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静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天津300060)

肿瘤科护士护理不良事件报告意向及影响因素的调查＊

陈 静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天津300060)

目的：调查肿瘤科护士护理不良事件报告意向，探讨肿瘤科护士护理不良事件报告意向的影响因素。方法：选取396名在岗的肿瘤科临床护士。采用护理不良事件报告意向问卷和报告障碍问卷调查临床护士不良事件上报的意向及其他影响因素。结果：肿瘤科护士报告意向问卷的得分范围为3～15，报告障碍问卷的得分范围为25～80，护理不良事件报告意向与年龄、工作年限及报告障碍中的惩罚文化和报告意义有关（P＜0.05）。结论：护理不良事件报告意向随着护理不良事件的严重程度的加重而增高，护士更倾向于采取上报上级主管的报告方式。年龄较高和工作年限较长的护士护理不良事件的报告意向相对较高，同时医院的惩罚文化和护士感受的报告意义均会影响护士护理不良事件报告意向。医院应尽快深化非惩罚文化理念，明确报告意义，提高护士的报告意向。

肿瘤专科护士；护理不良事件；报告意向；报告障碍

肿瘤患者因其手术、化疗方案复杂，加之患者恶液质，化疗不良反应重等情况使得肿瘤患者发生压疮及跌倒的风险增大。因此，肿瘤护士在临床护理中遇到护理不良事件的几率也较高。护理不良事件的报告对于发现不良因素，防范护理事故，保证医疗护理安全和患者利益都是有益的[1]。报告意向是指促使护士完成一次护理不良事件报告的自我指令[2]，报告意向指导护士的报告行为，而报告障碍干扰护士实施报告行为，从而影响护理不良事件的报告率。了解护士护理不良事件的报告意向，探讨其影响因素是减少患者安全隐患的重要举措，于2012年3月对369名肿瘤科护士进行调查，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于2012年3月对某三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396名护士进行调查，纳入标准：工作1年以上且取得护士职业资格证书的临床护士；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调查期间在职不在岗的护士；在未设病房的科室工作的护士。

1.2 研究方法

1.2.1 研究工具

1.2.1.1 一般资料问卷问卷为自行设计，包括性别、年龄、科室、工作年限、学历、职称、职务等。

1.2.1.2 护理不良事件报告意向问卷采用田欢欢等翻译并修订的报告意向问卷进行调查，评价护士对不同严重程度的护理不良事件的报告意向。护理不良事件按严重程度分为可能会造成护理不良事件的流程上的漏洞；未造成病人伤害的护理不良事件；造成病人微小伤害，且不需要处理的护理不良事件；造成病人中度伤害的护理不良事件；造成病人重度伤害或死亡的护理不良事件。报告的方式包括填写正式报表、上报上级主管及与他人进行交流三种。该问卷共15个条目，采用二分类评分法，1=“是”，0=“否”或“不清楚”，问卷的得分范围为0～15，得分越高，说明护士的护理不良事件报告意向越高。问卷的内容效度(CVI)为1，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alpha=0.8656，信度良好[2]。

1.2.1.3 报告障碍问卷采用田欢欢等翻译并修订的报告障碍问卷进行调查。该问卷共23个条目（条目23为开放性问题），包含三个公因子分别为惩罚性文化、报告流程及报告意义。惩罚性文化包括条目3、4、7～9、11～14、17及条目18共11个条目。报告流程包括条目：15、16、19～22，共6个条目。报告意义包括条目1、2、5、6及条目10共5个条目。问卷采用Likert5级评分，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其中条目15、16，19～22为反向条目。该问卷最高报告障碍问卷的得分范围为22～110，得分越高说明研究对象对各条目越认同。问卷的内容效度(CVI)为0.9，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系数=0.8414[2]。

表1 研究对象报告障碍情况

1.2.2 研究方法对医院入选护士进行匿名问卷调查，给予统一指导语，研究对象独立填写完毕后，当场收回。本次调查问卷发放396份，收回有效问卷369份，有效回收率为93.18%。1.2.3统计学方法原始数据录入计算机建立数据库，应用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描述性统计采用均数，标准差，频数、百分比等描述。两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秩和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 H秩和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son相关分析，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本组研究对象年龄20～47岁，平均年龄（29.98±6.13）岁，工作年限1～27年，平均年限7.85年。性别：女365名（98.9%），男4名（1.1%）；护士所在科室：内科91名（24.7%），外科24名（65.3%），其他科室37名（10.0%）；学历：中专6名（1.6%），大专136名（36.9%），本科221名）（59.9%），硕士及以上6名（1.6%）；职称：护士112名（30.4%），护师180名（48.8%），主管护师77名（20.8%）；职务：护士359名（97.3%），护士长10名（2.7%）。

2.2 报告意向情况对报告意向总得分进行正态性检验，P＜0.05，为非正态分布。统计结果显示，报告意向问卷的得分范围为3～15，报告意向总得分的中位数为14，P25为12，P75为15。

2.3 报告障碍情况

2.3.1 研究对象的报告障碍得分情况报告障碍问卷的得分范围为25～80，对报告障碍问卷的各条目分别进行描述，将研究对象对报告障碍问卷各条目的认同度划分为三个水平，分别是不同意(包括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和同意(包括非常同意、同意)，369名研究对象认为对其报告护理不良事件阻碍最大的五个因素，即同意率在30%以上的条目见表1。

2.3.2 开放性问题描述报告障碍问卷中，条目23为开放性问题，调查其他可能影响研究对象护理不良事件报告意向的因素。归纳如下：①对于护理不良事件责任人处罚过重，如经济处罚；②没有意义，对今后的护理工作没有太大的积极作用；③怕记录在人事档案中；④怕同事或上级对自己有负面看法；⑤怕与患者之间产生纠纷。

2.4 报告意向的影响因素分析

2.4.1 不同特征护理人员护理不良事件报告意向比较报告意向总分作为因变量进行一般资料中的分类变量的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研究对象的年龄、工作年限及职务的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

表2 不同特征护理人员护理不良事件报告意向比较（n=369）

2.4.2 护理不良事件报告意向与报告障碍各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Spearma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惩罚性文化、报告意义与报告意向呈显著相关（P＜0.05），见表3。

表3 护理不良事件报告意向与报告障碍各因子相关性分析

2.4.3 护理不良事件报告意向的多因素分析报告意向总分作为因变量，单因素分析有显著性意义的年龄、工作年限、职称、职务、惩罚文化和报告意义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进入回归方程的因素为年龄、工作年限、惩罚文化和报告意义，见表4。

表4 研究对象护理不良事件报告意向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3 讨论

3.1 肿瘤科护理不良事件报告意向现状本研究护士护理不良事件报告意向总得分的中位数为14，对不良事件的报告意向较高，与田欢欢等[2]的结果基本一致。一方面医院越来越重视护理不良事件的管理，大多数护士都知道护理不良事件需要上报。另一方面患者及家属对肿瘤科的要求更高，使得肿瘤科护士更为重视护理安全。

3.2 年龄、工作年限影响护士护理不良事件的报告意向研究结果显示年龄和工作年限与护士护理不良事件的报告意向呈正相关，护士的年龄越大，工作年限越长，其护理不良事件的报告意向越高。另有报告[3]也指出护龄越高，护士对不良事件的认知度越高，上报率就越高。说明临床经验对不良事件识别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4]。肿瘤科工作量大、重症病人多、专科操作多，较长时间的临床工作使肿瘤科护士的工作经验较为丰富，沟通能力较强，安全意识较强[5]。同时，大多高年资的护士为护士长或协助护士长做部分的管理工作，其报告认知高，感知的报告意义也高，促使其报告护理不良事件[2]。因此，开展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工作年限护士的护理安全知识培训，从而提高护士的安全意识和不良事件的报告意向。

3.3 医院的惩罚文化影响护士护理不良事件报告意向研究显示报告障碍中护士同意率最高的五个条目均属于惩罚文化，护士感受的惩罚文化越重，其护理不良事件报告意向越低。研究对象在开放性问题中也多次提到“惩罚”、“处罚”等关键词，再次印证惩罚文化影响护士的报告意向,与国内王玉艳、方良玉等[6.7]分析结果一致。分析原因可能有三个：一是虽然医院已实施非惩罚上报机制，但研究对象仍受长久以来的惩罚性机制影响。哈佛大学Leap博士[8]提出，发生错误后担心被惩罚是当今医疗机构内患者安全促进的唯一的最大障碍。建议医院加大力度推广非惩罚性文化，从而使相关管理者和护士正确看待不良事件的发生，避免对责任人的不同形式的惩罚。二是医院实行逐级上报的报告系统，这种系统外界比较容易获取报告者的信息，给当事人带来很多难题[9]。Karsh等[10]也指出，报告障碍之一在于医护人员对不良事件报告系统的匿名性缺乏信心。因此，提供较少的个人身份信息，使得报告者的身份无法被识别是促进医护人员进行报告的首要标准。建议建立较强报告系统的匿名性和保密性，有利于提高护士的报告意向。三是管理者在分析不良事件时，更多的分析个人在护理过程中的缺陷或个人责任等，很少研究当事者的心态、客观因素等[11]。有研究[13]表明，医护人员认为因不良事件受到惩罚的配置不公平或不恰当直接影响其报告意向。因此，建议医院应用更为合理、科学的分析方法评析护理不良事件。

3.4 护士感受的报告意义影响护士护理不良事件的报告意向研究结果显示护士感受的报告意义越低，其护理不良事件报告意向越低。研究对象在开放性问题中多次提到“没有意义”、“无影响或影响小而不用上报”等关键词，也再次表明报告意义影响研究对象报告意向。分析原因可能有二个：一是报告护理不良事件后，管理者反馈信息只是统计数据，没有深入分析如何规避差错，因此护士不能从反馈中提取到有效信息，不能获得学习与进步，进而对护理不良事件的报告的意义提出质疑[9]。建议医院从护理不良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改进相关制度，及时反馈，避免类似护理不良事件的再发生。二是护士“认为对患者无影响或影响小而不用上报”。潜在漏洞或无伤害的护理不良事件具有隐蔽、动态的特点，当事人不报告，其他人事后很难发现。但这类不良事件可以挖掘更多的临床护理风险，也正是护理差错、事故的源头[13]。护士未明确理解护理不良事件的范畴和报告意义而影响其报告意向。建议医院进一步明确护理不良事件报告范畴的同时，对护士进行定期、定向培训或借助案例分析提高护士对护理不良事件的认知水平、明确其报告意义，提高其报告意向。

4 小结

肿瘤科护理不良事件风险性大，积极报告护理不良事件可提取促进患者安全的信息，促进护理安全。医院应尽快深化非惩罚文化理念，明确报告意义，进一步完善护理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提高护士的报告意向，从多角度、多层面有效地保障患者的安全，保证护理安全。

由于时间、人力、经费等条件有限，本研究样本量较小，特别是仅针对一家肿瘤专科三甲医院进行调查，可能受到医院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后续的研究工作应增加样本量、扩大调查范围，争取在不同地区、不同医院开展调查研究。

〔1〕中国医院协会.实施患者安全目标指南[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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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晓,田梅梅,施雁.护士主动报告护理不良事件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J].护理学杂志,2013,27(8):94-97.

〔4〕蒋乾坤.护理不良事件报告的研究现状[J].右江民族医学院学报，2006,33（3）:364-365.

〔5〕陆静.聘高年资护士为病区总责任护士的临床实践[J].护理学杂志，2010,25(5):53-54.

〔6〕王玉艳,林征.民营医院护士对护理不良事件上报意向的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J].现代医学,2013,41(8):530-534.

〔7〕方良玉,王建宁,乔改红.护理不良事件上报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J].护理学杂志,2010,25(10):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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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28收稿，2014-01-14修回）

Investigation on the intention and influences of reporting adverse events in oncology nursing

CHEN Jing
(Tianjin Medical University Cancer Institute and Hospital,Tianjin 30060)

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reporting intention of nursing adverse events among oncology nurse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M ethods：396 on-post oncology clinical nurses were investigated by the modified questionnaires of reporting intention of adverse nursing events and influence factor.Results：The questionnaires about the report’s intention scorewas in the range of 3～15,and the obstacles score was in the range of 25～80.The reporting intention were influenced by nurse age,working experience,punitive culture and report significance (P＜0.05).Conclusion：The larger adverse events,the reporting intention of nurses is stronger,and themost common way of reporting is to report tohigherauthorities.Elderand practised nursesare apt to reportadverse events.Moreover,the reporting intention can also be influenced by the punitive culture and nurses’perceptibility.Therefore,it’s better to enhance nurses’perceptibility of non-punitive culture and make more people know the significance of reporting adverse events.

Oncology specialized nurses;Nursingadverse events;Intention

R197.323

A

10.3969/j.issn.1006-9143.2014.05.005

1006-9143（2104）05-0389-04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院级科研种子基金项目

陈静（1974-），女，主管护师，护士长，本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