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小雨

摘要：对于卞之琳１９４０年代写作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之前研究多侧重于讨论社会环境与政治话语对该作品及作者文体转变所造成的外部影响；本文则选择回到文本内部，通过分析小说中意象的重复，考察“抒情诗”这一形式如何融摄了卞之琳“螺旋进步”的人生理想、“无所为而为”的文艺主张、“诗化历史”的写作困境、乃至这一困境内在具有的“桃园梦”的历史意义。同时，本文关注卞之琳该时期的文艺主张与其师、友的联系，重点沟通卞之琳、陈世骧二人对“姿”的阐发及其背后的文学理想，将之前研究所关注的“投身”与“退守”的政治进退，置换为一种“之”与“止”的抒情辩证。这一抒情辩证虽为作者提供了可贵的文学空间，但正是这一自足空间的破灭，让我们更为深刻地认识了《山山水水》的文学史意义。

关键词：卞之琳；《山山水水》；抒情；文艺主张；陈世骧有研究者以“小大由之”概括卞之琳４０年代的文体选择{1}：诗人一改往日的“小处敏感”{2}，转而“妄想写一部‘大作，用形象表现，在文化上，精神上，竖贯古今，横贯东西，沟通了解，挽救‘世道人心”③，所指即是写于４０年代（初稿完成于１９４１－１９４３年）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虽然诗人最终于５０年代初期烧毁了这部耗时8年、长达70余万字的巨作，但正如研究者提示的，这一从“小”到“大”的文体转换，其实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它关乎一位诗人的文学抱负如何在现实历史中展开，又如何受挫、因何受挫的复杂历程。而在我看来，这一推展受挫的过程，同时融摄了诗人在投身时代与退守自我之间的摇摆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