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建军

1984年4月，武汉一位工人给邓小平同志写信。信中不称“军委邓主席”，也不称“中顾委邓主任”，而是恳切地写道：“小平同志：我这样的称呼，似乎不太礼貌，若有不妥之处，请给予责备。”邓小平同志看了这封“称同志”的信，当即写下了一段话——“头一次看到这样的称呼，我很喜欢，酌重处理！”个中显然藏有深意。

称呼，其实不只是叫法问题。人际间的称呼，是思想观念及人际关系的一种外化，是人际关系的表现。称呼的变化一向是社会风气变化的晴雨表。应该看到，互称“同志”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早已“久违”了——“党内称同志”这条“党规”似乎已然被淡漠，而称“长”道“总”的风气却很是风靡，还有把领导称为“老板”的，甚至将“某长”呼作“老大”，这不只是强调几分人身依附，更颇有一点儿江湖“道上”的味道了。

不知从何时起，“同志”之称在不声不响中萎缩了，不仅在人们彼此之间几乎绝迹，就连在党内也不是普遍使用。取而代之的是身份、职务和官衔，或是带有功利性的尊称等。而一些官员，听到别人叫他“书记”“部长”，乃至“老板”“老大”等等，没有一点儿不自在，反而心里甜滋滋的，这也反映了甘于当公仆、甘为孺子牛的思想淡薄了、松动了。党内关系庸俗化、社会化，是一个危险的苗头，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这不得不让人对“同志”的性质产生误解，“同志”的意义以致被亵渎了。

党内称“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中共“一大”党纲就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党内一律互称“同志”。毛泽东同志更是“同志”称呼的倡导者、实践者，他早在1959年就提倡大家要互称同志，改变以职务相称的旧习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一次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主张，要求党员在境内一律互称同志，不称职衔。

同志，志向相同，志趣相同，无职务高低之别，无长幼尊卑之分。《国语·晋语四》说：“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礼记》云：“同窗为朋，同志为友。”孙中山也在其著名的《总理遗嘱》中呼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同志”意味着情感相亲、相互友爱，就会注意防止疏远脱离群众，克服党群关系“油水化”；意味着党员之间相互平等、相互帮助，就会防止上亲下傲问题，克服党内关系“等级化”；意味着精神相通、志向相同，就会防止理想信念淡薄，克服党内关系“职业化”。无论时代怎么变迁，“同志”最本质、最核心、最重要的内涵就是意味着志向相同，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离开了“共同志向”，就没有“同志”可言。

称呼折射作风，称呼关乎党风。当前，我们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解决“四风”问题也要从一件一件实事做起，从一件一件所谓的“小事”做起。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看似不大，实际不小。党内一律称“同志”一直是党中央提倡的，因为这不小的“小事”联系着党的作风，影响着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迫切呼唤重塑党内成员之间的关系，让久违的“同志”回到同志们中来，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同志”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