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菊英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从浙江的省情看，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应在继续完善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政策的基础上，把政策重点从过去提高低收入者收入为主转到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上来，即从“提低”转到“扩中”，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在国民中的比重，最终形成以中等收入者为主体的橄榄型收入分布。

中等收入者比重偏低

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内部组成人员层次丰富、比较复杂的群体。从职业类型看，包括民营企业主及个体户、公务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科技精英等，大部分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较高的学历，劳动收入是其主要的收入来源。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课题组曾运用收入（消费）中值测算法，分别测算了2006—2010年间浙江省和全国城镇居民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浙江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课题组（201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理论决策支撑课题）用同样的算法测算了浙江省2011—2012年的数据，结果如下。

从表1可以看出，2006年以来，虽然浙江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持续提高，但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到1/3，低收入群体所占比重仍超过总人口的一半。与江苏、上海比较，2010年，江苏低中高收入群体比率分别为56.6%、28.1%和15.3%，上海依次为51.7%、23.3%和25.0%。浙江的收入结构和江苏相似，都呈典型的金字塔型，中等收入群体不到1/3，而上海中高收入比率差距不大，呈倒T型结构。按照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普遍经验，建成“橄榄型社会”的最低标准是中等收入群体比重至少在45%以上，发达国家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一般在60%—70%，美国则高达80%。数据表明，浙江虽然近年来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有很大提高，但是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并没有明显提高，收入分布结构仍是一个底部较宽的金字塔型，离“橄榄型”收入分布尚有较大距离。

表1 浙江省城镇居民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及变化趋势（2006—2012）

从职业指标分析，就业结构转变缓慢。2012年，浙江的就业结构仍是二、三、一的结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为14.1%，第二产业占51%，第三产业占34.9%。上海同年的就业结构，第一产业4.1%、第二产业39.4%、第三产业56.5%。这说明浙江的就业结构现代化不足，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偏低。这种就业结构必然会导致中等收入群体发育缓慢。

中等收入群体是私人消费的主体，是扩大内需的基础和保障。一个社会如果低收入群体向上流动机会较少，会导致阶层固化。中等收入群体成长缓慢，低收入群体为保障未来能过上有房有车、生活宽裕的中产生活，往往压缩当前消费，为养老、医疗、子女教育、购房等进行预防性储蓄，导致年末金融机构居民储蓄余额畸高。2012年，浙江省按常住人口计算的城乡居民本外币储蓄年末人均余额高达49118.86元；浙江省城乡居民本外币储蓄年末余额相当于2012年GDP比重的77.61%；2006—2012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存入储蓄款年均增长23.79%，而同期浙江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年均增长仅为8.31%。部分居民表面看起来是有房有车中等收入群体，实际上是为了供房供车，过着房奴、车奴的“伪中产”生活，导致当期消费不振，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

深化改革才能“扩中”

发挥市场配置要素的内生动力，提高效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近年来，浙江与周边其他经济发达省份的发展差距逐渐拉大，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土地、能源、技术、人才等要素资源的制约。要转变要素配置方式，发挥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有限的要素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部门或产业中去。应积极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形成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提高要素配置的效率，推动全省经济转型升级。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向服务业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型，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目前浙江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为14.1%，明显偏高，在第一产业中仍然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应继续鼓励农业劳动力进城非农就业，让进城农民成长为中等收入者。第三产业发展方面，未来十年，如果全省的服务业比重能够达到60%以上，服务业就业所占比重达到50%以上，也就是达到2012年上海市的水平，就能扩大服务业的就业人口，明显提高中等收入人数比重。

积极探索土地资本化的途径，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权益，改变2009年以来浙江农民财产性收入在收入总量中的比重持续下降的局面，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成长为中等收入者。一是加快土地确权进程。二是探索土地资本化的各种途径，包括推进股份合作农场试点、新型农业合作社和农民合作社、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信托与抵押等方式，使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资金、财产、技术等要素一起转化为股权，让农民平等分享土地资本化的增值收益。三是借鉴安徽省的经验，积极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市场化的途径，真正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四是探索农村偏远地区土地置换到城市郊区的置换机制，保障偏远地区农民土地同权同价。

完善户籍制度改革。由于户籍制度的原因，一些进入城市的农民在老家仍然拥有宅基地和承包地，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推进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解除进城落户农民的后顾之忧。同时，发展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加强教育培训，改善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形成义务教育与职业教育并重、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并重发展格局。建立完善高校创业教育体系和技术职业教育体系，努力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素质。增加教育投入，重点向农村、落后地区、经济困难家庭人员倾斜，提高欠发达地区、进城农民、贫困家庭等低收入群体和社会弱势群体的人力资本，达到教育扶贫的目的。同时，发挥社会组织专技人员多的作用，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劳动者再就业培训、进城农民非农就业培训、新型职业农民的技术培训等，满足不同层次劳动者的培训需求，弥补政府免费职业技术培训的不足，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和技能，拓宽社会低层向中层流动的渠道。

深化完善行政管理等方面的综合改革。全面深化政府行政管理、资本市场、收入分配、财税等方面的综合改革，破除“扩中”的制度瓶颈，达到“扩中”、“限高”的目的。一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某些行业的行政壁垒，引入多元化竞争，缩小收入分配行业差距。二是深化资本市场的体制机制改革，规范资本市场，保障中小投资者权益。完善上市公司年度现金分红制度，加大给中小股民分红的力度，使股权投资收益成为浙江省城乡居民的重要收入来源，加快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长。三是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降低工薪阶层税负，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未来5年，重点是有效控制财政收入过快增长，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四是深化财政预算体制改革。建立全口径的财政预算体系，将所有政府性收入纳入预算管理，全面取消预算外资金，增加财政收支的透明度，从制度上确保国有资本的公益性。五是深化资源税改革、国有资产红利分配制度改革，以及国有资源管理制度改革，调节水电煤等资源性和电信、金融等垄断性行业过高收入，明显缩小行业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