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昌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陕西 西安 710055)

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析资本主义困境及全球化归宿

张志昌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陕西 西安 710055)

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理论历经实践检验，为全球化进程所印证，为风云变迁的近代中国史生动呼应。世界历史的衍生遵循生产力发展规律，演化和发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规律。这一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两大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可能有时会缓和但最终不可消除的矛盾和斗争，导致资本主义在全球终将陷入困境，世界历史和全球化发展的最终归宿是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和人类解放。

世界历史理论;资本主义;全球化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发生与实践检验

马克思自身并没有把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研究称之为世界历史理论，恩格斯在后来的手稿整理过程中也没有正式明确世界历史理论这一提法。理论界为研究方便把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的一系列看法进行凝练，遂成为我们所谓的这一理论成果。追根朔源，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提出“世界历史”的概念是这一理论的源头，后续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年)中具体描述了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演进过程，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展开进行了论述，在此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历史学笔记》中又进一步完善和系统化，从而得出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一般抽象理论。在研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被看作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同时也被认为是表述“世界历史”理论的代表性作品。

在马克思之前，思想家如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圣西门(Comte de Saint-Simon)、傅立叶(charles fourier)、伏尔泰(Fran ois-Marie Arouet,又名Voltaire)、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康德(Immanuel Kant)、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等人都提出了自己的世界历史观，这些思想家前期卓有成效的研究为马克思所扬弃并提供了理论上的启迪。总体看来，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有如下六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生产力、分工和普遍交往的发展是世界历史形成的；二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在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三是地理大发现后，具体的民族史构成了人类史和世界史；四是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和最终归宿；五是世界历史的转化涵盖了经济、政治、思想和生活方式等诸多领域；六是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中心”是相对的，“中心论”是狭隘的[1]，也即依照时代性质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明确一定阶段的“中心”和“非中心”概念是科学的，而非依据种族、国力、胜负确定，“德国中心”论、“欧洲中心”论，进而“西方中心”论都属于狭隘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观下的偏见。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问世160多年来经受住了实践检验，亦为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全球化进程所检验，尤其为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充分表征。需要说明的是，对这一进程的描述，分别有全球化、全球时代、全球性、全球主义等称谓，其准确完善程度说法不一，如果讨论和言说这一现象的语境来看，只是一系列思考问题的参照系罢了。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欧洲社会完成了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科学革命使得科学及技术在社会和国家中的地位迅速上升，改造旧有工业，指导、创造了全新的工业。工业革命使欧洲社会支配资源的能力空前提高，社会财富增长，人口增多，消费欲望和空间、能力高涨，到20世纪初基本实现了城市化、工业化，而与此同时的亚洲、非洲等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还在殖民状态里苦苦挣扎。政治革命以英国、美国、法国为代表，给世界历史铸上了烙印。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有新利益、新意识形态的阶级，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第一次登上了人类历史舞台。一系列新的观念，如权利、权力、契约、共和、自由、平等、博爱、宪政、法治等不仅作为理念横空出世，而且积极地进入实践领域。从世界历史进展的角度，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深情地写到：“欧洲人由于在这一全球历史运动中居于领先地位而支配了这个刚刚联成一体的世界。到19世纪时，他们以其强大的帝国和股份公司在政治和经济上控制了全球，并取得了文化上的支配地位，西方文化于是也就成为全球的典范。”[2]417撇开作者字里行间洋溢着的西方文化中心论，笔者认为作为全球著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描述客观上成为西方霸权和侵略行为的借口，但同时，也的确客观地再现和评价了当时欧洲的心态，这一心态和时代背景也逐渐地被先知先觉的中国人所认识和震惊。

二、 全球化进程的近代中国个案呼应

18世纪开始，资本主义兴起并急剧扩张，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试图打开中国这个自成体系的东方大国大门。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曾致函乾隆皇帝，提出进一步开放中国市场的要求，乾隆以天朝帝国物产丰富，无所不有的封闭态度予以拒绝。英国国王主动适应资本家的全球贸易扩张的要求，在全世界范围中为其开辟市场新路，中国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却闭关锁国，傲慢自得，孤芳自赏，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历史潮流汹涌澎湃，试图逃避或拒绝是不明智的。近代中国是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一个范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典型意义[3]。马克思对晚清政权进入世界历史的过程持同情和理性的客观态度，认为英帝国以武力强行破坏了皇权至高无上的威望，使闭关锁国的基本国策被迫发生改变，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全球工业化迅猛发展，其创造的生产力超越了人类社会过去几个世纪的积累，以自然经济为主要特征的传统中国遭遇到了变革时代的强烈冲击。科技进步，尤其是生产上的重大发明，往往会使普通劳动者大范围的失业，引发生存方式转变，马克思认为这一类的发明创造就因此具有世界历史意义[4]。这类世界历史性的事实不断增长，在资本的趋使下扩张到全球范围内并到处生根发芽开花。战争成为资本扩张的重要助手。战争是“恶”的和令人痛恨的，但却成为推动世界历史发展不可缺少的手段，坚船利炮一次又一次地扣击着近代中国统治者的心弦。1839-1842年的中英战争；1856-1858年与英国、法国的战争；1895年的中日战争；累计三次灾难性的战争彻底撕开了清政府的遮羞布，打破了中国闭关自守和泱泱大国的自满状态，清晰地把近代中国的贫弱落后面貌真实地展现在国人和世界面前。(“19世纪后半叶所经受的屈辱和灾难使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进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并开始重新评价和组织自己。”)对这三次战争,斯塔夫里阿诺斯有着尖锐的评断。他认为1839年11月战争爆发以后,战争的进程清楚地表明中国令人绝望的军事劣势；在1856年开始的战争中,英法联军的力量不可抵挡；最为耻辱的1895年的中日战争，给了中国的傲慢自满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这个大帝国落后的武器配备在拥有现代战争武器的邻国面前显得十分无能[5]580-582。

近代中国的历史生动地呼应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按照自己当前的面貌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民族和社会政策等问题上推行西方制度，在全球范围内迫使东方服从西方，相对落后的国家服从相对等发达的国家[6]276。对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而言，到哪里去寻觅国家和民族的出路？一批先知先觉的近代知识分子开始探求其中的原因，反思历史正是在一代代哲人的思考和行动中蹒跚前进。我们为什么落后？他们为什么先进？正是在要改变积贫积弱局面和被动冷漠状态，先知先觉者在西方霸权和文明示范下，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和政治机制为参照系思考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毛泽东于是认为在当时的境况下，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建设现代国家的成功经验是维新救国的一条出路[7]。落后并不是放弃理想的理由。多难的近代中国谋求富强和民族独立历程毅然在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无产阶级初步壮大、反帝反侵略的多重力量交织下展开。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基于对祖国深厚的感情，精英阶层的先知先觉们自觉不自觉地把西方的富强与政治文化制度联系起来，从政治参与机制的建立和公共权利资源的开放程度介入开启了中国融入全球化潮流的艰难发展历程。

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依然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和唯物史观是同时产生的，这一理论成果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和分析、解释历史的结晶。恩格斯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认为是马克思一生的两大重要发现。马克思主义两位经典作家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人通过劳动改造对象世界、改造人自身的过程，地理大发现使得人们视野开阔，生产力不断得到发展，世界市场建立并形成，资本在全球扩张的趋势不断加强，社会形态在内在矛盾的驱使下不断演化和进展，问题的暴露更利于观察和分析，唯物史观就应运而生了。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基本矛盾及辩证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原始动力。这两组矛盾关系的对立、调整、变革、缓和等形式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更加明显。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必然使原有的封建制生产关系成为桎梏，代表新生产力的资产阶级或以暴力或以“光荣革命”的方式登上政治舞台，变革调整原有的生产关系，使得流通速度加快，资本更加集中，尽可能广阔的世界市场形成了。世界市场的建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资源在全球流动和配置，人类活动范围空前拓展， 消费和生产具有世界意义，自给自足再也不可能了[6]237。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具体化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新矛盾不断酝酿发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不相适应，经济危机不可避免，生产力的发展终将从根基开始彻底毁灭资本主义体系，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呼之欲出，世界历史会发展到下一个新的阶段。

世界历史的发生、发展、演化遵循着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组成部分。共产主义是适应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的，以普遍性的世界交往为基础，需要共享世界范围内的资金、科技、信息、和劳动力等生产资源与要素，需要借鉴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而这一切只有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那一刻能。共产主义必然代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世界历史的最终成果与共产主义的同时的，同时又互为前提。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系统批判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和矛盾之后，认为世界历史的演化途径从各民族分散衍生发展开始，到资本主义发展兴盛，最终转向共产主义是普遍路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断，但再伟大的理论家都不可能给历史的发展划定路线，制订时刻表。世界历史理论问世以来，资本主义并未按照马克思恩格斯预想的那样彻底腐朽和死亡，而是通过全球化进程，不断改革，实现经济的又一轮繁荣和增长；与此相反，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动荡不安，腐败丛生，执政党丧失政权，出现红旗易帜的悲剧，让人大跌眼镜。任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理想怀疑的立场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始终在尊重中国实际的前提下，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创新和中国化进程。201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通过的党章依然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知道，历史规律从来并不能替代历史实践，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既跳跃，又可能出现反复，但趋势不可更改。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那个时代的局限习惯，他们在晚年更加审慎和严谨，对自己关于这部分的看法进行了修改。马克思在研究俄国问题时，比较了欧洲和俄国等落后国家的不同发展情况，在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俄国等民族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的成果，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战略构想，有可能避免苦难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的世界历史发展之路。恩格斯1895年在回忆1848年革命时承认：“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9]俄国、中国和其他被压迫民族在二十世纪进行的波澜壮阔的英勇斗争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务实品格和严谨作风。

四、市场经济是国家行为的产物

社会经济形态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所转移的，因此，正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才能孕育出平等自由的意识，也正是因为平等自由意识的发展，才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治制度。政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事实，立法和已经形成的制度只是经济条件在不同程度和领域内的反映[10]。上层建筑由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其发展也必定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没有经济的发展，就没有民主的进展。资产阶级民主是一个靠社会大多数人无偿劳动供养的民主，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提供了民主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包括交通、通讯和闲暇等。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本质上要求介入商品经济的主体必须保持独立、自主、平等，必须享有属于自身的独立的财产支配权，否则，就无法形成良好的市场运作。

市场经济作为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更是提出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要求。经济不断发展，资源即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地球恰如一个村落，市场经济的主体变得更加多元化，主体利益也随之多元，不同利益之间必然存在矛盾和冲突，因此，市场经济对法律以及公共权力的要求也随之提高，同时，个体利益受其他利益的影响加深，市场主体寻求权利保障的要求加强，也就对限制公共权力的干预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市场经济必然孕育出人民主权，权利保障，平等自由，限权政府等观念，也正是这些观念，开拓了民众的眼界，陶冶了民众的思想，为法治意识的萌芽发展提供了条件。

盲目信仰和依赖市场是缺乏科学和历史依据的表现。市场经济奠定国家的基石，如何考量这一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马克思认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4]274马克思创立的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国家与市场将会怎样具体演进，马克思之后的全球发展史表明：民族国家历经政治风波，资本主义必将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代。

十九世纪以前，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以市场经济守夜人的角色自觉自愿地履职尽责。在资本主义体制下，民族国家保证对市场的不干预，并提供相应的发展条件，但是实质上，政治权力从来就没有清高地远离市场经济，总是或紧密或松散地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早期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诉求起初是单向分立的，然而，政治和经济之间并非是简单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国家和超国家体制对市场经济模式的塑造逐步占据主导地位。政治主导经济是一种欲望和本能，这种趋势从遮遮掩掩到按捺不住，跳到前台只是一个日程问题。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越来越多的政治转化和塑造经济权力的事例，英国、德国等实行福利制度，美国新政改革，二战后众多国家对福利制度的尝试等，那只“看不见的手”终于看见了，原来国家对市场的关注和干涉一直存在。因而，从某种意义看资本主义在全球的发展，可以说民族国家的历史远未终结，甚至刚刚开始。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推动建立在社会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基础之上。从中国的历史和国情出发，强大的物质基础是民主法治实践的基石。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8]邓小平认为：“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搁。”[9]人民生活达到较高水准，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日臻完善后，公民宪法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才能不断增强，民主法治实践才会在一个现实理性的前提下稳健有序展开。历史雄辩地证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在国家的主导下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和建立的过程。

五、民族国家将成为全球化生产力发展的障碍

民族国家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比较典型的阶段。在马克思及之前，民族国家对外活跃，俨然以本国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身份拓展海外市场，排除干扰，集中精力，积极投入殖民、侵略战争；在马克思及之后，民族国家注意力转移，专注于国家内部，以符合更加客观理性的多种手段促进社会管理，平衡社会矛盾，缓和社会关系，调控市场需求，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谋求更加合理的空间，自由和民主元素在区域内获得暂时平衡。前一阶段的世界历史发展表现为特定经济行为者所主导的在国家和区域间迅猛蔓延的经济行为，以原材料、初级产品、自然资源制造业等跨国贸易是国际流动的主要内容。在马克思及之后的世界发展历史主要是超国家经济以跨越政治边界的全球化，跨国企业在投资、技术、通信、金融等领域内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商业战略性经营，货币和资本追求全球范围内的平均利润，流动上以规模大、迅速高效、区域范围广为特征。当今时代，这些特征更加鲜明。一体化的全球金融市场影响和挑战民族国家的外汇、利率、股票市场、就业水平等，从而对各国的经济政策和施政方针施加影响，有时甚至还对该国的政治发展走向产生或微妙或强悍的干涉。

生产力飞速发展，生产关系日趋复杂，已使资本主义超出民族国家范围，进入到全球化发展阶段。资本全球化给各国政府施加的最大威胁就是抽走资本，这一“杀手锏”常常迫使政府减税，提供补贴，或无偿提供基础设施，其贪婪和鲁莽不断引起金融和经济危机，几次陷世界于混乱无序的危险中。美国50%的财富握在1%的人手上，这1%的富人却对99%的人受苦缺乏同情，对社会的困境关怀不足，他们引起敌视自不足奇。美国政府和国会无力采取有效措施，因而引发“占领华尔街”运动，并蔓延至其他城市，忍愤含怨已久的工会和教师组织也投入其中，抗议者喊出我们都是99%的口号，旨在抗议财富分配不均及社会不公，以表达对“贪婪资本主义”的不满。美国政府在忍耐许久之后，终于对“占领华尔街”示威者实施强制清场，警方与示威者爆发冲突，甚至向示威者喷射辣椒水。占领华尔街的运动说明，财富创造者的工薪率下降，相对贫困加大，财富不断聚集于少数人手中。事实上，民族国家面对新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汹涌流动积极应对的同时，有时对本国经济保护表现出无能为力，甚至一筹莫展。全球资本主义在实质上要求民族国家增强发展和改革的内驱力，减少程序，提高效能，对国有企业放松管制甚至私有化；民族国家则经常受制于国情无法拒绝全球资本主义的强势要求，不自觉地成为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障碍。

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全球化是双向呼应和螺旋式推进的，惟其如此，才能在一定的时空概念上不间断地驱动实现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之间的大致动态平衡。事实上，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全球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组要素之间双方反应上的相对滞后错位、胶着反复以常态呈现，总体看来在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中两组要素的动态平衡是趋势和方向。以内向和保守为特征的民族国家与政治国家的一一对应是少见的，经济、政治全球化的发展不断抵消民族国家的特征，加速其消亡。联合国、世贸组织等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初级形态全球政体，而欧盟是一种由民族国家相互让渡主权而形成的超国家政体。但是，各有各的问题和困境，欧债危机使欧元区存废和欧盟崩溃的可能性等问题进入视野，纸再也包不住火了，在现有民族国家框架内组建全球政体的不可行性逐步被人们讨论和认同。民族国家的构架遭到了削弱，全球市场与全球政治不能平衡，必然导致市场的最终失控。道路在哪里？要寻觅全球化发展的未来，还只能重新回归到马克思的科学判断上来——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和人类解放。

六、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终将是全球化发展的归宿

国家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反映着不同阶级社会的阶级属性和内容。阶级矛盾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始终。恩格斯认为国家是为了解决阶级利益矛盾冲突而建立的社会之上的一种力量，同时，阶级矛盾的无法调和意味着数个独立而且对抗着的阶级的存在；国家只是在这基础上的一个暂时平衡体[10]。

利益需要调和，但事实上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两大阶级的对立，私有制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能消除的，这种体制性的矛盾导致消亡成为唯一出路。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同时，作为统治阶级，西方资产阶级通过调整政策，改善阶级关系，使阶级矛盾在不破裂的前提下有一定程度的互相妥协和宽容，生产关系经调整给予生产力提供相对持续的发展空间是有可能的，社会发展出现了新的特征。英国学者维尔(M.J.C.Vile)指出，“当一些新形式的共和制和议会制政府的演化使得均衡政制的制约平衡可以用于基本上没有阶级特征(除了他们的选举权资格限制之外)的政府体系时，这一你死我活的对立才终于归于终结。”[11]但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统治者不断调整，权力分立的宪政设计已经使政府(国家)不再象原来的均衡政制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有一定的距离，实际上也存在深刻的矛盾。在此情况下，妥协的确是政治的灵魂，理解、宽容也的确不可缺少。但在根本利益产生冲突，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时候，再一味地相信妥协和理解就未必太麻痹大意了。在美国，好人受冤枉，或惩罚过重并非没有，坏人逍遥法外，更是时有发生，而非正义却一直持续存在。20世纪以后，政府权力的“恶”更是无法避免。

马克思认为国家最终发展的前途就是消亡，除此别无选择。 “国家不消灭自己，就不能消灭存在于行政管理机构的任务及其善良意愿为一方与行政管理的手段和能力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因为国家本身是建筑在这个矛盾上的。”[12]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原始社会解体后，社会分化，阶级产生，阶级对立出现，在阶级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况下，国家应运而生。国家和阶级都具有历史性和局限性，阶级消亡后，人类谁将步入无阶级社会，国家使命完成，消亡是必然的。国家的消亡不是一个自发过程，其间要经历漫长的过渡期。过渡期内要履行的使命是逐步消除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国家权力归由社会掌握，社会主要发挥服务和管理功能。马克思虽然终生以共产主义研究为理论旗帜，然而他依然认为共产主义也只是人类解放的一部分和新起点，绝不是终结。“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13]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共产主义不是终点只能是一个阶段的必然形式和有效原则。人类解放可以涵盖并超越共产主义，但共产主义并不能涵盖人类解放的核心思想。马克思历来主张任何阶段和理想均不具有终极性，这表明他的世界观和人类观是统一的，是符合辩证法的。

共产主义社会和人类解放是世界历史发展和全球化的逻辑归宿。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自由人联合体。”[4]294人类解放的标志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意味着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整体生产力水平高度发达，产品极大丰富，组织和管理成为社会运转的主要内容，利益适度均衡，以所有人的自由自在发展为终极目标。马克思在1858年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14]资本主义在全球市场开拓过程中，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同时使用暴力手段迫使落后服从先进[4]276-277，从而创造出造出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可能有时会缓和但最终不可消除的矛盾和斗争，世界历史和全球化发展的最终必然归宿就是国家消亡，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和人类解放。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家、政党、私有制、阶级斗争消亡了，人类社会在新的起点上将提出更高的发展目标，但统一多样的市场、详尽周到的社会管理组织、多元理性的文化生活方式文化却是不可缺少的。一旦到达这样的社会形态，人类就开始无需扬弃私有财产为发展中介，真正站立起来，步入一个自由发展、自我创造的全面发展时代。

[1] 叶险明.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兼论马克思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J].社会科学研究，1998(1)：94-99.

[2]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7版)[M].董书慧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 刘敬东.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哲学回应: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中国个案，现代哲学，2007(6)：11-21.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毛泽东选集：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0.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12.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21-122.

[8] 邓小平文选：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6.

[9] 邓小平文选：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76.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66.

[11] M.J.C.Vile：宪政与分权[M].苏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22.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86.

[13]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88.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8.

(责任编辑：司国安)

AnalysisofPredicamentofCapitalismandItsGlobalizationOutcomefromMarxistTheoryofWorldHistory

ZHANG Zhichang

(School of Arts and Humanities, Xi′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21, China)

Having undergone the test of practice, the Marxist theory of the world history has been proved by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nd has had a vivid echo from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The emergence of the world history follows the law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its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world history also depend on such a law. In this process, the proletariat and the bourgeoisie exist all the time. The two classes can reconcile themselves now and then, but their ineradicable contradictions and struggle will finally lead to the predicament of capitalism around the globe. Therefore, the outcome of the world history and global development is realization of communism and human emancipation.

theory of world history; capitalism; globalization

2013-08-09

陕西省教育厅人文专项基金项目(13JK0014)

张志昌(1970- )，男，陕西扶风人，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思想政治教学理论研究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A81

A

1008-245X(2014)05-007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