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今天的学习就是为了明天的就业。中国的职业教育，即将集中发力。600多所普通本科院校，将向职业教育转型。“两种人才、两种模式”的高考新制度也即将出台。这一调整集中在高中和高等教育阶段，以就业为导向的教改举措和新的人才培养政策，被称为“中国高等教育将发生革命性的调整”。

这种变革，是一种主动的选择，更是中国产业机构向高端制造转型升级的时势要求。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后，随着经济的转型升级，“人口红利”即将耗尽，人才结构性矛盾越发突出，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数量和结构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一方面是科学技术运用带来的职业技能人才缺乏，即人们常说的“高级技工荒”，另一方面是高校扩招带来的年复一年的就业压力，职业教育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事实上，用职业教育破解中国就业难题和经济发展难题，一直是我国谋求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之道。

今年2月，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确立职业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位置，促进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激发年轻人学习职业技能的积极性。

No.1

就业：“没有最难，只有更难”

又是一年毕业时。全中国727万高校毕业生，你们还好吗？你们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了吗？

在之前的2013年，全国大学毕业生达到699万，被一些人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而今年的形势只能套用网络上流传的那句老话“没有最难，只有更难”。

为什么工作这么难找？为什么“没有最难，只有更难”？问题究竟出在那儿？

2014：没有最难，只有更难

根据媒体报道，截至4月底，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签约率为31.5%，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江苏省毕业生签约率为37%，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研究生签约率为40%、本科生为34%、专科生为39%；黑龙江省毕业生签约率不足40%，比去年同期降低几个百分点；四川省毕业生签约率61.18%，签约率增长0.06个百分点；河南省毕业生签约率也只有四成。

截止到5月23日，辽宁省毕业生签约率50.07%，比去年同期下降一个百分点。

截止到6月2目，重庆普通高校毕业生平均签约率为70.56%，比去年同期增加0.6%。

总体来看，各地大学毕业生的签约情况与上年基本持平。毫无疑问，在这个离开学校的月份，仍将有很多大学生只能拿着毕业证书回家。

据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前程无忧发布的《2013典范企业人才招聘状况报告》显示。该机构认定的100家“最佳人力资源典范企业”计划招聘2014年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比2013年下降7.3%。这意味着2014年大学毕业生的求职难度与去年相比还会加剧。

上述报告显示，100家企业计划招聘2014届本科应届毕业生45577人，面向大学本科以上应届生的招聘职位主要为技术（产品）研发和销售。这100家企业是该机构从中国30万家活跃雇主中评选出的，这些企业平均拥有雇员18700名。因此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该机构人力资源专家分析：这是由于多数行业在2010至2012年期间招募的大学毕业生规模较大，加上全球经济依然不景气，诸如IT、机械和汽车等行业的招聘遇冷。

不过报告同时指出。2013年大学实习生的招聘高过2012年17.2%，显示出企业仍有旺盛的人才需求。

与大学生就业困难相对应的，今年春节过后，人才市场虽然渐次活跃起来。但是用工荒的状况仍然存在。北京市赵公口人才市场一家餐饮企业需要12个岗位40名员工，但是工作人员一上午只招到两位洗碗大叔。“现在我们这儿后厨最高工资开到4000元，服务员最高开到2800元了，但应聘者还是寥寥无几。”负责招聘的女士说。

从一项调查数据来看，在被调查的2014届未签约毕业生中，七成认为求职压力大。其中本科生认为求职压力大的比例最高，为72%，硕士和高职高专生认为求职压力大的比例均为68%。

一方面是众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一方面是因为缺乏人才而等米下锅的企业。一个被大家普遍认可的说法随之而来：“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矛盾。从供给看，高校毕业生占适龄劳动人口的比例逐年加大，从全国来看已经占到新成长劳动力的半数以上。”

就此，山东省人社厅高校毕业生就业处相关负责人分析，“从需求来看，新兴产业发展所创造的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与当前高等教育的发展还不协调、不匹配。”

高校扩招惹的祸吗

中国的高校扩招始于1999年。初衷是延缓青少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从而纾解当时的就业压力。而高校扩招之后所发生的变化是急剧的和根本性的，使得人们未能充分理解和良好应对。这个根本性变化就是，在极短的时间里，中国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按照习惯划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内为精英教育阶段；在15%～50%之间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在50%以上为高等教育普及阶段。2002年即在高校扩招的第三年，中国便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蔡昉指出：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之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一些规律性逐渐显现出来，认识不到的话则会误导舆论和政策。

毋庸置疑，劳动力市场信号对于引导各当事人的行为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失业、下岗现象，从而激励劳动者通过改变就业预期和就业技能，通过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和再就业。城镇劳动力资源的配置至今也不能建立在市场机制上面。对于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也是一样，一定程度的结构性失业，对于这个劳动者群体调整预期和寻职行为也是必要的。

2013年的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显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現象。一方面，具有专科和本科学历的劳动者，不如具有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高中学历的劳动者受欢迎。事实上，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还不如初中毕业生。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对于持有较高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者较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劳动者，有着十分强烈的需求，而仅仅持有初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者低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劳动者，则相对不受欢迎。

这无疑意味着，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并非没有用处，只是学历所显示的受教育程度，并没有能够转化为劳动力市场所需的就业技能。

中国的大学生多了吗

中国到底缺不缺大学生，中国的大学生究竟多了还是少了？我国目前每年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大概在700万左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还有800万，目前，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的就业率很高，达到95%，而高等教育的就业率只有77%。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蔡昉对此分析如下：正像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出现过的，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往往伴随着毕业生就业难和工资相对降低等现象，这种情况在中国也发生了。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劳动者群体的就业面过窄。中国就业者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比重，2010年为10.1%，比美国2006年40.1%的水平低30个百分点。把两国拥有大专以上学历劳动者的行业分布相比较，则可发现，中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者过度集中在金融、信息、教育卫生和公共管理等行业。即这几个行业中大学生比重甚至高于美国。

而那些直接生产性行业中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比重，中国比美国要低很多。例如，在农业中的大学生就业比重，中国是0.6%，美国则高达24.6%；在制造业中大学生比重，中国为10.3%，美国为30.0%；在交通业中的大学生比重，中国为10.8%，美国为27.1%；在商业、贸易、餐饮和旅游业中的大学生比重，中国为11%，美国为28.6%（图1）。

拥有较高学历的劳动者，并不自愿从高端服务业转向制造业甚至农业这些传统上认为的低端就业岗位。一方面。直接生产性行业对高端劳动者的需求增长，有待于这些行业的升级换代，另一方面，只有发挥市场力量，经过从寻职、待业到就业，从失业到再就业的过程，才可能实现大学生就业结构的更加均衡和多样化。这个转变过程也是一个劳动者遭遇冲击的过程。无疑需要社会保险体系提供更多安全屏障。

蔡昉的对比分析表明，我们高等教育的人数没有多、没有过剩，现在的问题是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培养什么类型的人，办什么类型的大学非常重要。 No.2

让职业教育解就业之难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总体要求，并要求“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

2014年5月，李克强总理在内蒙古视察时表示，经济转型升级需要更多高技能人才。要用改革的办法形成良性机制，鼓励社会力量更多参与进来，共同办好职业教育，增加就业。不断释放“人才红利”。

今年3月，在2014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教育部副部长鲁听在演讲中谈到中国教育结构调整和现代职业教育时透露：2000年后600多所“专升本”的地方本科院校将逐步转型。做现代职业教育。重点培养工程师、高级技工、高素质劳动者等。这将是1999年高校扩招后最大规模的一次高校转型改革。

现状：结构性矛盾

据统计，到2012年我国共有本科高等学校1147所，其中1999年以来升本的有640多所，教育部对2012年毕业生就业率统计排名的结果是，第一985高校，第二高职院校，第三211大学，第四独立学院，第五科研院所，第六地方普通高校。

近年来，职业院校就业率高于普通本科院校大家早已經习以为常，但当我们看到高职院校在教育部统计的就业率排名榜上甚至高于211大学的时候还是难免感到惊讶。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分析指出：先从教育角度看，我们每年新增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形势是这样的，我们大约每年出生1700万人，每年就业市场应该容纳的劳动力、新增的劳动力1700万，1700万当中，受到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毕业的孩子，大概是在1400万左右。那么大学生是700万左右，在这些大学生当中和中等职业教育里面，受到职业教育的应该有1100万，那么从需求来看，新增长劳动力的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

短期来看，突出的一个重要矛盾的表现就是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和市场上所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不足的矛盾，这个矛盾是比较突出的。我们每年毕业很多大学生，但是企业，尤其产业升级，产业转型，站在第一线的技术技能人才相对短缺，而且短缺的比例是市场需要两个、我们只能提供一个。

中长期来看，产业加速转型和高层次技术型人才匮乏的矛盾也非常突出。

我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当中。那么转型升级的过程，需要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现代企业需要的是哑铃型的职工结构：一头是研发人员，中间是生产一线，另一头是销售服务人员。我们的教育和现在这种企业的人力资源结构的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突破口：现代职业教育

教育改革被提升到中国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的高度加以重视。发展职业教育既是高校改革的需要，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就业、民生的需要。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室主任张耀军告诉记者，职业教育之所以前所未有地被重视，一个大背景是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后，随着经济的转型升级，“人口红利”即将耗尽，人才结构性矛盾近年来越发突出，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数量和结构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一方面是科学技术运用带来的职业技能人才缺乏，即人们常说的“高级技工荒”，另一方面是高校扩招带来的年复一年的就业压力，每年庞大的高校毕业生的出路不停拷问着高等教育的同质化发展。培养技能型人才是解决矛盾的根本出路。

事实上，用职业教育破解中国就业难题和经济发展难题，一直是新一届政府谋求的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之道。今年2月，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确立职业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位置，促进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激发年轻人学习职业技能的积极性。

在很多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尤其是实体经济比较强大的国家，产业升级很大的国家，就是核心竞争力在全世界排在前10位的国家，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其教育类型中职业教育的比重很大。

这个比重在德国占了78%，在瑞士占了82%，正是这样一种人力资源结构支撑了其经济结构。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民认为，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任何一个走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都以大量高技能人才作为支撑，德国、美国、日本概莫能外。发展职业教育的关键在于坚持就业导向和实践能力培养。只有满足社会需求、市场需求、企业需求，发展与技术进步、生产方式变革相适应的现代职业教育，才能输送适合各产业发展的高素质人力资源，才能源源不断地释放“人才红利”。

显而易见，中国解决就业结构型矛盾的核心就是教育改革，而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就是现代职业教育，就是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我国政府明确提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的人，叫技术技能型，技术技能型有三种人，第一类是工程师，第二类是高级技工，第三类是高素质劳动者。

No.3

“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

所谓职业教育。就是对受教育者施以从事某种职业所必需的知识、技能的训练。因此职业教育亦称职业技术教育或实业教育。职业教育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人自身发展的产物，而且是发展到某个特殊时期的产物。职业教育受益于社会。社会也可受益于职业教育，促进社会发展是职业教育的应有之义和神圣职责。

我国现代形式的职业教育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至今已经走过140多年的发展历史，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前50年。我国的职业教育已经有了两次发展的高峰，一次是文革前的1965年，一次是改堇开被之后的1998年。特别是1998年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需求相比，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依然任重道远。

职业教育困局

认知困局；望职业教育面却步

“宁做三千块的办公室白领，不做月薪上万元的高级技工”，“只在空调房里坐，不在生产线上站”是不少“90后”和家长们的共同想法。这样的想法让很多人在做自己的人生选择时，明知大学毕业后不好就业，仍要挤破头皮去挤独木桥，有很多学生和家长都抱着走一步看一步的想法，抱着随大流的想法，没有更长远地考虑问题。导致许多孩子一毕业就失业，一毕业就回家当了啃老族。

山西省教育厅职教处赵敏副处长指出，认知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但认知困局的背后还包含了很多深层次的问题。比如目前在我国蓝领与白领之间在社会地位方面的差距，同时，更多职教生就业后，工作缺乏保障。大量的职教生毕业后进入私企工作，而目前许多私企在经营管理方面不规范，导致员工缺乏稳定性，流动性大，加上工作环境差、安全保障措施不到位。这些都加大了社会对职教生未来的忧虑，也让更多的家长在帮孩子做选择时“望职业教育而却步”。

转变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就业观念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难题。“天之骄子”的光环逐渐退却后，要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社会氛围任重道远。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室主任张耀军认为，要加快人们观念的转变，形成职业技术人才的吸引力，还需要政府从政策设计、社会保障等方面统筹协调，加以引导。他相信中国未来的发展还需要数千万的工程师、高级技工和高素质职业人才，這也将为广大年轻人打开通向成功成才的大门。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袁振国认为，在用人机制上，政府和社会尚未给职业院校毕业生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在待遇、职称、职务等方面仍存在政策性歧视。一些地方政府对基础教育“宠爱过度”，而对职业教育却看不起，甚至漠不关心。这些现象和问题，都严重阻碍着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为此，需要切实提高技能人才队伍的社会经济地位。

传统观念困局：学而优则仕

在我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寒窗苦读为的是金榜题名一鸣惊人，卧薪尝胆为的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我国首部有关社会心态研究的年度报告——《社会心态蓝皮书：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指出，望子成龙成为中国人生活的首要动力。

望子成龙恐怕是自古以来中国家长的心态写照，从古至今，通过考试改变命运的希冀令家长“望子成龙”的愿望有实现的公平路径。

望子成龙本无可厚非，父母的初衷都是好的。天下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学业有成，事业有成。但实际上“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孩子都有某一方面的天赋，作为父母要学会发现并积极引导、鼓励，给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让他们轻松快乐地全面发展。

现在的现实是，许多家长不考虑孩子的兴趣爱好，一味地认准上大学一条路，许多孩子违心地上了大学，学了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而许多对职业技术感兴趣的孩子也因此而走到了另一条路上。

生源困局；哪些人在读职教

记者在走访各地职业院校时，听到的普遍反映就是生源问题。

就读职业学校，对绝大多数学生而言是中考、高考的“备胎”选择，职业教育成为落榜生的“收容所”，生源质量堪优。

一项面对上海、云南、广东、山东等地13所中职、高职学校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对于“选择就读职业学校的原因”，72.2%的中职学生选择的答案是“未能考上普高”。73.1%的高职学生选择的答案是“未能考上本科”。

“连三本都考不上，才去读职校，现在很多学生和家长都是这样的心态。”湖南铁道职业学院院长姚和芳告诉记者，职业教育在我国社会认同度很低，所以很难招到好生源，学生很少怀着主动、自愿的心态入学。

当前中国职业教育的“吸引力”的确有限。“哪怕是不爱读书、不愿深造的孩子，也宁愿读个三流大学，而不愿意来职校学一门手艺。因为大学文凭在很多人眼里就是通行证和福利卡。”姚和芳说。

赋予学生选择职业教育的内在动力。才是回答“人从哪儿来”这一问题的关键。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认为，内在动力。取决于一个“可期待的前途”。这不是教育一个层面的问题，例如，取消城乡户籍差别，或许就会改变许多学生的入学选择，“如果农村孩子不需要靠大学文凭来换城市户口。他可能就会高高兴兴去学一门实惠的手艺”。

山西省为了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在2011年将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全覆盖列为加快推进山西省农村公共事业新的“五个全覆盖”工程的重要内容。在落实国家中等职业教育助学金和免学费相关政策的基础上。2011年秋季学期免除职业高中（含职业中专）全日制学历教育在校学生学费，2012年秋季学期免学费范围扩大到普通中专学校和技工学校全部全日制学历教育在校学生，实现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全覆盖。2011年，全省共计307785名中职学生实现免学费上学，2012年，免学费上学的学生达到561056人。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全覆盖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职业教育事业发展，吸引了更多的青年人选择报考中等职业学校，学习一技之长，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但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识，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基础能力困局：上职校学不到真本领

据山西省教育厅职教处负责人介绍，按照国家《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规定，中等职业学校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应不低于20平方米，山西省中职学生生均校舍建筑面积为13平方米，全省中等职业学校短缺校舍建筑336.95万平方米，而且全省中等职业学校现有校舍中有相当数量不达新的抗震设防标准，急需加固或改造；

教育部规定，中等职业学校工科类、医药类专业生均仪器设备值不得低于3000元，其他专业生均仪器设备值不低于2500元，而山西省生均设备值为2106元，全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学仪器设备缺额31105万元；

职业学校教师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素质偏低的问题也很突出。教师的职业教育理念落后。实践教学能力、课程开发能力、应用科技服务能力亟待提高。因此，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条件差、缺乏吸引力、容量不足、招生困难成为普遍现象。严重制约了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湖南省南车电机集团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许多大型企业对技术工种的需求缺口很大，现实却令人无奈，“一线技术岗位‘岗多人少，高级技师更是重金难聘。与此同时，职校毕业生进入车间上手很慢，需要再培训。这说明现在的职业教育对接市场需求的意识和程度远远不够”。

“上职校学不到真本领”，是许多学生和家长的担忧。广州一个课题组对制造业企业中工作3年以上的2502名职校毕业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5.06%的毕业生认为职业院校缺乏实验、实训设备；20.67%的认为专业教学与职业岗位工作过程相去甚远；15.56%的认为课程内容针对性不强，盲目、陈旧；13.01%的认为教师大都“纸上谈兵”。

目前，我国大多数职业学校将实习安排在三学年的最后一年，前两年主要在课堂上学习理论知识。这一“先理论后实践”的教学模式。收效并不乐观。

作为制造业大国的德国，职业教育一直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培养了大量顶尖技师与优秀工人。其职业教育实施“双轨制”工学交替式培养，即每周两天在学校，三天在车间，注重对口操作与企业实践。

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储朝晖指出，参照欧美的成功经验，真正的职业教育，应该与产业密切联系，无缝对接市场，以行业的需求来决定培养模式和内容。在这方面，一些地方已在进行尝试。2012年起，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与宝马中国合作开设定向委托培训基地，俗称“宝马班”，每届培养学生二三十人。

该校汽车运用系主任李治国告诉记者，校企合作最大的意义在于打破了过去职业教育“闭门造车”“纸上谈兵”的窘境。能够对接市场需求培养人才。“让学生手头有功夫，契合企业需求，成为特定领域的专才，这就是‘真本事。”

社会需求与社会认可

“技不压身，学好技术，就有了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本事。这是一辈子都打不破的铁饭碗。”2014年5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赤峰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考察时对学生如是说。

其实，职校生、技校生们早已在各行各业为我们书写了许多不朽的传奇。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洪家光，就为我们展现了从农村娃到技校生到首席技能专家的成长历程。洪家光家在农村。父亲重病。母亲靠清运垃圾收入微薄。初中毕业后，他选择了技校。毕业后，他进入中航工业黎明公司。从一名普通的车床操作工，迅速成长为一名技术过硬、能熟练操作多种车床的多面手。2005年，25岁的洪家光获得高级技师职称，成为当时1万多人的工厂里最年轻的高级技师；2011年，洪家光在第七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中夺得车工组冠軍。

十几年来。他设计制造了56套高效便捷的专用工装，完成了100多项技术革新，解决了300多个技术难题，成为了大家公认的高手和能人。

现在的洪家光不仅可以有尊严地体面生活，更成为许多青年职工敬佩不已的大师傅。

上海人片桐，1993年初中毕业，中考分数达到一般普通高中的分数线。当时大学没扩招，普通高中没啥吸引力，他选择了四年制的中专，专业是空调制冷。2003年，片桐以技术移民的身份考过雅思，然后用半年工夫又顺利通过了澳大利亚的电工实作考试。“那个考试一点也难不倒我，在考试现场，澳大利亚的主考官看了我的操作演示，马上让其他参加考试的当地人过来看，说我这才是标准的电工操作。”片桐自豪地说，“他可能不知道，我在中专学了四年，这些活计，对我来说只是雕虫小技。”

如今，片桐已经在阿德莱德置业——一栋三层楼别墅。他在当地开了一家空调修理铺，年收入在10万澳元左右，相当于50万人民币。此等收入，使得片桐太太不需要出门工作。

2013年12月12日，中国技术工人群体荣获由中央电视台主办的第14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特别奖。中国北车唐车公司数控配管高级技师苏健、北京北一机床公司高级技师刘海旺等，代表全国数千万技术工人登台领奖。这是中国技术工人群体首次登上被誉为“中国经济界奥斯卡”的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获奖的舞台。而在2009年，美国《时代》杂志曾将“中国工人”群体评选为年度人物。该杂志当时评价称，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继续保持最快的发展速度，并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首先要归功于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坚韧的普通工人。

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

“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早在2004年，原教育部部长周济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即指出，“职业教育必须以就业为导向改革创新，要牢牢把握面向社会、面向市场的办学方向。”

就业是民生之本。服务于解决大多数人的就业问题，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发展变化的就业、转岗以及下岗再就业的需求，这是职业教育的立足之本；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培养多层次、多样化的技能型人才，造就数以千万计的高技能人才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这是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

如何构建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职业教育体系？周济提出，职业教育必须转变办学思想、办学模式和办学机制，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

“整个职业教育的评价标准要向以就业为导向转变，职业教育资源的配置要向坚持以就业为导向的优势学校倾斜。”周济说，“职业学校的办学方向决不能是中职升高职、高职升本科，也不能盲目转向普通教育。”职业学校从开始办学就要找准就业市场需求，积极配合劳动和人事部门，密切与企业和人才、劳务市场的合作，按照“订单培养”的要求推动运行机制的改革，打造在就业市场上有影响力的品牌。建立稳定、有序、灵活的毕业生就业渠道和网络，探索职业学校和职业中介—体化的经验。

2009年3月，在湖北思远信息技术培训学院视察时，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职业教育就是就业教育，是面向人人、面向全社会的教育，要大力发展。他勉励学生们既要学知识，又要学技能；既要会动脑，又要会动手；既要学会生存，又要懂得做人，这样才能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为国家作出贡献。

2009年10月，在山东省临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温家宝说：“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今天的学习就是为了明天的就业”，“职业教育大有前途，因为它面向就业，面向青年，面向整个社会。”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总体要求，并要求“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这明确了职业教育深化改革的任务：“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明确了职业教育深化改革的关键：“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明确了职业教育深化改革的目标：“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指出，调整教育结构的目的就是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因为每年1700万孩子，不管读什么书都要就业，怎么解决增量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可以找到工作，通过教育部的改革，最终使我们的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符合市场需求的结构，我们的课堂，我们的教材，我们的教法，我们的老师，所有的观念都要紧紧围绕市场，从而解决就业增长与就业的包容性的问题。

2014年的春天，是中国职业教育的春天吗？2014年的春天，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春天吗？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情况

我国现代形式的职业教育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至今已经走过140多年的发展历史，新中国建立之后的前50年，我国的职业教育已经有了两次发展的高峰。一次是文革前的1965年。一次是改革开放之后的1998年。在1965年，全国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包括中专、技校、农业中学、半工半读学校，加起来有6万多所，在校生499.5万人。当年中等职业学校的在校生已经占高中阶段在校生的53%。

“文革”十年，职业教育受到了很大破坏，技工学校、农业中学和半工半读学校绝大部分已经停办，到1976年，我国整个高中阶段教育中绝大部分就是普通高中，当时留下的中专学校比例已经很低，教育结构严重失调。

“文革”结束之后，1978年4月22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讲话中提到大家要共同努力，使教育事业的计划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计划应该考虑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比例，特别是要扩大农业中学、各类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的比例。当时讲到的非常关键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把教育事业的计划纳入到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中，而且要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看来，我们不觉得什么，但是要知道，这涉及到教育的摆位问题，教育开始进入到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并且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件事就是教育结构要改革，特别是中等教育结构，要加大职业教育的比例。1980年教育部批准了国家教育总局《关于中等職业教育改革的报告》，教育部开始着手中等教育的调整工作，原有的技工学校得到了恢复和发展。20年后，中等职业学校当年的招生是526万，在校生规模1467万。当时高中阶段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的规模比例基本实现了6：4。

在世纪之交，我国职业教育经历了一段调整之后，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002年、2004年、2005年。由国务院或经国务院批准连续召开了三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出台了两个职业教育专门决定。中央重申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加大了经费的投入，出台政策来扶持，职业教育形成了又一个发展高峰。这就是建国以后的第三个高峰，也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一个发展阶段。

我国大学生就业制度的市场化改革

我国大学生就业制度经历了统包统分、改革的调适过渡以及市场化政策实施三个阶段。实施市场化就业政策之后，社会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的现象。但是，大学生市场化就业政策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使用和调配，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78-1987：统包统分，即大学生就业由国家负责，按照计划统一分配；

★1988-1997：双向选择，即在国家方针政策指导下，学生选报志愿、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

★1998-2008：自主择业，即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学生自主选择职业。

第一个十年（1978-1987）：

计划经济“统—分配”

就业背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我国各地区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以及大学生作为我国经济振兴的科技型人才高度缺乏，大学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有计划地统筹安排，既国家根据需要对大学生集中调配，使用于国家最需要发展的领域及行业。

★1951年10月1日，当时的政务院决定，“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共和国总理亲自负责大学生分配工作。

★1962年，中央决定成立由习仲勋负责的“毕业生分配委员会”。直至“文革”前，负责和参与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部门先后有政务院、教育部和内务部。

★1981年，“文革”后首批统一招收的本科毕业生毕业，国家恢复中断了十几年的毕业生统一计划分配制度。这一时期大学生在社会上供不应求，个人无需为毕业分配操心，但也没有把握个人命运的自主权，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正是当时情形的写照。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其中毕业分配制度的改革是《决定》的重大决策之一，允许学校有一定自主分配的权力。

★1986年，原国家教委出台《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方案》，提出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是，在国家就业方针政策指导下，逐步实行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双向选择制度。逐步把竞争机制引向高等学校。

第二个十年（1988-1997）：

改革深化“双向选择”

就业背景：90年代，上大学最大的变化是从“两包”到“两自”。“两包”，即考生上大学学费由国家包下来，毕业后由国家包分配。“两自”，即学生上大学要自己缴费，毕业后要自主择业。实际上，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家已开始酝酿大学生就业制度的改革，这一改革过程与收费制度基本一样，持续了较长时间。

★1987年，清華大学第一次尝试供需见面活动，这是大学生第一次在工作前与“婆家”见面，受到普遍好评。

★1989年，国家正式推出“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取”的双向选择制度。

★1994年，原国家教委发出《关于进一步改革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的试点意见》，提出从招生开始，通过建立收费制度，改变学生上学由国家包下来，毕业时国家包安排职业的做法。引导学生毕业后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以奖学金制度和社会就业需求信息引导毕业生自主择业。

第三个十年（1998-2008）：

市场经济“自主择业”

就业背景：自1999年高校大扩招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毕业生数量从1996年的83.9万人增至2006年的413万人，10年间增加了近4倍。政府在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上给予了高度重视，国务院及各部委出台了多项针对大学生就业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多个方面缓解大学生就业难。

★2002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公安部、人事部、劳动保障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意见》对中、东部地区的毕业生到西部地区工作的户籍管理、工资定级、到非公有制单位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的集体户口的审批条件、企业用人自主权的规定等方面给出了详细的规定。

★2003年。共青团中央、教育部、人事部发起“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每年招募一定数量的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到西部贫困县的乡镇从事为期1～2年的志愿服务工作。

★2006年开始连续5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等八部委联合发起“三支一扶计划”。每年招募选拔2万名高校应届毕业生，主要安排到农村基层从事2-3年的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

★2006年教育部、财政部、人事部、中央编办四个部委发起“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公开招募高校毕业生到西部‘两基攻坚县以下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任教，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从事农村教育工作。

★2006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会议将2007年作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全面服务年，要求做好就业网络联盟组建、就业政策咨询和信息服务、就业困难学生的帮扶、维护毕业生合法权益等工作。

★2007年，全国陆续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旨在规范就业市场、促进大学生就业。

2009年至今

2009年之后，高校毕业生继续呈逐年增长之势，2013年达到699万，2014年更是达到727万，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每一年，国家及各地都会出台多项措施，以缓解就业压力，可以说，大学生就业已经非常市场化，国家及各地的各项举措对大学生就业起到了积极有效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