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静婧

摘 要：国民党改组派是20世纪20年代末从国民党内部分出的一个政治派别，其主张与国民党中央存在着差异。二者关于统治方式的分歧尤为明显，国民党改组派主张实行“民主”政策，国民党中央在训政的掩护下实行“独裁”统治，但却共同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而二者的分歧终以国民党改组派的彻底结束而消亡。

关键词：国民党改组派；蒋介石；陈公博；独裁

中图分类号：K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059-02

20世纪初的中国局势动荡、战乱不断，当时的中国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孙中山建立了中华民国，而其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也在中国政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改组派缘起及主张

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去世之后，蒋介石企图夺取最高领导权，这必然和国民党另一重要人物汪精卫产生矛盾。“中山舰事件”后汪蒋矛盾正式公开，而之后为了一同反对共产党，实现宁汉合流，但其根本矛盾并未得到彻底解决。1927年蒋介石受到桂系的逼迫被迫下野，东渡日本，三个月后蒋介石回国并经过冯玉祥的调停与汪精卫会谈，实现了汪蒋合作。然而，重新上台后的蒋介石却大肆攻击汪精卫，汪精卫也被迫出国，在此时支持汪精卫的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等人，也受到打击。于是他们开始了自己的“改组”之路。

国民党改组派是国民党内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为首的一个政治派别，它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改组派同志会”，1928年冬成立于上海。而其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主要集中在1928年冬至1930年。在1931年1月，汪精卫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个解散改组同志会的宣言，改组派暂时告一段落。而1931年5月，汪精卫等人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这是改组派的一次东山再起，但这次活动非常短暂。1932年1月，汪蒋在烟霞洞召开会议，标志着汪蒋再度合作，改组派活动彻底结束。

国民党改组派在正式成立之前有着一些理论上的准备，即由陈公博主办的《革命评论》和顾孟余主办的《前进》两份刊物的出版，其中许多文章成为改组派的纲领性文件。改组派成立之后，他们也策划和举行了一些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例如反对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策动中原大战等等。这些活动中体现了改组派的思想主张，也可以看出在国民党中央与改组派的互相交往中，二者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调整各自的政策，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民党内部对于“民主”与“独裁”的选择。

二、三全大会——国民党与改组派的交锋

改组派之所以称为“改组派”，其主要的思想就是改组，提倡“恢复十三年改组的精神”，即“恢复民众的基础，恢复农工政策，恢复党的严密组织，恢复党的民主精神，恢复不妥协的精神！[1]”

关于党的民主精神，陈公博认为“自从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后，在组织上就规定了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民主集权制的原则。所谓民主集权制，其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决议方面必须以多数人的意思来决定，在执行方面必须大家一致行动。这是革命党最适当的组织原则。[2]”简单来说“什么问题都应该由多数决定；即决定了，谁也不能违背；要修正，必须在下一次的会议提出。这就是民主集权制底根本精神。[3]”至于如何恢复党内的民主精神，他的设想是“以下层群众的力量来充实党的生命，一切问题都应由多数人来决定。一切党部的职员，都应由党员直接选举出来。党的总章，应该完全发生效力。只有这种民主的精神和民主的方法，才能复活革命的国民党。[4]”

改组派领导人陈公博所谓的“民主精神”是一种党内民主，一切问题都由党内的多数人来决定。可见他们的民主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并不是全民的民主。他们以国民党统治为基础，在党内实行民主。

而由提倡党内民主，过渡到反对蒋介石独裁主要是在1929年初，国民党内出现了一件大事——三全大会的筹备和召开。这次大会在筹备期间就遭到了各界反对，主要是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的产生方式，违背了党的民主精神。此次大会代表的产生方式分为民主选举、圈定代表、指派代表三种。而民主选举的代表只在南京、上海、广州、广东等极少数党部，其余均由中央指派和圈定，而指派和圈定的实质是相同的，都是根据中央的意思找一些自己的亲信来充当代表。具体数据是代表总数约有三百余人，而指定者167人，占50%以上，圈定者70余人，占25%左右，经选举者仅80余人，仅占24%，而且许多圈定或指派的代表并不是选举地区本地人。一个并不了解地方实情的代表，如何能代表这个地区来发表意见呢？这种选举方式完全忽略了党的民主原则，从此时开始，各地党部和各地改组派成员纷纷提出，恢复党的民主精神，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进而提出拥护汪精卫的主张。

蒋介石方面也对此次参会代表的问题做出了如下的回应：“无论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或此次推选的代表，无论持有任何意见，或赞成或反对，均应平心静气，和衷共济的来讨论议案，得到一个圆满的结果。我们党员至此才算各尽其职，不放弃责任。[5]”此回应也可看成是蒋介石与改组派等反对人士的一次交锋。改组派根据指定代表事件所提出的恢复党内民主政策，从侧面显示出改组派与蒋介石的矛盾激化，企图煽动群众集体反蒋。

三、国民党“专制”的实际运行

在改组派提出恢复党的“民主精神”，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在1928年10月3日颁布了《训政纲领》中指出，“中华民国现在进入训政阶段，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托付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治权付托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及解释，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行之。[6]”这种国家治权由国民政府控制，国民政府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控制的关系，可以看出国民政府成为国民党政策的执行工具。因此，国家的政权和治权全部归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所有。这样，国民党就提出了一个完整的以一党专政为特征的政治体制。

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分权，蒋介石十分介意。因此，他努力抓住各种机会实现自己的独裁愿望。在经历过与改组派、地方军阀的中原大战后，“蒋介石首先从军事上巩固了实力，又进一步在政治上打击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及各派势力，终于在1931年5月5日召开了他蓄谋已久的国民会议，企图凭借国民会议，合法地登上总统的宝座。[7]”而且，此次召开的国民会议及其通过的《训政时期约法》，规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之行使，由国民政府训导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由国民政府行使之。[8]”这样，国民政府的实际权力大大增加。因此，蒋介石在掌握军事实力的同时，摆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分权，以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院长的身份独掌政权。之前的“以党治国”体制，实际上演变成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孙中山在设计训政阶段时指出两个基本精神：一是训政以走向宪政为目的；二是要走向宪政，就要训练民众，培养其民主素质。如果孙中山的继承者们能严格遵循此精神，也不会出现国民党中央独揽大权的事实。国民党中央提出的训政一味地剥夺人民权利，是一党专制、领袖独裁的政治体制，不可能由“党治”过渡到“民治”，更不可能由训政过渡到宪政。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之后，不仅共产党人被清洗出国民党，而且国民党左派也遭到了排挤，国民党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革命党了。而党内的高层人士，也把争夺权利作为首要目的，为宪政理想而奋斗，变成了国民党高层哄骗人民的“口号”。一党专政的体制使国民党迅速腐化，它已经难以实现“领导国家走向宪政”的目标了。党内各派系为争夺权力，纷纷依靠一派或几派军事力量进行斗争。因此，军队的地位急剧上升，成为争夺党领导权的重要工具，同时也可打压其他争权势力。而且，国民党对于人民人身自由权、参政权地剥夺，也使训练民众、培养其民主素质成为空话，阻止了向宪政过渡的可能。

对于当时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社会各界都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在当时，罗隆基指出：一党独裁制度把“国家当成了一党达到目的的工具，不是国民全体达到公共目的的工具，这与国家的性质当然是违背的。国家的作用之一就是保护国民的权利不受非法侵犯，而国民权利的安全程度，是以国民自身保护权利的机会的多少为准绳的，机会越多，越有保障。反之，则一切权利的保障就破坏了。[9]”可见国民党中央实行训政的独裁实质非常明显，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能参透其本质。这些反对意见在当时掀起了巨大的波澜。知识分子首先批判国民党中央独裁，之后，国民党内非主流派和地方实力派相结合，进一步掀起批判独裁、要求民主和法治的潮流。我们可以看出，“非主流派或在野派与主流派斗争时，有可能看到主流派所不可能看到或不愿意承认的现实，为争取民心，他们所批判的，所用以作为旗帜的，也可能反映出人民的某些要求或愿望。[10]”

国民党改组派主张在党内恢复民主精神，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打着训政的幌子进行独裁统治。而关于“民主”与“专制”的选择，国民党改组派与国民党中央各站一边。改组派主张恢复民主精神，这和改组派自身经历相关，“改组派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鼓吹党员有自由发表个人意见的民主权利，以一个先进的民主的党来指导国家和军队，进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11]”而蒋介石选择独裁应该是因为其自身受封建因素影响较多，他一直认为“国和军队都应当统一于个人的独裁意志之下；党员要牺牲个人的自由，绝对忠诚；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实现他个人的政治理想。[12]”这也是二者做出不同选择的决定性原因。不过，看似相反的两条道路却共同体现着维护国民党、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因此，改组派和国民党中央的斗争只是单独的党内斗争，改组派只是反对蒋介石，而不是反对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党。而且这种反对蒋介石的政策，也在非常会议召开时期发生了变化。在此次的会议准备中，他们又暗中勾结，达成了汪蒋再度合作。

四、结语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南京国民政府为当时中国的唯一合法政权，而南京国民政府亦由国民党中央控制。改组派作为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支流在与党中央抗衡、争权的过程中提出了自己对于国家发展方向的设想。而国民党中央也在与各支流斗争的过程中及时提出或修改自己的治国方针。事实上，国民党改组派存在时间短，并无具体平台实现其“民主”理念，该思想成为“一纸空文”。而国民党作为执政党颁布的内政外交政策开始与“训政”各项政策相背离，逐渐集中各项权利，最终实行一党专政。

参考文献：

〔1〕〔2〕〔3〕〔4〕査建瑜.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5〕〔6〕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册[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印，1986.

〔7〕赵玉霞.从“以党治国”到专制独裁——试论1928一1937年国民党政府的“以党治国”[J].齐鲁学刊，2001（4）.

〔8〕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国民党研究材料丛书——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第1分册[M].杭州：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编印，1985.

〔9〕耿云志.西方民主在近代中国[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10〕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1〕〔12〕李珂.改组派始末及现象分析[J].民国档案，2004（4）.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