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劲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1964年11月10日，“当代草圣”于右任先生在台北与世长辞。在人生最后的岁月里，他写下了“向荒山大海长空争地，与自由平等博爱联盟”绝笔对联(见图1)。这是右老生命历程中最后的作品，也是他书法生涯的完满句号。历尽一生的辉煌与艰辛，冲淡静穆之气凝于他的笔下，静水流深，波澜不惊。

图1 于右任绝笔对联及李普同题签

笔者在编集《于右任书法全集》时，得见右老作品3 000余件，五体俱备，形式多样。编委会同仁将所收右老作品以书写年代排序，排成之后，右老的书法历程便顿时呈现于眼前，蔚为壮观。尤其是他的草书，成就斐然，影响深远。右老的草书历经三变:初创标准草书深得历代草圣笔意;再由平正入险绝，气象万千;及至晚岁，铅华洗尽，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现以《于右任书法全集》所收集资料为依据，参考相关文字记载，对于右任先生的草书发展历程做出梳理。

一、早期草书

于先生学习草书始于中年。在《标准草书·自序》中，于先生说:“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两三年间，可以执笔。”［1］可以为证。

我们目前所见到右老的作品，最早使用的草书文字是在其40岁左右的一些行书作品中。这些作品中以行书为主，偶有草书混杂。例如，书于民国七年(1918年)的《延长感事诗》(见图2)中堂，正文57字，“客”、“可”、“余”、“里”、“独”等5字使用了草字。写于民国八年(1919年)的王维《观猎》(如图3)中堂，正文40字，16字使用了草字，已占全篇三分之一以上，这是他使用草字之滥觞。先生写这些作品时，其书风仍在“二王”体系之中，写得舒放纵逸，但其中“时见浮躁乃至病笔。此时应是先生正在寻找自己心线之时”［2］。

图2 于右任先生的《延长感事诗》

图3 于右任先生书王维《观猎》

二、“于体草书”风格的形成

(一)“标准草书”的创立

清末以来，西学东渐，当时的有识之士纷纷向西方学习，寻找贫困积弱的中国的复兴途径。有的学人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之一，是中国汉字较之于西方文字的书写速度太慢。于是就有人于19世纪末提出了以“汉字拼音化”取代汉字的想法，并付诸行动。例如，钱玄同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说道:“先生前此著论，力主推翻孔学、改革伦理，以为倘不从伦理问题根本上解决，那就这块共和招牌一定挂不长久(约述尊着大意，恕不列举原文)。玄同对于先生这个主张，认为救现在中国的唯一办法。然因此又想到一事:则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3］

鲁迅、胡适、黎锦熙、瞿秋白、吴稚晖等都曾力倡废除汉字。在此时代背景中，于先生认为:“新国家之建设，尤利赖于进步之文字，以为之推助而速其成功。欧美各强国，科学进步，文字亦简，印刷用楷，书写用草，习之者，皆道其便。吾国文字，书写困难，欲持此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世界，其结果则不遗必变。不变则全部落后，有必然者。……文字改良，虽仅为节省时间之一事，然以其使用之广，总吾全民族将来无穷之日月计之，岂细故哉!这是我十余年来竭尽心力，提倡标准草书的唯一原因。”［4］

1927年后，于先生将自己大量的心血用于标准草书的研究中。1932年，他在南京成立了“标准草书社”，邀集同仁在深研历代草书经典的基础上，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标准。1936年，他与“标准草书社”同仁集出了百衲本《标准草书千字文》，从而揭开了中国文字发展史上草书标准化的第一幕。在这一时期，于先生的草书研究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他和草书社同仁以提高汉字书写速度，利于国家建设为目的，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标准，编订“标准草书”文字，这是文字学领域的草书文字标准化的研究。二是他的研究草书艺术的实践活动。于体草书风格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

(二)初创“于体草书”

这一时期，于右任先生大量临写了《十七帖》、《急就章》、《月仪帖》、《出师颂》、《智永草书千字文》以及《书谱》等历代草书经典。《临孙过庭书谱》就是这一时期于先生的临习之作(见图4)。1924-1929年之间，于右任先生所书的《总理在黄埔军校告别辞》、1933年所书的《斗口农场遗嘱》(见图5)，均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此时于先生已研究魏碑多年，逐步形成自己独具一格的楷书风格。随着于右任先生审美情趣和书法风格的转变，使其草书脱胎换骨，从流美隽秀的二王、欧、赵体系转向浑穆朴拙的魏碑体系，书风由早前的舒放纵逸变得雄浑开张。

图4 于右任先生临孙过庭《书谱》

图5 于右任先生撰书《斗口农场遗嘱》

1936年，凝结于先生和草书社同仁数年心血的双钩百衲本《标准草书》由上海汉文书局出版，标准草书正式公布。此后，于先生的书法创作大多以草书为主。以书法风格论。于先生此时的草书，字不连属，大小均匀，简约流畅，用笔以中锋为主，粗细对比不强，结字标准，虽线条沉厚自然，但仍写得“流而畅”，未脱历代草圣笔意，是“于体草书”的初创阶段。1938年，于先生书《正气歌》(见图6)，1939年书《李雨田墓表》(见图7)，1945年书《中吕·醉高歌》(见图8)均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品。

图6 于右任先生书文天祥《正气歌》

图7 于右任先生撰书《李雨田墓表》

图8 于右任先生撰书《中吕·醉高歌》

(三)“标准草书”和“于体草书”之异同

“标准草书”和“于体草书”是两个常常被人们混淆的概念。于先生中年之后将大量的心血用于标准草书的研究，使人们觉得于先生和标准草书深深交融在一起，提起标准草书就想起于先生，提起于先生就想起标准草书。于是便有了将“标准草书”与“于体草书”等同的看法。其实标准草书是经以于右任先生为代表的“标准草书社”同仁对历代草书文字正定之后形成的一套书写草书文字的规范;而“于体草书”则是于右任先生在长期研究创作中形成的一套自己的书法风格。于先生在草字的运用上大量采用了标准草书的写法，但草书的形成有源出篆隶、简存轮廓、约定俗成、符号化四种方式，对于一个字由于构字方式的不同常有多种合乎造字之理的写法。于先生在编订标准草书时，只是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标准，为了草书的普及使用选择了其中的一种写法，并没有否定其他正确的写法。因此，他在自己的草书创作中并非所有草字都按照标准草书文字书写，以准确化为基本要求，兼顾多样性。绝笔对联中“争”字没有按照标准草书书写就是一例(按:《标准草书》“争”字作)。而且在右老所书的大量的作品中使用非标准草书文字的例子也大量存在，甚至有的草书作品中还混杂着一些行楷书写法。因此，我们就不能说这些字也是标准草书了，况且，标准草书只是一项未完成的伟大工程，其标准化的草书文字体现在修订过9次的标准草书千字文中，字数有限，在标准草书所标准化的文字之外右老书写的其他草书文字是否算作标准草书，这也是一个难以界定的问题。右老在世时已将“标准草书”和“于体草书”做了清晰的区分。他在台湾就曾给书法青年说:“你写标准草书，不要写我!”因此，我们不能将“标草”与“于草”两个概念混为一谈。

三、创变时期的于体草书

1948年前后，于先生开始对他的草书进行革新创变，由平正入险绝，由流畅入厚拙，夸张变形，追求雄浑苍朴、不齐之奇，渐开新境。于先生的创新变革既有艺术风格上的，又有书写技法上的，这都是可资后世借鉴的宝贵经验。其革新创变的方法可分为融碑入草、以章入今、夸张变形三个方面。

(一)融碑入草

“草贵流而畅”。这是孙过庭对草书特征的一个高度概括，历来写草莫不追求用笔之流动畅达。于先生写草的革新之处在于，不失流通畅达而又能雄奇朴重、变化丰富。作为碑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于先生的魏碑楷书在中年时期已写得雄浑朴拙，成为魏碑体楷书的几座巅峰之一。魏碑点画异于唐楷之处在于写唐楷时笔毫与纸面接触较少、在点画中段笔锋是聚在一起的，通过提按来增加线条的变化。书者在写魏碑时，笔毫与纸面接触较多，点画中段笔锋多是散开的(包括绞锋、裹锋、铺毫、破锋等)，在提按的基础上通过使转和锋面转化增加线条的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一笔之内也有粗细之变化、方向之变化、以及质感之变化，极大地丰富了线条的内涵和表现力。1948年之后，于先生逐渐将这种丰富多变的魏碑体线条运用于他的草书中，前人常用“一波三折”来形容书法线条的丰富变化，在这一时期于先生的草书里一笔之内何止“一波”、“三折”(见图9)，在直的线条中他通过提按、波动、裹束、散拢、或中锋或侧锋、或顺锋或逆锋使线条产生粗细、方向、质感之变化，在厚重苍茫与劲细峭拔之间拉开无数的线条层次;而他的曲线常由多段短直线连接而成，绝不一笔带过，丰富的笔法就在这集短线成圆弧的过程中纷纷登场，各种对立的矛盾(中与侧、粗与细、疾与迟、光与毛……)都统一于短线之连接处，将“留”与“流”完美地统一起来，变化丰富而不失流通畅达，流通畅达又能雄奇朴重。

图9 于右任草书中的波折变化

(二)以章入今

1932年，于先生邀请王世镗从汉中赴南京切磋草书艺术。王世镗在章草之外于汉魏碑刻用功颇多，将碑学笔法融入章草之中，骨骼挺拔，沉稳厚重。于先生受王世镗影响颇深，也从章草书法中泛汲取养分，并参以魏碑意趣，写得生拙古朴，自然活泼。如图10《周庆云墓表》就是其中的代表。

图10 于右任先生书《周庆云墓表》

于先生不是为写章草而研习章草，而是在章草中提取有用的要素，运用在自己的草书之中，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于先生提出的标准草书“四忌”中的“忌眼多”与章草之笔划简洁、气象高古实质相合;在他的草书中常有章草意味的波挑和波磔出现，尤其是末笔捺画波磔尤为明显;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吸收章草字字独立、不作连绵之节奏，用于自己的草书中，写出一派静穆之气。历代以来的今草虽字不连属，但上字之末笔总有向左下伸展欲与下字之起笔呼应之势，笔虽断而意实连，行气上虽不若狂草之奔突起伏，但仍绵绵不绝、节奏跳荡。于先生古稀之后的草书中，往往将一字之末笔或回锋敛势，或指向中宫，绝少与下字呼应，大大地降低草书的节奏，气息娴静浑穆，这样的节奏与气息在草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见图11)。

图11 于右任先生书心地性天十二言联

(三)夸张变形

于先生变革时期的草书结字可以用夸张变形而得“不齐之奇”来概括。孙过庭说:“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道出了书法结字的两种方式，“平正”和“险绝”。德国艺术心理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也曾做过这样的实验，给出稍微有点儿不对称的图a和d(见图12)，人们往往有两种反应，一种是看到了对原形的不对称性加以削弱的图b和图e，另一种则看到了对原形的不对称性加以夸张的图c和图f［5］。

这两种反应体现在书法结字上就是孙过庭所说的初学分布时所追求的“平正”与稍后的“险绝”。b和e因削弱了不对称性(或差异性、丰富性)，故而“平正”，这种“平正”在艺术上是初级的、简单的“平正”;而夸张了不对称性的e和f则因其更加不对称(不齐)而使艺术形象丰富奇特，得不齐之奇，因之“险绝”。

图12 阿恩海姆《整平与尖锐》

具体而言，于先生的夸张变形有这样几种方式:夸张字内空间的疏密关系、夸张结字的收放关系、夸张用笔的粗细对比关系、夸张各部件的斜正关系、夸张字与字之间的对比关系等(包括轻重、大小、收放)。从而使他的草书随意生态形象鲜活。即使是临习之作于先生也不刻意追求形态肖似，而根据自己的意图对原帖加以改造，法古开新，是在继承同时的再创造。如图13就是于先生这一时期临习的王羲之《十七帖》，参以己意，夸张变形，不为原帖字形所缚，虽临王书但仍是于氏手法。

图13 于右任先生临《十七帖》与原作比较

四、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于体草书

“起笔不停滞，落笔不作势，纯任自然。自迅速、自轻快、自美丽。”(见图14)这是于先生晚年写给他的儿子于望德的一件手札《写字歌》。这是于先生晚年书学思想的凝练概括。“纯任自然”、回归平淡是于先生晚年草书的特点。1958年，于先生所书《先伯母房太夫人行述》、1959年所书《唐寅题画诗》、1960年所书《与佛生草书联》、1961年所书《百字令·题标准草书》先生以及绝笔对联等，均是这一时期于先生草书的代表。尤其是绝笔对联，大巧若拙、静水流深，在最平淡处见最丰富，起首“向”字之，一笔之内折笔十余次(见图15)，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在绚烂之极处归于平淡。

回顾于先生一生的书法历程，由二王、欧、赵入魏碑，成为碑学书风的巅峰;在魏碑书法最为辉煌的时刻又以民族社会之振兴为担当，转而创编推广标准草书，因研究草书而写草书。他融碑入草、以章入今、夸张变形。所掌握和开创的书法语言丰富无比、绚烂之极!如果说于先生草创标准草书之时的草书是为“平正”，变革时期的草书是为“险绝”，那么他晚年的草书就是历经“险绝”之后的“平正”，是“通会之际”的炉火纯青。“人书俱老”是于先生晚年草书的最大特征，他的草书之“老”，不是衰老、不是老态龙钟，而是如《书谱》所说的“通会之际，人书俱老”［6］，是历尽探索之后的融会贯通，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式的“纯任自然”的挥运。于先生晚年草书，锋芒敛尽而真力弥满，大朴不雕，由巧返拙，粗细、疏密、收放之对比逐渐弱化，但这种弱化不是简化，虽然“起笔不停滞，落笔不作势”，但依然“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只是将复杂的点线波变“迅速”、“轻快”地完成，隐于平淡的气韵之中，不经意处妙天然。

图14 于右任先生所书《写字歌》

图15 于右任先生绝笔对联中一个笔画之内的多次折笔

虽然于右任先生作古已经50年了，但这位“落落乾坤大布衣”，以其独特的艺术精神和书法作品，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创立的“标准草书”，在现代书法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也在中国文化的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的“于体草书”，融碑入草，极大程度上丰富了草书线条的内涵和表现力;以章入今，开创了持重稳健的草书节奏;夸张变形，形成了随意生态、拙朴雄奇的草书结体。在“二王”、旭、素之外开创了一个新的草书流派，无愧于时代赋予的“旷代草圣”之桂冠。

［1］于右任.标准草书自序［M］//于右任.标准草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4.

［2］钟明善.于右任书法艺术管窥［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137.

［3］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J］.新青年，1918:第4卷第4号.

［4］于右任.标准草书与建国［M］//中国书学研究会.书学第二期.重庆:文信书局.1944:15-16.

［5］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85.

［6］孙过庭.书谱［M］//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8: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