国基信》中指出：“世界大同，必以各地民族自决为基”[13]。帝国主义打着“民族自决”的幌子，虚情假意宣称支持“民族自决”，实际上是在扼杀“民族自决”。在对待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毛泽东倾向于“世界主义”。对于这个“主义”，他在致蔡和森等人信中曾经解释说：“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进而认为，在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自治自觉”，不仅是应当的也是“很要紧的”[14]。

总之，反对强权政治，主张民族平等、自治，是毛泽东早年平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毛泽东看来，现实中反映于经济、政治、宗教、文学、教育等层面的各种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15]。

三、从设想试办“新村”到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确立

如前所述，青年毛泽东求学时对于大同“圣域”曾有过深切的向往，并表达了“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的豪迈志向，即将大同作为自己的奋斗理想。不过，伴随着知识的积累和阅历的丰富，使他对“大同”理想也在逐渐产生怀疑和动摇。如他在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已意识到自己以前梦想的平等，曾经抱定的人皆可为圣人的观念，“今亦知其决无此境矣”。受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的影响，毛泽东认为，不平等、不自由当与天地之终古，“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乎”[16]？这表明毛泽东这时一定程度上已意识到了大同理想的不切实际性，并对自己过去推崇的大同境界有了改观。但是，也应当看到，大同理想所体现出的平等意识对毛泽东一生都深具影响。

对于大同世界毛泽东是以“圣域”一词来定位这一理想境界的。在富于浪漫主义情怀的毛泽东看来，“如世但有君子”出现则农工商业不仅多余，连政治、法律、社会制度也“皆可废而不用”[17]。1918年6月，青年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受新文化运动中传播的“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及“工读主义”思潮的影响，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一起有了试办“新村”的设想。1919年春，他潜心拟构了一个“新村”建设计划。即合若干个“新家庭”以“创制一种新社会”。在这个“新社会”中，有公共的育儿院、蒙养院、学校、图书馆、银行、农场、工厂、剧院、病院、博物馆、自治会。再以此为基础，“而为一新村”[18]。可以看出，毛泽东设想中的这个“新村”实际上就是一个人人有书可读、有工可做、地位平等的基层社会组织。

从向往大同“圣域”到描绘人间“新村”，青年毛泽东追寻平等的足迹展示他对理想中平等社会的憧憬，体现了他的政治抱负和终极价值目标：消灭差别，实现平等。但他那些脱离实际的空想，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因此，五四运动后随着毛泽东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实际的了解不断深入，他最终放弃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理想的追寻，转而投身革命。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了北京，并用心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书刊。受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这时，他在思想和观念上已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了。后来毛泽东在陕北曾对斯诺讲到：到1920年夏天，他在“在理论上”以及“在某种程度的行为上”，“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9]。这年11月，毛泽东应陈独秀的函约，创建了长沙共产主义组织。

然而，青年毛泽东对平等的早期诉求是那样深刻地留在了他一生的记忆之中，以至在新中国建国后的社会主义实践中，他自信已经为中国人民找到了一条通向“大同”世界的道路，中国人民由此便会过上平等幸福的生活。这就是由毛泽东青年时期的“大同”梦想幻化而生的“人民公社”。但现实是残酷的，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公社”并没能超越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因此，重读青年毛泽东追寻平等的足迹，使我们更加珍惜中国共产党在当代为中国人民设计的构建“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的宏伟奋斗目标。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47.

〔2〕喻立平.毛泽东早年平等思想的发展轨迹[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4（6）.

〔3〕〔19〕（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三联书店，1979.109，131.

〔4〕〔5〕〔8〕〔9〕〔10〕〔11〕〔12〕〔13〕〔15〕〔17〕〔18〕毛泽东早期文稿[M].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22，88-89，523，300，340，504，385，560，293， 89，454.

〔6〕〔7〕〔16〕（日）竹内実.《毛泽东集补卷》第9卷补遗.东京苍蒼社，1985.31，21，26-27.

〔14〕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