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树人

《辞海》对“官僚主义”的释义是：“国家工作人员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只知发号施令的坏作风。表现为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独断专行，压制民主，以至专横跋扈，称王称霸等等；还包括部门林立，机构臃肿，层次繁多，互相扯皮，人浮于事，虚职过多，工作效率低下等现象。”中国共产党历来反对官僚主义，现把搜集到的老一辈革命家反对官僚主义的一些事例实录如下，与读者共同学习。

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一次突然袭击：有一次，毛泽东的专列驶入山东境内后，毛泽东突然通知停车！他说：他要到老乡家吃一碗红烧肉。其实，吃红烧肉是借口，毛泽东的意思没有明说，他突然下车，就是要到就近的老乡家去调研。谁知，当毛泽东走进附近的一个村庄时，一个已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农舍主人竟然在省、市、县、村干部的带领下，出来请毛泽东到他家去做客，然后端出香喷喷的两碗红烧肉请毛泽东吃！毛泽东把这位老乡拉到自己面前，亲切地问：你家也能吃得上红烧肉？老乡把早已准备好的话端了出来：能吃到！一个月全家能吃上好几回呢。要知道，这一年中国人正处在极端困难时期。这碗红烧肉并没有给毛泽东带来兴奋和喜悦。回到专列上，毛泽东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他在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愤怒情绪。无疑，毛泽东这次突然停车走访，是对有关部门、有关领导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次突然考试。官僚主义必然导致形式主义，形式主义就是走过场，就是编瞎话。何况，他们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让一位有上顿没下顿的老乡给自己做出红烧肉；他们还能让那位善良的老乡编出瞎话欺上瞒下；他们能迅速快捷地阻断自己和真实社会、真实民情的联系。这一次毛泽东被欺骗，让他认清了官僚主义存在的市场和土壤。

周恩来乘坐公共汽车：1954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一辆公共汽车开到北京图书馆站，乘客纷纷上车。正是下班的时候，车上比较拥挤，忽然有一位乘客认出周总理也在车上，就激动地叫起来。接着坐着的人纷纷站起来，给周恩来让座。周恩来让大家坐下，自己还是站着。乘客们感动地说：总理的工作这么忙，还来和我们一起坐公共汽车，我们过意不去啊！周恩来说：我也来体会一下你们的生活嘛！一路上，周恩来亲切地同乘车的职工谈心，问大家生活怎么样，上下班路上需要多少时间，等等。原来周恩来听说北京市交通拥挤，就亲自乘坐公共汽车，来了解交通情况。这天晚上，周恩来坐完了公共汽车，又改乘电车，在北京市绕了半个圈。经过调查研究，周恩来了解了很多实际情况。立即指示有关部门，研究解决交通拥挤的问题。

彭德怀不看招待的电影：彭德怀在西南工作的时候，从不特意参加为他举办的招待活动。有一次，西南管理局为彭德怀放场电影。开始，彭德怀听说机关礼堂有电影，很高兴。当他到了礼堂，见里面的座位都在空着，就问身边的工作人员：怎么搞的，看电影怎么没有人呀？保卫科的同志回答：他们都看过了。当彭德怀知道是专为他放映电影后就说，给我一个人放，我不看。说着，转身就往回走。随行人员拦住他表示，电影机子都准备好了，还是看看吧，以后按您的意见办就是了。但彭德怀坚决地说：不行，招待的电影我不看，我要看买票的电影。

谭震林在服务员为他开门后：谭震林在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期间，有一次到北京西苑宾馆开会，在服务员替他开门后，走进屋里，朝服务员招招手：小鬼，过来过来，我有个问题要问你。女服务员跑到他身边，问：首长有什么事情？谭震林说：我问你，给我们开门是你们领导安排的，还是你主动干的？反应很快的服务员说：两者都有。谭震林又问：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是所有的人来你们这里，你都给他们开门呢，还是只管给当官的开门？服务员脸红了：我们当然是为领导服务的了。服务员说完，谭震林说：问题就出在这里。对你开门，我先表示感谢了。但是我也得告诉你，以后像我这样身强力壮不伤不残的人来了，不管他官有多大，都不管开门的事！如果当官当到连门也要别人开的地步，这个官也就差不多完蛋了！服务员静听着，不知如何是好。谭震林像想起什么，又补充一句：要是你们的领导责怪，就叫他来找我！

邓颖超不坐专机专车：1980年6月，邓颖超率全国人大代表团去法国访问，途经乌鲁木齐。邓颖超从北京到乌鲁木齐，没有坐专机，乘坐的是民航班机。到乌市后，新疆接待部门特意给她准备了一辆“红旗”轿车。邓颖超知道后，通知有关部门说，她不坐“红旗”轿车，要和代表团成员一起坐面包车。下飞机后，她和大家一起坐上面包车进城。在宾馆里，邓颖超睡的是硬板床。为了省电，房间不让多开灯。那几天，乌鲁木齐天气较凉，宾馆工作人员拿来电炉子，邓颖超却不让开；每日三餐都和工作人员一起吃。出发时，邓颖超仍然同大家一起坐面包车，从宾馆到机场，然后乘民航班机去巴黎。

陶铸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1965年10月的一天，广西灵川县甘棠公社（今灵川镇）同化村社员秦运七家里来了一个50多岁的中年干部。党支部书记对秦运七说：这是中南局的金科长，他是到我们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以后住在你家里和你们一起生活了，希望给一些方便。党支部书记介绍后，那位中年干部操着湖南口音和蔼地说：我是来向农村基层干部、社员学习的，今后就是一家人，不要分什么彼此或上下级了，在生活上还会给你增添许多麻烦。秦运七看到他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心情也就不像开始那样紧张了。从这以后，不断有自治区、地、市、县委的一些领导同志来同化村向“金科长”请示汇报工作。过了一段时间，秦运七才知道这个“金科长”就是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陶铸在秦运七家里，处处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时农村生活比较艰苦，吃住条件都比较差，秦运七看到陶铸年纪比较大，白天同社员一同下田劳动，晚上还要组织社员学习、开会，工作比较劳累，肠胃又有毛病，每餐只吃一小碗饭，感到过意不去，就到河边去捞一些鱼、虾来改善生活。陶铸知道后，就多交了一些伙食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