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阁

(郑州轻工业学院政法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当今许多国家或地区都以法律形式规定，某些民事纠纷必须以调解为必经或前置程序，这种法定前置式调解被称为“强制调解”。有学者断言，在当代世界性的ADR运动中，强制调解已经成为真正代表时代潮流的制度设计。①我国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一稿(以下简称《草案》第一稿)也曾一度试图确立强制调解。《草案》第一稿第25条规定：“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该条文意图赋予法院依职权启动调解的权力，将调解设为某些民事纠纷进入诉讼的前置程序。但是，最终公布的条文增加了但书条款，立案之前的先行调解仍然是自愿调解，强制调解并未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得到确立。不过，《民事诉讼法》修订过程中的这一转变却引发了笔者对“我国应当如何构建强制调解”这一问题的思考。通常认为，《婚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简易程序规定》)确立了适用于离婚、小额等特定纠纷的强制调解，将其与《草案》第一稿意欲建立的强制调解相比，不难发现二者差异明显：其一，前者属于法院立案后的强制调解，而后者属于立案之前的强制调解；其二，前者存在明确的适用范围，而后者则将适用范围的界定权交给法官自由裁量。概言之，《婚姻法》和《简易程序规定》中的强制调解与《草案》第一稿意图确立的强制调解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