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扬

摘 要：陈垣是我国近代的史学大师，他继承乾嘉考据学，将传统人文精神与近代科学思想、方法结合起来开拓了年代学、目录学、版本学等其他历史学辅助学科的研究领域，并且结合自己从事史学研究的经验开创了史源学，从而开辟了史学的新时代，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建立准备了条件，为中国史学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乾嘉学派；陈垣；考据学；继承；特点

陈垣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无论在历史研究方面，还是在目录学、校勘学、年代学、避讳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同志当年称赞他为“国宝”就是因为他著述宏富，学域宽广。本文仅就先生与乾嘉学派的关系，作一肤浅探讨。

一、要想探讨乾嘉学派与陈垣的关系，首先我们要了解乾嘉学派

下面将简单地介绍一下乾嘉学派的内容、治学方法以及治学精神。乾嘉学派是清代的一个主要学术流派，亦称乾嘉汉学或乾嘉考据学，因该学派在乾隆中叶至嘉庆前期达到鼎盛阶段故称之为乾嘉学派。笔者认为“乾嘉考据学”之名不足以范围乾嘉学派的全部，“考据和理论是乾嘉时期史学中的两大主要发展趋势”，所以，考据并非是乾嘉学派的全部，乾嘉学者也重视义理之学。但比较前代而言，考据学在乾嘉学派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故而不少学者用“乾嘉考据学”来概括乾嘉学派。

至于考据学的界定，学者们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胡适说考据是“有证据的探讨”，即“根据证据的探讨”。考据学到乾嘉时期达到极盛主要得力于考据学者科学的考据方法。“他们的科学方法，实质上就是在中国传统考据方法的基础上，吸收了某些西方的方法。如，王引之《经义述阐》等学术著作，‘论证严密，逻辑性强，有纯熟的归纳、演绎技巧，已是系统的学术论著，又如，赵翼考据历史的方法，‘举其大端，一是比较研究，一是归纳法。”除了庞天佑先生所介绍的归纳、演绎和比较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科学方法，如郭康松在他的《清代考据学研究》中还介绍了数学考据法（概算法、量化统计法和数学法）和调查观察法。

考据是“有根据的探讨”，所以乾嘉考据学者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其“实事求是”又主要体现在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和阙疑存异等几个方面。漆永祥在他的《乾嘉考据学研究》中将“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体现在“朴学勤勉，锓锓嗜学”和“甘于寂寞，困厄不辍”两个方面。

二、陈垣作为20世纪的历史考据大师，他不但继承了乾嘉考据学中有关考据方法和治学精神的精髓，而且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治史经验开拓了自己独特的考据方法和治学精神，成为20世纪新考据学典型代表人物之一

（一）对乾嘉考据学的继承

在治学方法方面：“陈垣曾自称其学出于钱大昕，……他还自撰‘百年史学推瓯北的联语，瓯北指赵翼，与钱大昕同为乾嘉史学的代表人物。这些夫子自道都表明援安史学源于乾嘉朴学。”陈垣的学生蔡尚思也说：“陈师的治学方法，基本上是属于清代朴学的一个体系的。”清代朴学的最大特点是治学讲究目录、版本、校勘、辑佚、避讳、辨伪等考据之学。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一书中可以看出陈垣对于版本学考证的谨严，往往作出总结性的论断。在年代学领域，“年代学的工作，在援庵先生的史学工作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佛教的研究上他的重要著作，如《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等，都以善于利用年代学的方法，排优解纷，获得新解。”在校勘学领域，陈垣先生认为：“校勘为读史先务，日读误书而不知，未为善学也”陈垣的校勘方法论主要体现在《校勘学释例》和《通鉴胡著表微·校勘篇》中。在避讳学领域，陈垣先生一贯主张“不讲避讳学，不足以读中国之史也。”从陈垣的见解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治学方法中影射有清代乾嘉考据学的治学特征。

在研究方法上，其一，陈垣继承了乾嘉考据学的归纳、演绎和比较等考据方法。“援庵治学，善于从复杂的史料中，寻求并归纳类例，通过列典型史例，总结并说明史学上的一条法则，不仅使读者获得对历史知识有条理的了解，还能学会如何认识和理解历史的一般通则，并可以收到举一反三的效果。”他的弟子牟润孙回忆到“先师不主张发表孤立琐碎的考证笔记，认为必须将它们合在一起归纳出条例来，找出系统来，才堪称为著作。他著《史讳举例》《元典章校补释例》《五代史辑本发覆》，都是他个人对这一主张的实践。”其二，乾嘉考据学“喜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陈垣“专做‘窄而深的史学工作，不再上自天文，下至地理，近自书本，远至器物调查，什么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文艺等等无所不包。”他曾教导他的学生说“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廓，不成一专门学问。”其三，“清儒朴学‘选择证据，以古为尚；陈垣引用资料与考证史实，强调史源，他后来提出史源学的概念，其中也应有清儒朴学的启示在内。”

在治学精神上，陈垣先生从钱大昕那里获得了“实事求是”的精神，钱大昕治学皆由“实事求是”出发，陈垣说：“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因此，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主要体现在重证据上。另外，陈垣继承了清代朴学的鼻祖顾炎武的“通史以经世致用”的思想，陈垣说：“古人通经以致用，读史亦何莫非以致用？”他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就是他“经世致用”学术思想发展的顶峰。

另外，陈垣的治学方法，既有传统的，亦有西洋的，建国后，他还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但不管采用什么方法，他都没有离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牟润孙曾说：“援庵先生由考据及西方汉学入手，也学了西洋方法，而终于回到通史以致用中国传统史学路途上来。他早期研究宗教史、中西交通史，最后回到研究《资治通鉴》，讲传统政治史，讲传统史学方法，诚如向觉明（达）所批评，援庵先生成了‘正果。环顾近代史学家中能深明大义者，援庵师应居首位。”

（二）特点

首先是考据特点。白寿彝先生曾归纳了三点陈垣先生的考据特点：“第一，他研究一个问题，总尽可能广泛地搜集材料，严于取舍。……第二，他于复杂的现象中，注重寻求类例，使读者获得有条理的了解，并可以从而有举一反三的效果。……第三，他讲究著述体例。”概括来说是重视史料来源，讲究类例。陈垣很重视史料来源，不但提出了“史源学”，而且在高等学校里开设了《史源学实习》课程，对学生进行专门训练，在他的著作中讲求史源的地方就更多了。另外，他所著的《陈垣史源学杂文》就是他指导实习的一些文章的集录。陈垣所讲究的类例是一种分类方法，即在一个专题下搜集许多材料，区分类例，找出一定范围内的通例，然后组织成文。

其次是学术思想特点。陈垣在回顾自己的学术思想时，曾将其归纳为“钱、顾、全、毛”，这表明他“由钱大昕的考据之学，经由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和全祖望的故国文献之学，终于找到了毛泽东思想”。在抗日战争爆发前，陈垣继承和发展了清代乾嘉学术，抗战爆发后，他的学术研究走出了乾嘉学术的传统道路，步入了爱国主义史学的轨道上，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学术道路由爱国主义史学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这恐怕是陈垣与当时一些著名考据学家最大的区别。

陈垣的历史考证在继承乾嘉考据学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治学经验，不断扩充史料范围，用科学的思想将前人零散的考据手段加以系统总结，从而形成多门自成体系、方法缜密的专学，并善于在考证中贯通史实，考论结合，对历史作出系统的综合解释。因此，他的历史考证成就既超越了乾嘉诸老，又为20世纪中国传统史学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可以说，在21世纪的新史学中，陈垣的史学成就仍然是一份值得继承的宝贵遗产。

参考文献：

[1]罗炳良.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郭康松.清代考据学研究.崇文书局，2003.

（作者单位 江苏省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中学）

编辑 王团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