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尉冰

摘 要：花郎道作为新罗创立的一种有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制度，在朝鲜半岛三国时期有着重要的意义，历来对于花郎道的研究并不多，受限于资料的匮乏与年代的久远，前人对其的研究大多是从其性质及所体现的美学与宗教思想角度对其进行论述，内容上比较繁杂，因此，本文通过对前人关于花郎道与花郎徒组织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在此过程中加入笔者的一些看法，在理解问题、梳理成果、归纳理论的基础上以求创新。

关键词：花郎；原花；花郎道；风月道

中图分类号：K3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027-03

有关于花郎道问题的研究，在古文献史料的运用上主要取于《三国史记》与《三国遗事》，至于金大问的《花郎世纪》，不但属于金大问私人笔记式的文献，而且其显存的抄本在真伪问题上学术界尚存争议，因此，关于花郎道问题的研究存在较大的难度，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花郎道方面的著述也比较少，除了有关朝鲜半岛通史类著作对花郎问题有部分论述外，其专著最主要的就是韩国李瑄根的《花郎道研究》与李基东的《新罗骨品社会与花郎徒》，还有韩国乡土史研究会编著的《花郎文化的新研究》，在这一方面韩国的研究可算是相对丰硕，另外就是日本对花郎道问题的研究，主要著述有鲇贝房之进的《花郎考》与三品彰英的《新罗花郎的研究》，对此笔者认为日本对于花郎道问题的研究受政治及日本社会因素影响较大，存在一定的偏颇，最后还有国内学者对花郎道问题的论述，主要是在韩国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对其中相关的一些细致问题进行再深入探析，相关论文主要有刘相海的《论花郎道的演变及其特征》、崔鲜香的《略论花郎徒组织》、李华龙的《韩国花郎道与日本武士道比较》及蒋荣的《花郎道与中国文化》。其中除了刘相海的论文和崔鲜香的略论作为对花郎道问题的直接论述外，其他都是把花郎道作为一种文化或宗教与其他文化进行对比研究，而前二者的论述中，崔鲜香的论述过于简略，而刘相海的文章中，有很大的篇幅论述新罗在花郎道出现之前的背景情况以及佛教在新罗乃至朝鲜半岛三国的传播问题，以及关于新罗风月文化与道教的思想问题，而关于花郎制度的直接内容略显薄弱。综上，笔者对相关论述进行归纳与梳理，并针对相关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一、有关花郎的起源与花郎制度的创立

有关花郎制度的创立，现阶段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的观点是真兴王三十七年，真兴王在位时间为公元540年至公元576年，而所依据的主要就是《三国史记》的史料记载：“真兴王三十七年春，时逢源花，初君臣病，无以知人，于是类聚群游，以观其行义，然后聚而用之，遂简美女二人，一曰南毛，一曰俊贞，聚徒三百余人，二女争娟相妒，俊贞引南毛于私第，强劝酒至醉，曳而投河水，以杀之，俊贞伏诛，徒人失和罢散”。①这段史料记载了花郎源于“源花”，起初由女性担任，又因二女相互妒忌发生了流血事件，而后为了避免此类问题发生，自此之后，在《三国遗事》与《三国史记》中都没有在出现女子担任花郎的情况，另在《三国史记》中也记载：“其后，取美貌男子装饰之，名花郎以奉之，徒众云集”。②目前所有的有关花郎制度的创立都是以上述史料为依据的，有人把花郎作为一种制度的确立，在时间上确切定在真兴王三十七年，以此作为花郎制度的创立时间，笔者认为这样是不准确的，据《东史纲目》载，真兴王元年选风月主，后又奉源花，而且其中有记载“时新罗风月主源花之法，废已累年。王以为欲兴邦国，须先风月道，更下令，选贵人及良家子弟之貌美有德行者，傅粉装饰之，名花郎，亦曰国仙。于是得薛原郎以奉之。”③由此可见，这种“风月”与“源花”在真兴王之前就存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真兴王在位的37年里，花郎道开始了不断形成、完善，且逐渐制度化的过程。

二、花郎组织的性质与花郎道的核心思想

花郎制度下形成的花郎组织，在花郎徒的选拨标准上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必须容貌俊美，据《大中遗事》记载：“择贵人子弟之美者，传粉装饰之，名曰花郎，国人皆尊事之也”，④其二，思想上要忠于国王，在花郎道的五条戒律中，第一条就是“事君以忠”，这是花郎制度创立的根本目的，因为在花郎制度建立之前，新罗的国内政治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国内方面，政权由贵族阶层通过和白会议把持着，而自智证王开始，王权逐渐加强，因此，到真兴王之时，国王需要培养一些在政治上有才能的人，而更重要的是他们一定要听命于王权，在国际方面，新罗在三国中与中原王朝联络较晚，与百济及高句丽存在矛盾与军事冲突，因此，同样需要培养一批从属于王权的军事人才。其三，必须出身于贵族阶层，《大中遗事》中记载的“择贵人子弟之美者，传粉装饰之，名曰花郎”，可以看出花郎的出身是贵族，而且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建立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组织，其成员也不可能是普通耕农阶层，由于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花郎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王权与贵族专权的冲突，国王通过在贵族中选拨人才，宣扬忠君思想，为自己所有。另一方面又从贵族手里夺得了权力。对此，刘相海在其《花郎道的演变及其特征》中也有相关论述，认为，花郎制度是在中央集权与贵族掌权的争斗和矛盾下产生的一种缓和性的制度，但由于花郎自身仍来自于贵族，所以花郎制度的推行无法从根本解决王权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只能在特定时期起到缓和矛盾的作用，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另外，花郎道的五条戒律中，除了“事君以忠”之外，还有“事亲以孝、交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择”。所谓的“忠、孝、信、勇、义”五条戒律也构成了花郎道的核心思想。

三、花郎组织的培养方式及花郎道文化构成

有关花郎组织的培养方式，在当时是十分独特的，所谓的“类聚群游，以观其行义”，⑤就是组织选拨15-18岁的青年才俊，组团去游览名山大川，以此为修炼场，在修炼过程中，花郎与郎徒之间不仅建立了身后的友谊，而且在思想上也深入地植入“忠、孝、信、勇、义”思想，从修炼的培养方式上我们可以看出是典型的中国道教方式，继承了与“仙”有关的道教信仰与文化。另外，在花郎组织中，都要有一名固定的僧侣花郎，宣扬“杀生有择”的佛教思想，而且在公元540年真兴王即位时，中原的佛教思想正是在新罗广泛传播之时，因此可见花郎道中亦蕴含了佛教思想。再者，通过五条戒律的“忠、孝、信”典型的儒教思想，可见当时的花郎道文化是中原儒道佛三种文化的杂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