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瑞华

现行刑事诉讼法将会见权仅定位为“律师会见权”，具有局限性，忽略了犯罪嫌疑人的诉讼需求。完整意义上的会见权还应包括“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求会见辩护律师”的权利。

在法律已经规定“律师会见权”的情况下，确立“被告人会见权”可从以下角度进行论证：首先，确立“被告人会见权”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应有之义。其次，“被告人会见权”是“律师会见权”的必要补充，具有不可替代的诉讼价值。最后，确立“被告人会见权”可以给予被告人与辩护律师进行沟通、协商的机会，避免不必要的观点分歧和冲突，实现辩护效果的最大化。

确立“被告人会见权”是为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一种“自主性辩护权”，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辩护权的享有者，可以成为一系列辩护权的行使者，被告人在获得律师有效辩护的前提下，有机会亲自行使会见权、阅卷权、申请调查权等诉讼权利，从而与律师辩护权形成一种合力。被告人自主性辩护权有其正当性：首先，律师辩护是被告人自主选择的结果；其次，被告人自主行使辩护权是激活其“辩护者”地位的必由之路；再次，被告人在行使各项诉讼权利方面具有优先性；最后，被告人自主行使辩护权是督促律师有效辩护的保障。

讨论被告人的“被动性辩护权”，属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地位“客体化”问题的一部分。确立被告人的“自主性辩护权”，需要重建被告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具体到“被告人会见权”，可以进行必要的制度设计。例如，促使看守所转变职能，使其为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律师提供最大程度的便利。遇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会见请求，又没有委托律师的，看守所有义务转告法律援助机构，请求为其指定法律援助律师。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经委托辩护律师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会见请求的，看守所有义务通知辩护律师，接到通知的辩护律师也有义务尽快前来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面。

（摘自《法学家》，2013年第6期，第140-152页。）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100871]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