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径宇

山西的省级官员接连落马，全国哗然，但没有人会惊愕于此，似乎这是一种必然。谁都知道，“其兴也勃，其衰也忽”的道理，但是在巅峰时期能够见好就收的人毕竟是少之又少。山西煤炭所催生的黑色的癫狂神话先是不断报复了矿井里的工人，现在又报复起了这个省的官员。

在不同的岗位上锻造和奋斗了几十年的副省级官员，历尽油烹火烤好不容易出类拔萃，却在一念之间掉入谷底，从受人前呼后拥落得被人嘲讽，此遭际若发生在一个官员身上也就罢了，但接连成片发生在一批官员身上，就可见埋藏在山西地下的黑色诅咒终究是让这里在劫难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说，山西的政治生态有不少问题。这是来自执政党最高层的论断。这里发生的匪夷所思而不出所料的悲剧再次警示中国，要对以GDP论成败的时代做彻底了断。

煤化、庸俗化、浮化、口号化

山西的政治生态有什么问题，梳理起来，大致可以总结为“四化”。

首先是官员煤化。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全国官员GDP化，山西的GDP主要依赖煤焦。煤炭资源是垄断资源，垄断权在政府手里，因此，手里握有审批权和监管权的政府部门官员成为实权派，而分管这些部门的党政副职和有绝对发言权的市委书记，首当其冲成为煤老板必须靠拢的对象。追逐利润是商人的天然本性，只要官员有审批权，这种关系就会自然发生。

前几年，有人说，搞市场经济后，全国的官员都喜欢和商人交朋友。在山西，大商人的身份以煤老板居多。官员为什么喜欢和煤老板交朋友，于私可想而知，于公又关乎GDP，一个地方的财政有没有钱，工资福利和公共服务是不是能搞得好，很大程度上看煤老板的税交得多不多。加之，煤老板有通天的本领，往往能给当地官员引荐更高级别的官员。煤老板几乎可以搞定官员所需要的一切，这样的金主哪里去找？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金主，该如何拒绝？这是摆在山西所有实权官员面前的一道选择题。

欲壑难填，有的官员隔着煤老板还不够，于是暗中参股或赶走煤老板而快之。山西省委曾兴师动众专项治理官员与煤炭相关的违法违纪问题。作为当时的省纪委书记，金道铭成为整治小组的组长，整治来整治去，抓了一些小鱼小虾，赶走了一些外地的投资者。其浑身上下浩然正气，却不过是更大手笔地暗中洗劫。来自省委副书记、省纪检系统最高领导的腐败，无异于以黑治黑，以腐化腐，这样的官场生态溃疡到底，如何自疗，何以救赎？

由官员的煤化，催生了官员庸俗化。煤化后的官员，全然忘了做官为了什么，失去了宗旨上的正义性。在他们看来，当官就意味必须攒够更多的钱构建更有实力的朋友圈。上行下效，乃至小到村委会一级，贿选成风。一些基层干部有煤的卖煤，没煤的卖地，蚁贪层出不穷，曾有派出所所长涉案上亿。几乎所有有煤的村庄都被破坏殆尽，村民与煤矿之间的纷争时有发生，如此官商关系之下，官员对邪气和浊气的容忍度极高，行政底气不足，原因不言自明。

袁纯清刚到山西时，显然不适应官场水土，出各种奇招狠抓吏治，派纪检干部跟踪和突袭，抓了一些上班时还在外面喝茶洗脚KTV的小官吏，狠刹官风，使得各种鲍鱼府海鲜城门口争奇斗艳的豪车巨阵一扫而空。但不同于这两年全国实行的“八项规定”，此治标之策，不足以及里，甚至不足以及上，很少有实权部门的官员因此被查。

在这样的官风之下，衍生出了官员浮化现象。一些官员，为官一任，本末不分，光在末上涂脂粉，不在本上下苦力。有人说城建是市长的政绩工程，但举凡中国列市，山西的市容市貌殊为落后，省城不如很多省的地级市，地级市不如别省的县级市，县城不如别省的镇。挖了那么多煤，把地下都挖空了，按理说要么让老百姓利益共沾，要么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要明显提高，但显然两者都差强人意。所以，能够趁政府财政还有些钱或者赊得起账，敢于把祖宗留下来的这块地方搞得好看一些便捷一些，已经算是很好的政绩了。一些官员不搞城建，也不真搞产业转型，对棘手的问题能拖一天是一天，对民怨能安抚一时就安抚一时，等到攒够了履历积分一走了之，丢下成堆问题给下任。

毕竟是为官一方，总还是想留下好的政声。但政声是干出来的。在山西，很多官员口号化严重。经济转型提了三届省委，山西仍然原地踏步。说的是低碳，做的是重碳。喊的是跨越，实际上还原地踏步。步子踏得山响，三年却走不出一步。好不容易走了半步，转回头再去挖煤。每一任省委主要领导到来，山西的大路小路，山头树上，街头巷尾，会在几天之间刷新标语，以昭示转型升级的豪情壮志。然而，只是新符换旧符，街市依旧混乱，官僚日渐麻木，民怨日趋沸腾。喊口号，可以算是动员社会资源的一种方式，但是光喊口号没有力行，那就是花架子，是大喇叭，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

官员的煤化、庸俗化、浮化和口号化，败坏了山西政治生态，伤害了山西的官民关系，污染了山西五千年文明积淀的优良土壤。

放下GDP，管好自己

追根溯源，“四化”的根源还是在唯GDP论。腐败重灾区吕梁市就是例证。在十年以前，吕梁对山西GDP的贡献并不明显，因其地理位置多是丘陵地带，煤、天然气和其他矿物开采运输的成本太高，仅有孝义等三成县市属于煤焦重鎮，总体开采力度还不算大。等到其他地方煤炭开采过度后出现枯竭苗头的时候，吕梁才在近十年内发力。后发优势的吕梁，给山西贡献的GDP大幅跨前，在两年间接连把前后任书记聂春玉和杜善学直接送上了省委常委的宝座。这在山西官场的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甚至让其他地级市委书记只能发出“官不逢吕”的兴叹。可见GDP之功。

山西的问题，这几年集中反映在吕梁，吕梁的问题也映照出全国的问题，是全国发展模式的一面镜子。吕梁的GDP飞升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官员“四化”问题，这个曾因《吕梁英雄传》而出名的共产党革命老区，以“吕梁贪官传”再次出名。和贪官一起出名的是一个个煤老板、钢老板，他们是富甲全省的人物，他们的富裕并没有带动为共产党执政付出血汗的当地民众，而更多的是带动了这里的官员升官发财。

无可置疑的是，凡是能抓住机遇发家致富的企业家总是优秀的，正如能在千军万马的官僚体系里力拔头筹的官员也必有过人之处一样，他们起高楼宴宾朋的时候，和他们楼塌了墙倒众人推的时候，都值得反思。

中共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政府一再提出不能再以GDP论英雄，对于各地特别是山西这样依赖煤化工三十多年的省份，整个官员体系几乎都建构于此，想要改变恐非一朝一夕，但也已迫在眉睫。

在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防线当属第三方监督，也就是解决好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说的让人民切实有权，要让民众有切实的发言权和评价权。山西的悲剧说明，仅靠党内纪检委和政法系统的监督，不足以从根本上系统性防治腐败。在灯下黑的地带，要引入更大范围和更独立于利益集团之外的舆论监督，要用切实的民本观念和法治思维来约束官员。培养一个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要花费多少纳税人的钱，而官员本身，也要付出多少超乎常人的努力，好的监督体系，既能为纳税人省钱，也是爱护官员的一种必要手段。

很多官员说，不唯GDP论很危险，既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不利，又让官员考评升迁无据可依。这显然是误区。长期以来，很多官员误以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是自己废寝忘食搞起来的，其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搞活的过程，恰好是官员一步步放权的过程。同样的基础上，在经济领域插手少的官员，所服务之地，往往经济发展反而平稳快速。越是管得多的地方，经济形态要么畸形，要么没有后劲。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早就说明，那些强势的舍我其谁的当政者，往往会破坏社会的自发生态，反而是无为而治者，会让社会安稳若泰。这两年，新一届中央政府简政放权的决心，也是基于解放社会生产力的考量，所以，官员大可不必将自己定位为呕心沥血的公司CEO，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

不抓GDP抓什么，说得彻底点或者理想化一点，官员只要抓好自己就够了，把自己修养成一个孝顺父母的人，与邻居和睦的人，严守法治的人，敢于担当的人，勤俭节约的人，爱护公益的人，按时上下班的人，总之一句话，成为一个优质的公民和尽职的公务员。然后，推而及之，将这些好的品质去影响到更多的同僚，继而用平等的方式影响社会风气。中国有数量庞大的公务员，公务员的个人修养搞好了，社会就好了。所以，当今之际，官员的个人修养革新，就是最大的改革，是最持久的執政能力。至于经济创新和社会治理，尽可以放手，让有志于此的专业公民去做就可以了。

不可否认的是，在以GDP为指针的中国，中国官员的工作状态，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辛苦的。他们生活在有着巨大的“父母官”“青天”“公仆”“人民的儿子”情结的传统官员文化里，不管自己还是民众往往没有把这个身份只当作一份工作，而赋予了更多的期待和想象。因而，他们理论上是“全能”的，什么都需要管，但又左支右绌。同时，他们又生活在有着世俗的“肉食者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三年县太爷，十万雪花银”的官员泥淖里难以自证清白。山西的悲剧再次警示我们，如果不能将官员与经济领域撇清关系，如果不能有效引入民众的监督和评价体系，官员还是会那么累，清官就永远没有旁证，贪官仍然会一再败坏中国官员的公信力。

难的是GDP的危言耸听之下，作为官员，敢不敢放得下？山西之灾，但愿成为后事之师。

（作者系本刊执行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