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是史书。读史书，如何理解是一大难题。陈寅恪先生提出的“同情之理解”，不失为可取的方法之一。他说：“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说白了，就是站在当时人的立场，以当时人的思路，还原当时的社会场景，理解当时人的真实意图。

中国史学一直有着“资治”传统，《贞观政要》则更是直接为政治而编，这种帝王读本性质，正是理解《贞观政要》的关键。吴兢是史学家，而且有良史的声誉，所以，他收录的材料基本上是可信的，从相关考据看，《贞观政要》同正史记载的差异，是一种古人无法做到精确的细节差异。本文前面对“贞观之治”提出疑问，并不是对《贞观政要》一书提出疑问。况且，即便是正面歌颂贞观君臣，这本书也写出了太宗执政前后期的变化。

对于如何使用权术，唐太宗还是有着足够警惕的。纵囚一事，虽然遭到欧阳修等人揭开老底，但我们宁可认为那是贞观前期太宗急于求治的一种尝试。就在纵囚后第二年，太宗就开始强调，绝不能轻易赦罪。“凡赦宥之恩，惟及不轨之辈。”“夫谋小仁者，大仁之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