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竖元

(贵州师范大学 历史与政治学院， 贵阳 550001)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近年来，“举家迁移”已逐渐成为了农民工主要的流动方式。据统计，中国有流动儿童二千七百多万，其中农民工随迁子女达到一千四百多万，每8个城镇儿童中就有1个是流动儿童，在农民工聚集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大中城市，每3个儿童中就有1个是流动儿童[1]。而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进城也将城乡之间原来处于分割状态的城乡二元性矛盾直接引入了城市内部，“城里人”与“乡下人”的社会互动由间接性转变为直接性，原来“想象中的城乡差距”直接进入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的“日常生活世界”，容易产生“相对剥夺感”和文化冲突。导致大多数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大都陷入了“虚城市化”或者“半城市化”的陷阱。尽管表面上与本地居民生活在同一“共存空间”，但实质上是大多数彼此处于相互隔离状态，形成“一座城市、两个生活圈子”的现象，导致其心态与身份的边缘化，进而在城市中形成了新“二元社会”结构。如此数量庞大而未能融入城市的农民工群体，一旦遇到困难而又想在城市居留，却无法获得“市民待遇”时，就容易出现“自我救济式犯罪”，有可能演化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2]。

流动人口与流入地主流社会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经典问题。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是我国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特有的产物，在国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移民群体的研究。围绕移民群体融入主流社会的的结构不同，在理论上，形成了“同化论”、“多元文化论”和“区隔融合论”三大理论流派[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