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茅家梁

文牍之盾

文/茅家梁

明人冯梦龙的《智囊全集》里有则故事很有意思。宋人王某在浙西任官，上任伊始，下属送了不少钱给他，谓“下马常例”。他一看，便勃然大怒，要惩处人家，并要把钱“申解上司”，把那些拍马屁的家伙吓得半死。他专门在大厅上置了个大柜子，“以物悉纳其中，对众封缄”，告诫道：汝等如果以后稍有小错，就要打开柜子，一起算总账。从此以后，这些行贿的人便非常“规矩”。等到任期满了，他乘船回老家。下属们提醒他，厅上还有个大柜子哩，应该搬回老家啊！他说：“寻常既有此例，须有文牍（类似于现在的文件）可证。”一会儿，有下属送来了文牍，他便心安理得“载之而去”。

对此，古人的评价很高：有所恃而不可摇，有所立而不可挠。现代有读书人评点说：这位王姓官员不矫作，不贪财，最后人己两利。从这件事就可看出他是位有作为的人，而不是个投机耍诈的官老爷。

一个“目光远大”的贪官就这样在一个恰当的场合、狭小的天地里变成了“完人”，至今尚正襟危坐，接受着人们的膜拜。明明存占有之心，却活生生煎熬到了任期结束，这种心态也够“平和”的了。他的技巧比那些急吼吼的贪官要高明得多，本来是可能被行贿的下属所拿捏的，结果，下属却被他弄得服服帖帖。只要有了文牍，再多的钱再肮脏的钱也敢拿！文牍之盾，委实厉害。

在现代，文牍在很多时候就是官僚衙门“自产自救”的各种“红头文件”。照理，“红头文件”只能是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派生物，万万容不得另起炉灶，搞什么背道而驰的“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