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建

《帝国造就了我——一个英国人在旧上海的往事》（Empire made me： An Englishman adrift in Shanghai， 2003）是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历史教授毕可思（Robert Bickers）的一本历史著作，2003年出版之后，得到了学术界和通俗媒体的一致好评，并获得了美国历史学会授予的Morris D. Forkosch Prize奖项。作者毕可思致力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殖民史，尤其是英帝国及其同近现代中国的关系，以及上海历史（1843—1950s），重点是外国人在上海的社会史。《帝国造就了我》是毕可思在这一领域撰写的代表作。

从史学方法论方面来讲，这部著作可以说是以小见大，宏观着眼，微观着手，兼顾中观。

首先，从“我”着手，这是英国巡捕的个人传记。毕可思所选取的主角“我”叫理查德·莫里斯·廷克勒，一个十足的小人物。他所撰写的这部书是一部无名之卒的传记。浩如烟海的历史著作已经撰述了太多太多的大人物的故事，历史一度被认为是由所谓的英雄人物所创造的。20世纪史学的社会学转向让历史学家关注下层的历史，小人物的历史。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树立了描写下层人物历史的典范。在历史研究方法上，毕可思可以说继承了这一优点，吸收了社会史对历史研究的改造。传统的殖民地社团研究将视角对准其中的精英阶层，似乎所有的殖民者并无差异。但是实际上，英国本土的阶级差异也同样被移植到了殖民地。因此，毕可思将视角对准了殖民地的普通殖民者。于是，他遇到了廷克勒。恰好，他在英国战争博物馆里发现了廷克勒的大量私人通信，在上海档案馆发现了英国巡捕的档案。另外加上当时的报纸和法庭档案等材料，他全面恢复了廷克勒这个人的经历。

廷克勒（1898—1939）是一个破产的小商人的儿子，中学毕业后（1915年），成绩良好的他放弃了继续升学，可能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和家庭矛盾（父亲续娶了继母）。由于想向父亲证明自己的男子汉气概，他谎报年龄参了军，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战场上，这个来自下层的年轻人曾经一度有机会升入军官阶层。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一切又都被打回了原形。退伍的一战老兵成了英国的社会问题。在不列颠岛，他们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这时，英帝国的背景给予了他们去帝国的殖民地世界闯荡的机会。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帝国的背景去往世界各地。1919年，廷克勒有幸成为了他们中间的一员，作为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西捕股招募的一员来到了上海。初到上海，廷克勒是兴奋的。因为他们之前对于上海是双重陌生的。一来上海是东方异国，和他们熟悉的欧陆大相径庭，二来上海是都市，这些新巡捕们多半来自英国的乡村和小镇。他们在参战之前多半是工人。廷克勒也曾短暂在船坞干过。在英国，他们可以说是地道的下层。战争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反而让他们失去了就业机会。而到了上海，他们成了这座城市的统治者。在这里，作为殖民者中的一员，他们颐指气使，高人一等。当然这里指的是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还有俄国人。在这个殖民阶层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廷克勒等人实际上是帝国的仆人，处于殖民阶层的底层。

这个帝国的仆人开始了自己在上海的旅程，同时这里也成了他的葬身之地。在他初到上海的几年，他表现出良好的工作成绩。因为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外语（主要是上海话）学得很快，很快就通过高级考试，免除了进一步的学习，获得了语言津贴。品行也很良好，没有其他巡捕的酗酒。和国内的女友和家人（主要是妹妹）保持了频繁的通信，描述了自己感觉良好的生活，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但是，好景不长（1921年），国内的女友和廷克勒断绝了关系。廷克勒逐渐成了“老上海”，也逐渐走上了自己的堕落之路。其实，廷克勒们在上海虽然属于殖民阶层，但是他们却不能融入上层殖民圈，殖民当局也阻挡他们和当地的中国人结婚。他们的薪水也不足以养活一大家人，过上体面的生活。因此，可以说，他们是“漂浮”在上海，是无根之人。另一方面，他们同祖国的关系早已疏离。廷克勒后来终于中断了同家人的通信，后来再也没有取得联系，直至死亡。他们如孤独的游魂一般地生活，很多人酗酒消愁。品行良好的廷克勒也因酗酒失职而被降了职。被殖民地宠坏了的他当即辞了职。辞职以后，他打算去美国这个自己向往的天堂。但是，转悠一圈后他又回到了上海。当时的美国，正值大危机之际，很多年轻人都要到上海讨生活。可以说，廷克勒这一生，又一次被时代的潮流打击了。此后的生活，已没有多少材料可见。此时的中国，正值北伐运动，民族主义高涨。然后是日本人的势力甚嚣尘上。廷克勒最终在和日本人的冲突中死亡，真正成了时代的牺牲品。活着被人遗忘，死了却被人称赞。廷克勒的死亡上了英国报刊，他的亲人包括曾经的女友都声称他是一个伟大的人。诗人将他当作爱国英雄来礼赞。

其次，从中国近现代史角度看，这是上海城市史。廷克勒对上海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作者毕可思沿着新任巡捕廷克勒当年的步伐，走了一遍当年的上海。1919年的上海，在廷克勒的眼里，是他见过的最好的城市，把任何一座英国城镇都甩到100年之后。虽然我们今天的读者知道这可能只是没有见过城市的英国乡下人的看法，但是，这也说明，当时的上海，在国际化和现代化方面还是真的可以跟世界接轨的。当然，从某种程度上看，上海的城市发展是被迫的，是对外来冲击的被迫反应。英国的大工业冲击了中国的小农的自然经济，造就了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外来侵略者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兴建了洋行、银行等等。外来势力造就了上海的景观，以至于留下的痕迹经久不灭。可以说，帝国也造就了上海，这个“我”又可以解释为上海。当然，这里的帝国不单单是英帝国，因为在上海这个“国际化”都市里，统治的外来者还有法国、美国、之前的德国以及之后的日本。各国势力在上海纠缠，在中国纠缠。瓜分中国的目标是一致的，谁都想得到最大的一份。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管理着上海公共租界的治安。治安状况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各个浪潮。犯罪率在1913年后激增，这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尤其是华东地区，充斥着复员的士兵和武器。革命党人也需要生存。持枪抢劫时而发生。凶杀率也成倍上升。1916年袁世凯去世以后，中央政府权力弱化，地方军阀崛起，1924年爆发直奉大战，这是1911年以后对中国社会影响最为巨大的事件，数十万士兵伤亡。战争开始于上海，廷克勒暂时做了侦查兵。数十万的难民进入了租界。战争孕育了犯罪。如果说战争都未对租界造成什么影响，1925年的五卅运动则直接影响到了租界巡捕房。在反帝爱国的学生们游行示威到租界巡捕房外面时，巡官爱伏生认为局势失去了控制，自己要失去捕房，于是下令向群众开枪，死了12个中国人，导致了全国性的反英运动。共产党的人数一年之后增长了十倍。然后是北伐，国民革命军进入了上海。国共合作失败。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战火也波及到了租界。

上海工部局巡捕房还面临着当时上海的社会问题：鸦片、赌博和妓女。巡捕们很容易就能在突击搜捕吸食鸦片的行动中大获成功，因为吸食、携带和销售鸦片的人太多了。上海是走私鸦片的中心，其背后中国底层组织的帮派，其中最有势力的是青帮。而黄金荣、顾竹轩等人甚至进入了巡捕房。走私鸦片腐蚀了整个巡捕房，巡捕们从中收取贿赂，当然大部分人也曾尝试吸食。和鸦片势力合并在一起的是赌博。它们的背后都是帮派。

最后，归根结底，毕可思写的是英帝国的历史。他说，这本书是关于帝国的，是关于帝国如何形成和扭曲了20世纪的英国人的生活的。这里撰写的是一个普通的英国男人的故事，通过他的故事讲述成千上万的帝国之下的英国人的故事。英国人的历史离不开帝国的背景。帝国曾经给了他们以机会，也给他们带来了灾难和不幸。英国的历史和帝国的历史不可分割。

正是在帝国当中，廷克勒得以来到上海，做一名巡捕。原来的下层人民到上海成了这里的统治者，还有专门的男仆伺候。帝国的优越感油然而生，让廷克勒直呼这是他所见过的最好的城市。经过了一战的洗礼、战后的无所事事，廷克勒在这里有了稳定的职业、不薄的薪水和舒适的生活，可以说，的确是他所能过上的最好的日子了。这是帝国提供给他的。但是，帝国同样制定了统治阶层内部的规则。作为原先的小人物，在帝国殖民统治阶层中，他的身份定位是仆人。上海巡捕们的来源和英国警察们的出身是类似的。他们都是为统治阶层服务的。

同样，廷克勒的命运也随着帝国的命运而沉浮。1919年，正处帝国的巅峰时期，一战胜利，赶走了德国人，美国人经济上虽已然强大，但是尚未对英国形成威胁。日本人的势力在逐渐增长。巅峰之后，是矛盾重重。在中国这块殖民地的冲突和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冲突类似。终于，随着日本在30年代的侵略势头加剧，日本成了中国的主宰。作为帝国公民的廷克勒的死亡具有标志性意义，可以说预示了帝国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