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瑞

摘 要：史前人类图腾崇拜的宗教基础应是原始动植物崇拜的发展演变，其社会基础应该是以氏族产生和发展为前提的。数百处红山文化遗存以及丰富的实物资料说明红山文化氏族社会获得了充分的发展，而以猪龙、凤鸟为红山文化崇拜标志的图腾制在中国史前文化中是颇具典型意义的。

关键词：红山文化；氏族社会；图腾崇拜

中图分类号：K8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5-0018-04

“图腾”观念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图腾崇拜活动，是原始社会随着氏族制的形成而产生的带有体制性的宗教崇拜形式之一。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同原始人的思维能力及社会形态的发展及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久远而没有文字记录的时代，只能靠语言和图腾信仰传承精神和理念。图腾崇拜是人类原始社会世界性共生的文化现象，也是人类文明的萌芽阶段。在对史前人类文化的研究中，可能还没有哪一项比人们关注图腾、讨论图腾这个人类早期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更令人兴奋和眼花缭乱的。因为图腾既是人类最早的一种宗教制度，又是人类最早的社会制度，“它是原始法律、原始艺术、原始哲学的混合体”。①图腾崇拜构成了史前人类原始宗教文化最核心部分之一。

一、图腾与氏族社会关系的理论及其分析

在对中国史前文化的图腾研究中，大体有两种倾向，绝大部分学者支持史前中国文化普遍存在图腾，但是更多的是简单的对号，并没有对西方图腾理论进行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也没有对我国史前考古材料作科学的分析。而一部分学者是相当谨慎的，他们不认同中国史前普遍存在过图腾崇拜，如冯汉骥认为亚洲境内各原始民族很少有图腾的迹象。②张光直也认为中国史前文化中，并没有发现典型的图腾崇拜的材料，不赞同简单的附会。③产生这样的分歧，大体源自于对西方图腾理论的理解不同以及考古资料发现的状况。我们有必要对近代西方图腾理论进行一下梳理。从而找出具有普遍性的图腾制的本质内容。

西方学术界把图腾崇拜同氏族联系起来加以论证的源于19世纪下半叶，1869年英国学者麦克伦南在英国《双周评论》1869-1870期上发表了《动物和植物崇拜》的长篇论文，认为图腾制是拜物教加“族外婚”和母系继嗣制，真正开始了图腾制理论的研究。1899年，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皇家人类学研究院学报》总第18期上发表《对图腾制及其相关的现代理论的几点看法》，认为图腾制是原始人为了巩固氏族，在更大的部落范围内将氏族联合在一起的一种组织手段。20世纪10年代前后，美国学者兰格认为，图腾制是原始人与“族外婚”相关联的血统信仰。大体同时，德国学者扎普莱特尔已提出了与之几乎相同的观点，认为图腾制是与“族外婚”相关联的氏族称谓。在西方现代图腾制理论研究中，有两部重要著作的发表，把图腾制研究带进了一个新的阶段。一是弗雷泽的4卷本《图腾制与族外婚》，一是戈尔登维塞的《图腾制分析研究》。弗雷泽给图腾崇拜下了个定义：“图腾崇拜是半社会半迷信的一种制度，它在古代和现代的野蛮人中最为普遍。根据这种制度，部落或公社被分成若干群体或氏族，每一个成员都认为自己与共同尊崇的某种自然物象——通常是动物或植物存在血缘亲属关系。这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被称为氏族的图腾，每一个氏族成员都以不危害图腾的方式来表示对图腾的尊敬。这种对图腾的尊敬往往被解释为是一种信仰，按照这种信仰，每一个氏族成员都是图腾的亲属，甚至是后代，这就是图腾制度的信仰方面。至于这一制度的社会方面，它表现在禁止同一氏族成员之间通婚，因此，他们必须在别的氏族中寻找妻子或丈夫。”戈尔登则认为：必须关涉到三个方面的内容才能成其为图腾制：1.氏族的组织结构；2.作为氏族称谓和象征的动植物属性；3.对氏族和对动植物之间关系的宠信。1948年英国著名功能主义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发表的《巫术、科学和宗教》一文，用功能主义的学说来解释图腾制的起源。他将图腾制界定为三个方面的问题：1.图腾制之所以总与动植物发生联系，是因为动植物为人类提供生命之需；2.人类集团与图腾物之间的礼仪和信仰关系的基础是由于人类对图腾物所产生的敬畏、钦羡等情感；3.图腾制一方面将自然界分成有限的几个品种，一方面恰好将部落也分成相应的氏族，每一个氏族毫无疑问的拥有不同性质的图腾。因此，马林诺斯基认为理解图腾制的核心问题在于：为什么此一图腾不存在彼一地方。梳理上述关于图腾的理论，几乎都与原始氏族或部落区别有关。

中国学者对图腾理论的系统研究应该始自20世纪三十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和论著。进入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加强，引发出了大量讨论图腾制的文章，使我国有关图腾与图腾制理论的研究，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对中国70余年研究的状况，俞伟超、汤惠生作了切中要害的评价：“中国学者对图腾制问题的争论，似乎缺乏中心议题和讨论焦点，并显得对西方所存在的争论了解不够，从而其理论的深度和系统性还远远不足”。“我国已出现的有关图腾制的论述，只要一经推敲，就会看到许多作者对国际上已有的图腾制研究成果，往往了解不够，因而其论述常常并不严密”。④俞、汤二氏在综合西方理论中似乎找到了理解图腾制的钥匙“今天我们如果考虑到二次大战以后国际上的新研究，可知图腾制的根本内容和特征其实只有两个：命名制和族外婚”。⑤

依据上述理论，笔者认为史前人类图腾崇拜的宗教基础应是原始动植物崇拜的发展演变，其社会基础应该是以氏族产生为前提的，是氏族不断分裂中，一个氏族为了区别其它氏族，从而更好的巩固族外婚，便把原来最为崇拜的动植物升华为标志本族的一种徽帜。一般来说，具有同一血缘关系并处于相同地域的各氏族大体都有相同的图腾，而没有血缘关系的，即使处于相同的地域，也不会有相同的图腾，因此图腾崇拜就显得形形色色、丰富多彩。图腾作为特定时期的产物，除对氏族起到保护神的作用外，更重要的是防止族内婚的再度发生。因此图腾与母系社会相始终，到父系氏族社会时，图腾作为母系社会宗教观念的余绪逐渐演变成人们怀念祖先并永志难忘的远古神话。如“玄鸟生商”的神话就是对史前时代商族形成前图腾文化的文字追忆。当只有文字的隐喻性记述，而无实物表现其观念的标志，这种观念文化已经是文字记载以前或很久的事情了。

在考古所揭示的形象材料中，我们又如何界定图腾和非图腾之间的区别？近代以来的西方图腾理论五花八门，以致于学术界关于图腾至今也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然而，大致的轮廓还是存在的，认真归纳一下，它大致有以下几种特征：1.原始民族的社会集团，采取某种动植物为名称，用以区别其它集团，又相信其为集团之祖先，或与之有血缘关系；2.作为图腾祖先的动植物，集团中的成员都加以崇敬，在猎取或以其为食物时，一般都要举行祈祷祝词；3.同一图腾集团的成员，可视为一完整的群体，他们以图腾为共同信仰。身体装饰、日常用具、住所墓地的装饰，也采取同一的样式，表现同一的图腾信仰。男女达到规定的年龄，举行图腾入社式。同一图腾集团内的男女禁止结婚，实行绝对的外婚制。在纷乱的图腾理论中，最权威的莫过于氏族产生后并在其发展中，用来作为区别的标志。图腾禁忌因而成了人类最早的戒律法典，它为人类由野蛮状态向道德状态过渡提供了最基本的可能。

二、红山文化氏族社会的发展与图腾崇拜

红山文化存不存在图腾崇拜呢？如果有应该达到一种什么程度？又如何区别与其他宗教信仰，尤其是与自然崇拜中的动植物崇拜的关系，这都是研究者所必须考虑的，否则就会犯用西方的图腾理论去对号入座的错误。正如张光直在讨论半坡氏族有无图腾崇拜时认为“要确立图腾的存在，要先确立氏族的存在”。“半坡村的住民是不是用鱼做图腾呢？这里有氏族组织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将鱼与个别的氏族的密切关系建立起来，同时将其他氏族与其他图腾的密切关系也建立起来”。“个别的图腾一定要与个别的社会群相结合”⑥一般来说图腾存不存在所要研究的史前文化之中，取决两个缺一不可因素，一是看所要研究的史前文化遗迹中有没有反映神性崇拜及其相关的实物资料，这种实物资料又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同世界各地史前时期人类文化一样，发生在6500—5000年的红山文化的中晚期遗存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神性崇拜及其相关的资料。尤其是红山文化中晚期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石雕、陶塑，其中有很多都是动物的造型及其动物原型的抽象化。他们都具有原始宗教的文化内涵，而且大都是以玉雕的方式存在的。二是要看这个史前社会氏族的发展状况，图腾崇拜的发生、发展、衰落是有其历史阶段性的，大体形成于氏族社会产生的很长一段时间后，到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达到鼎盛，这种状况一直到进入父系社会时还要存在一段时间，当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也就是图腾时代的终结。从20世纪初第一个红山文化遗址——红山后被发现以来，到20世纪末在西辽河和大凌河流域发现了数百处属于红山文化早、中、晚期的遗址，已经发掘的典型性遗址已达数十处。⑦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红山文化的聚落遗址调查中，内蒙古敖汉旗在旗内6条河流范围内共发现红山文化遗址502处，大约每16平方公里就有一处遗址。⑧近年来国际联合考古调查组在赤峰红山区、松山区的锡伯河、半支箭河和阴河流域765.4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了区域性考古调查，共发现160处红山文化遗址，平均不到每5平方公里即有一处遗址。⑨这两处区域调查所在的地方实际上都是位于红山文化分布的核心区范围内，代表了红山文化聚落分布最为集中地区的一般情况。另外在大凌河流域陆续发现和发掘的红山文化中晚期的“坛、庙、冢”遗址，为揭示红山文化氏族社会的发展也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首先，我们分析一下红山文化时期的经济形态，有学者认为“在红山文化时期的生产工具中，以大型砍伐器和石耜为主，它们主要与砍伐、垦荒、起土有关，而缺乏与农田细作有关的铲类等工具。双孔石刀应是收割粮食的生产工具，而石磨盘、石磨棒则是用来加工谷物等的生活工具。这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以耜耕农业为主，”。“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红山文化时期的经济类型属于以农业为主，兼营渔猎和家庭畜牧业的综合型经济类型”。⑩我们认为这一估计还缺乏一些必要的资料证据，如碳化的作物果实等，但从红山文化出土的生产工具等资料分析看，红山文化早中期仍以采集业和狩猎业为主，但是农业已经发生，因为磨盘、磨棒在红山文化各遗址中是非常普遍的，采集业一般是不会用这种加工工具的，它应是农业发生后的产物。其次，从红山文化各遗址的房址和聚落址的分布和规模看，它们在地域的分布上往往相对集中，并存在着联系和交往。在聚落的分化与变动中，出现了中心性聚落和普通型聚落的分野。根据上述两点的分析，红山文化的早期、中期已处在母系社会繁荣阶段。而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完成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的过渡，并出现了权力人物，这从牛河梁积石冢墓葬中得到充分的证明。苏秉琦先生明确指出，“出现了坛、庙、冢的红山文化后期，已率先跨入了国家形态演进的第一个阶段，即“古国”阶段”。11 但即使到了“古国”阶段氏族的形态仍然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定红山文化时期氏族社会已达到相当完善的程度。

在探讨红山文化有无图腾崇拜这一重要理论问题中，除了应具备社会基础—氏族社会的发展一个因素以外，还要具备考古发现中具有神性资料的数量和性质等要素。红山文化神性崇拜的资料极其丰富。在红山文化的各遗址中，出土和采集了诸多动物玉石器，诸如各种猪首（龙）形器、各种鸟形器、龟形器、玉鱼、玉蚕，每一种动物都应该是一个氏族或氏族集团的图腾标志。通过红山文化玉石器及其他考古材料仔细的分析，红山文化应以“猪龙”、“鸟”等为其最主要图腾崇拜对象的，也就是说在红山文化的氏族社会中以“猪龙”、“鸟”为图腾的氏族为最多，并以“猪首龙形器”、“鸟（鸮）形玉器”、和“勾云形玉器”三大玉器群为其各自氏族图腾徽帜的。从而形成了各自的氏族集团，即部落或部落联盟。

不同的氏族（族团、部落以及部落联盟），各自拥有属于它们自己的图腾。一个族团选择何种物类为图腾，是与他们生活的地域和地理环境特征、经济特征、谋生手段、社会分工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特征与族群、成员、地域、宗教信仰结合，用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表现出来，以区别于他族。当选定的动物作为原生图腾之后，还有一个与族人结合的过程。图腾使一代一代的族人凝聚起来、传承下来，同一族团形成共同祖先，敬祖崇拜也就产生了。

关于红山文化动物玉器的文化内涵，目前学术界较多地把“猪首龙形器”、“鸟形器”、“勾云形器”类及其零散的动物造型的玉器看作是自然崇拜的动植物崇拜。这种判断是否太过简单和武断了呢？我们认为“猪首龙形器”、“鸟形器”等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或最初的自然崇拜。试想，即使红山先民玉器制造业已达到较高水平，但是雕琢一件玉器要经过切割、打磨、剖光、钻孔等复杂的工序，这对于五千年以前的人类来说绝非易事。一般来说，史前人类的动植物崇拜大多是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以及表现在日常的生活中。是什么动力促使人类花费巨大的功夫去雕琢一件件与自己经济生活无多大关系的玉石器呢？那一定是关系到氏族存在和发展最重要的精神生活，并形成了全氏族共同的、强烈的观念。我们认为这种全族共同的、强烈的观念就是确定自己氏族独立存在并有别于其他氏族的标志。从而让全氏族成员了解本氏族的来历并把全氏族团结在族徽之下，红山先民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愿望，去完成自己氏族族徽的创作。因此，最初的玉器加工，不是出于一般的自然崇拜心理，更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审美要求。而是处于氏族发展中的红山先民把他们最初的自然崇拜升华到更高的乃至形成全族性的共同宗教观念，即图腾崇拜时，才有了玉器的加工的原动力，才有了一件又一件的寓于着深刻宗教内涵的精美玉器。红山玉器的产生源于原始的宗教意识，源于他们的图腾崇拜文化，源于他们的祭祀文化。审美意识应当附属于宗教观念之下。

红山文化的图腾崇拜随着氏族社会的发展演变而发展演变着。通过出土资料看，红山文化的图腾崇拜循着一个氏族发展分裂成几个氏族，也同时产生了几种图腾崇拜。世界民族资料中有较多这样的例子，如印地安人狼氏族发展成部落后，分裂成四个氏族，其图腾分别是狼、熊、犬、鼠。在红山众多遗址中发现的不同的动物器物，很可能就是每一个动物就是这一氏族名称的徽标。当若干个氏族组成部落或部落集团时，除保留原有的氏族图腾徽帜外，部落或部落集团也要创造体现本部落特点的新的标志。

三、结语

从中国史前文化出土资料看红山文化的图腾崇拜都是颇具典型的。以猪龙和鸟为主要图腾对象的红山文化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都对北中国的黄河流域中下游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标志着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最高水平的陶寺遗址所出土的彩陶龙纹，从整体造型到局部鳞纹表现，都同红山文化龙图腾文化息息相关。古代传说中黄帝的龙图腾形象，与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徽帜是极其一致的，《史记·封禅书》载“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黄龙、地螾当属一类的虫类动物，后代学者虽然对“螾”有不同的训释，但都不可否认其盘旋弯曲的形状特征。商代甲骨文的龙字和龙玉雕都承袭了红山文化的传统，龙字是一个头尾相向的环形体，而头部极具夸张。商代妇好墓玉龙就是红山文化玉龙的发展演变。

鸟图腾在中国史前时期比较普遍。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的遗物中，曾发现不少关于鸟的造型和纹样。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鬶，即是鹤、雁或鸠等鸟灯形象的塑造。晚于红山文化分布在中国大陆东部沿海的渤海湾到山东半岛一带以南的广大地区的东夷族是以鸟为图腾的，被民族史学家称为“鸟夷族”。商族的鸟图腾与东夷族的鸟图腾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从时间和地域上说，红山文化的鸟图腾应该是中国北方民族鸟图腾的滥觞时期。

注 释：

①廖杨.图腾崇拜与原始宗教的起源[J].广西民族研究，1998（1）.

②冯汉骥.《禹生石纽辩》《说文月刊》1944年第4卷合刊本。

③⑥张光直.考古人类学随笔[M].北京：三联书店，1999.117—118.

④⑤俞伟超，汤惠生.图腾制与人类历史的起点[J].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1）.

⑦郭大顺.红山文化[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106.

⑧邵国田.概述敖汉旗的红山文化遗址分布.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史出版社，1995.97.

⑨据国际联合考古调查组区域性考古调查标本采集点示意图统计。未见调查报告的公开发表。

⑩于明.红山文化[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2. 170.

11 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史论当前考古工作重点和大课题[J].辽海文物学刊，1996（创刊号）.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