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杰

很多以电影发家的商人名气大却没赚到钱，例如邹文怀；能赚大钱的巨贾往往不碰媒体，却未必有好名声，例如李嘉诚。相比之下，邵逸夫爵士不但长寿，并且名声与财富俱佳。盖棺定论，其处世造诣之高有目共睹。回顾邵逸夫的一生，尤其是想起不久前刚去世的名伶红线女，在世事纷繁的上世纪中叶，“南渡”或“北归”的不同抉择，留给后人思考的确实远不止几声叹息。

在铺天盖地悼念邵逸夫的评论中，都提到了邵氏兄弟上世纪三十年代下南洋放映电影的故事，但背后的原因却不甚了了。三十年代是个意识形态激烈斗争的时代，而作为电影工业发轫地的上海，则是各种政治力量都渴望占领的“阵地”。当时上海的电影工作者不少都试图把娱乐产品变成宣传工具，唯独是邵氏的天一公司坚决去政治化，与各种政治力量保持着距离。对于买票看戏的观众而言，到底是《马路天使》这些讲大道理的电影有意义，还是“庸俗”的娱乐来得实际，可谓人言人殊。然而，长期与“进步者”保持距离，结果难免是受排挤。天一不得不逃离意识形态的主战场上海，试图在追求安逸的华南及南洋观众中开拓市场。

在上述背景之下，作为中国首部有声电影，天一公司拍摄的《白金龙》，正是邵氏兄弟在投石问路。当时仍为默片时代，上海又有国民政府的国语政策，但省港两地却偏安一隅，于是一部粤语电影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中国有声电影的开路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