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于万夫

从“重灾户”到“排头兵”
——贾庆礼、郭崇隆带领吉化人“跑步学大庆”纪实

文//于万夫

化工部部长孙敬文（前）在贾庆礼书记（后）的陪同下，参观公司反浪费展览。

吉化，“一五”期间建成投产的新中国化工长子。1957年10月25日，开工投产之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要建设强大的化学工业》，国家、人民和党对吉化寄予厚望。

然而“文革”十年，规章制度废了，职工队伍散了，装置设备垮了，厂区杂草丛生，企业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开始。

1977年7月，贾庆礼、郭崇隆受上级党委派遣，走进吉化，带领吉化人“跑步学大庆”，开始了扭转乾坤的努力。

肩负使命

1977年7月。北京。石油化学工业部。

刚刚从沧州大化肥开车现场赶回来的贾庆礼，连口水都没喝，风尘仆仆的推门进了部长宋振明的办公室：“宋部长，你找我？”

“老贾，辛苦了！”部长撂下手中的文件，起身让座。

贾庆礼，石油化工部基建局大项目建设负责人。部长紧急召见，他作好了汇报的准备：“宋部长，继大庆、辽河、泸州三个引进大化肥之后，沧州也干的漂亮，开车顺利。”

宋部长笑了：“今天咱们不谈大项目建设。”

贾庆礼愕然。部长不紧不慢地给他倒杯水递过去：“部党组研究，有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什么艰巨的任务？贾庆礼认真了。

“给你换个岗位。”宋部长自顾自地接着往下说，“调你去吉林化学工业公司，主持那里党委、革委会的工作。”

看来部长没有征求意见的意思，继续说：“吉化，一个很好的大企业，但十年文革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任务很艰巨。”

“这个企业我知道，但是没有去过。”贾庆礼这句话，不疼不痒，不算表态，很“中性”。

宋部长继续说：“部党组考虑了你的难处，决定派个人协助你。这个人你也认识，大庆的郭崇隆。”

“郭崇隆？我熟，可以。”贾庆礼这么一个简约的回复，就算表态了。

“有关这次任务和吉化的详细情况，李艺林副部长会向你进一步交待。准备一下，尽快上任去吧。”

显然，宋振明部长对贾庆礼、郭崇隆组合有信心，也有期待。

把肩负使命的贾庆礼送到门口，部长紧紧握着他的手说：“相信你们会很快打开局面。”

谈话时间不长，也没说级别，没讲待遇。中国石油化工系统就这个作风，军令如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贾庆礼，1937年参加革命，解放战争时期任隆德县、西吉县县委书记。解放后，转岗工业战线，任兰州炼油厂财务处长、副厂长。1963年厂长徐今强调任大庆油田总指挥，贾庆礼接任厂长。1972年调进北京，任燃化部（石油化工部）基建组负责人。

郭崇隆，当年在兰州炼油厂与贾庆礼共事6年。1960年3月，参加松辽会战，白手起家，并于当年在大庆建起年产10万吨的葡萄花炼油厂，出任大庆一探区副指挥、炼油厂厂长。1963年，参加大庆石油化工总厂建设，被任命为大庆石油化工总厂厂长兼“大化肥”党委书记、厂长。也就在这个时候，贾庆礼作为石油化工部基建局领导，大庆“大化肥”是他的蹲点项目，而郭崇隆恰恰又分工主抓这项工程，老搭档合作了一项优质工程。

不论作为兰炼人，还是大庆人，他们历尽艰辛，一步一滴汗水，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石油的创业史上留下了一串拓荒者的足迹。

走进“重灾户”

1977年7月16日，李艺林副部长亲自把两位“陌生人”带进吉化。那年贾庆礼57岁，郭崇隆53岁。

两位新领导的办公室被安排在公司机关那个6层办公楼的2楼。贾庆礼在阳面，虽说不足30平米，但阳光充足。他走进去一看，却不满意：“弄沙发干啥，红通通的，谁还敢进来？撤了，给我安张床，我不住招待所，就住办公室。”

一个老旧的写字台，一个单薄的会议桌，一张硬板床，再加6把折叠椅，是办公室，也是家。

郭崇隆本来想把家眷从大庆接过来，但转念一想，还是先干吧，搬家的事撂一撂。于是在贾庆礼斜对门，一个不足12平方米的办公室里也挤进去一张木板床，吉化领导班子的两位“班长”就这么安营扎寨了。

开完“见面会”，连口水都没喝，贾庆礼就去敲自己办公室对面那扇门：“老冯，有时间吗？带我下去转转。”

冯锡瑞，主管生产的革委会副主任。在给贾庆礼安排办公室的同时，他的办公室也从这层楼的西头搬过来，跟贾庆礼对门，便于沟通，便于新领导随时了解情况。

司机拉开车门，贾庆礼却像没看见一样，坐在了副驾驶位置。不得不坐在首长位置的冯锡瑞只好对司机说：“化肥厂。”

走进化肥厂，氨味刺鼻。路边的铜洗车间不像是搞化肥的，倒像生产染料的，厂房里外、装置上下，到处都是蓝颜色，缺门少窗，垃圾成堆。马路对面的合成车间，门口放着雨伞、雨衣、雨鞋、防毒面具，贾庆礼问：“放这些干什么？”

冯锡瑞推开一扇破门，只见一楼，望不到边的装置底部，哗哗地下着“瓢泼大雨”，设备的基础都泡在积水里，足有两块砖那么深。

冯锡瑞说：“循环水泄漏，没有雨具进不去。”

贾庆礼很吃惊：“这得浪费多少能源哪！”

走进染料厂，破旧的玻璃窗好像从来没擦过，厚厚地挂满污垢。磺化岗位萘片乱飞，二氧化硫呛人。窗子不透光，地面黑又脏。

电石厂石灰车间的焦尘和染料厂硫酸车间的炉渣尘，号称“黑龙” 与“红龙”，乌烟瘴气。

走了一天，竟找不到一个无泄漏车间，找不到一个制度健全的岗位，找不到一栋门窗完整的厂房，吉化怎么搞成了这个样子？贾庆礼很震惊。上了汽车，他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全国少有。”

冯锡瑞亏欠地接过话茬：“我们没有管好企业。”

“文革破坏，全国如此。只是没有想到吉化这么严重。”贾庆礼边说边问，“我们今天转了几个厂？”

“三个厂还没有转完。明天我陪你继续转。”

一天下来，竟连“三大化”还没转完，贾庆礼发表了一句简要感言：“吉化真大呀。”

一连转了几天，贾庆礼对吉化这个文革“重灾户”确实吃惊不小。在岗运行的9.3万台设备，大部分是40～50年代技术水平，有的甚至是30年代的，傻大黑粗，工序繁琐，主要设备完好率只有35.1％，静密封点泄漏率15.6‰。空气中有毒有害气体、粉尘含量，超过国家标准的几倍、几十倍，吉化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就在这种环境中坚守。

先从领导作风开始

有一天，化工部召开电话会议，通知所属各单位主要领导参加，但大多数单位只派出一位革委会副主任到会。贾庆礼火了，让办公室连夜通知各厂主要领导，半夜12点开会，传达电话会议精神。

各单位党委书记、厂长都被从家里喊出来，事不过夜，到公司6楼会议室开会。

贾庆礼说：“一次会议就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企业作风。干部都这样，怎么带队伍？”

1977年9月，公司在铁东灯光球场召开“万人”大会，动员大干100天，争取把全年任务完成得更好一些。与会人数不如预期，会议进行时有人遛溜达达，有人溜号逛商店，贾庆礼再一次沉下脸来。散会时，他要求重新集结队伍，书记、厂长站到队伍的排头，清点各厂的到会人数。

实到7000人。清点人数，花了很长时间。

贾庆礼再一次激动了：“当书记、厂长的，如果连开会的队伍都带不了，我怎么放心地把工厂交给你？如果在‘签到人数’这么简单的问题上，你可以说假话，今后我怎么信任你？”

早晨，4点就起床了。贾庆礼办公桌上有个按钮，直通机关小车队，用车时只需一按，车队调度马上知道了，司机开着那辆上海轿子不出5分钟准到。

晚上，12点以前贾庆礼、郭崇隆不曾睡过觉。一日三餐，包括夜宵，不是煮挂面，就是从机关食堂买回来的一盘菜、一个馒头，放在办公桌上，用碗扣着保温。

走车间，串班组，他们整天泡在基层。有一次，贾庆礼要乘早晨的火车去北京汇报工作。临走，急急忙忙交给秘书一封信，并嘱咐：“你把它交给吕万忠。”

吕万忠，染料厂革委会副主任。贾庆礼给他的信是这样写的：“我今天早晨5点到7点看了1号、11号、14号三个车间，11号稍好一些，14号、1号都是旧貌未改，好像还是打倒‘四人帮’以前的老样子。看了以后，我感到很难过，证明我的工作不深入，满足于7、8号的典型，高兴24号的进步。为什么1号、14号那么稳坐钓鱼台、四平八稳呢？为什么能办的事不去办呢？我想是我去的少，对他们帮助不够。我建议你亲自去抓，扎扎实实抓上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旧貌不改别回来。我今天上午就到外地开会，没有时间当面讲了，留这个便条，望狠狠抓一下。万忠同志，你是辛苦的，工作是认真的，就是不细、不严，检查不够，不能以点带面。”

这封信，有要求，有方法，有批评，有表扬，更多的是对企业、对下属的深情与责任。

1979年1月，贾庆礼被提为化工部副部长，但他仍然兼任吉化党委书记，作风不改，一如既往。

1980年9月，他给已经当上了厂长的吕万忠等人又写过一封信：“你们的先进车间又落后了。文明生产不文明，交接班记录不执行，太脏、太乱、真不像话。一号车间的面貌，已经是几起几落了。党和国家花了那么多钱，为什么现在不如以前了？染料厂有好的车间、好的岗位，但总的趋势是下降，值得百分、千分、万分警惕和注意。光说不行，要实抓。光号召，不做具体工作更不行，难道你愿意退回到1977年以前吗？连续两年获得银质奖，这些成绩来之不易呀！”

1981年5月，他给电石厂董殿德书记、吕继贤厂长也写过类似的信：“你们厂的劳动纪律要严格整顿一下，有的车间存在无组织无纪律状态。今天早上6点零5分，电石车间开放炉交接班的桌子上，公然摆着象棋；早上6点10分，电工值班室只有4个人，一个躺着睡觉，两人玩扑克。楼下还有两人脱岗闲谈，另一屋里的两人也睡着了。这样的事过去很少，不要忘了你厂过去事故多，原因之一就是责任制执行的不好。你们是全国先进企业，上了《人民日报》，你们厂是第一个创成无泄漏的工厂，你们是受到各方面好评的单位。但你们去年死亡两人，烧伤两人，难道还不汲取教训，麻痹大意？希望你们把二车间下象棋和电工打扑克的事查清楚，大张旗鼓地进行教育和处理，并向公司汇报。”

当时，吉化已经被化工部、吉林省命名为“大庆式企业”。有了荣誉，不标志没有问题。贾庆礼的高明，在于他没有高枕无忧，而是警钟长鸣，常抓不懈，“反复抓，抓反复”，与习惯势力始终锲而不舍地进行不屈不挠地斗争。

解放思想 落实政策

贾庆礼、郭崇隆现场办公

染料厂、电石厂是两块最难啃的“骨头”。贾庆礼蹲点染料厂，郭崇隆坐阵电石厂。重点进攻，以点代面，只要拿下难点，全公司必然大踏步跟进。

文革前，染料厂学大庆，学兰炼，找差距，订措施，在纪清远厂长主持下，制订了一个规范劳动纪律的“在班20不准”。文革中“20不准”被视为“条条框框”、“紧箍咒”，废止了，岗位操作法也批判了。贾庆礼一方面澄清是非，给“在班20不准”平反，在全厂开展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加强岗位纪律的自我教育活动。另一方面亲自从兰州炼油厂请来小分队，帮助刻画样板车间、样板工段、样板岗位。

1977年11月9日，贾庆礼亲自把小分队一行6人送到染料厂交给了王健全书记。

7、8号车间是染料厂“脏、乱、差”的典型。1977年夏天，盐酸回收岗位跑了盐酸气，一次熏死56棵大杨树。

王健全书记说：“要是能把这两个车间给我刻画出来，别的车间就没话说了。”

贾庆礼赞成：“学大庆，就是要打硬仗。”

小分队6个人，分两组，一干就是50多天。他们和车间干部、职工一起，从来没休过星期天、节假日，天不亮就开始干，晚上七八点钟不收工，每天都是一身汗。

车间里全部374台设备除锈、防腐、堵漏，21541延长米管线也都除垢、防腐，焕然一新。高压釜地上的油泥直粘脚，职工们用抢刀把354平方米水磨石地面刮出真面目，光洁如新。从来没清理过的离心机平台，油垢、物料粘结成厚厚的一层膙子，扣都扣不动，职工们只能用钢具一点一点地蹭。车间里7600多块10几年没擦的玻璃，也都用砂纸、小刀蹭净擦亮。

擦拭设备，做到了“轴见底、沟见光、设备见本色”。

贾庆礼几乎每天都到车间来，有时也猫下腰跟大伙一块儿干。一天，有个老工人对他说：“贾书记，车间面貌不变我们都对不起你。”

贾庆礼说：“胡说，怎么叫对不起我？”

“你来公司刚好半年，这是第60次到我们车间了。”

这让贾庆礼十分吃惊：“60次？你怎么知道。”

老工人说：“你每次来，值班记录上写着呢，60次，差不了。”

这让贾庆礼很感动：“你看，干部的一言一行职工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7、8号车间很快就从“老大难”变成了“参观点”，厂里厂外的参观者络绎不绝。1977年12月22日，厂里召开现场会，推广了他们“大干，快变”的经验。

郭崇隆在电石厂蹲点。

1977年电石生产没有完成计划。1978年一季度，还是月月完不成。郭崇隆到了现场，他问跟在身边的车间领导：“到底什么原因？”

车间干部吭哧了半天：“可能是密闭炉工艺操作不过关。”

“那你们有工程师没有？”

“有，叫熊谟远，清队时给‘清’了，不敢用。”

郭崇隆回到厂部，拿了厚厚几大袋子熊谟远的档案资料，回办公室仔细研究。一般历史问题，并早有结论。这个人有水平，有著作，有贡献，1958年出版过一本专著《电石生产工艺学》，全国发行，业界很有知名度。

公司几位主要领导沟通以后，党委马上开会给熊谟远平反，恢复工程师职务、职称。5月份开始，电石生产的被动局面扭转了，月月超额完成任务。

在电石厂丁辛醇车间，郭崇隆在目光所及之处找到40多个漏点，车间干部很不以为然：“郭书记，泄漏是生产岗位的常见病，要这么找，那问题可就多了。”

“老兄，常见病不治也会要命呀！”郭崇隆说。

他找来一个量杯，10分钟，在一个漏点接到近100毫升漏出的物料。一手拿着量杯，一手拍着那位车间干部的肩膀：“一个漏点，10分钟，100毫升，那么，一小时呢？一天呢？一年呢？全车间有多少漏点？全厂有多少漏点？流失了财富，污染了空气，破坏了环境，伤害了员工，‘滴、漏、跑、冒’有百害而无一利！”

显然，他有些愤怒了。但“小中见大”的这笔账，他算得细，叫人心服口服。丁辛醇车间成为吉化最早实现无泄漏的车间之一，电石厂也成了全公司最早的无泄漏工厂。

把群众冷暖搁在心里

那个年月，百姓的生活相当清苦，每人每月供应的30斤粮食里，只有有限的那么一点白面、大米。贾庆礼打开工人的饭盒，往往都是两个窝窝头，加上一块咸菜疙瘩。

“你们家的细粮呢？厂里发的‘保健’呢？”他问。

“贾书记，我妈70多岁，俩孩子正上小学，在我们家，苞米面就该我吃！”老工人的答复，让贾庆礼无言。

一间房子两家住，一铺炕上三代人。贾庆礼为此流过泪：“没有奖金，没有手段，吉化要改变面貌靠什么？只能靠干部，靠党员，靠工人，靠我们的政治优势。”

有一次，贾庆礼接到化肥厂研究所陈全义、染料厂12号车间刘忠义的上访信，反映土城子21栋楼3层、江南0栋4层住户“无水吃”的问题。

当时吉化的住宅区一半是平房，一半是楼房，没有高层，顶多4层。守着松花江，老百姓没水吃。

在公司机关门口，他让一位上访的大嫂堵住了：“贾书记，我住49栋楼，为啥4层楼没水呀？从50岁开始，天不亮我就得到一楼敲门接水，一盆一盆往楼上端，端到现在我都58岁了。”

说着，大嫂撩起裤角让贾庆礼看腿上的伤疤：“冬天，楼梯滑，你看我摔的。”

水都流到那儿去了？浪费，就是原因之一。74栋，50％的厕所和上水阀门年久失修，日失水量7900吨。

偌大吉化，有多少74楼？有多少49栋、21栋、0栋？

他找到后勤部门负责人，成立治水领导小组，从反浪费入手，上下水管线、阀门一起检修，经过不到两个月的努力，水压上来了。

听了治水领导小组的汇报，贾庆礼高兴，还特意跑到住宅区，爬上3层、4层，亲自打开水龙头试试，哗哗的，确实有水了。

回到办公室，他马上给陈全义、刘忠义回信：“你们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最近，经过化肥厂和服务公司的努力，住宅区三、四层生活用水基本解决了。”“我十分感谢你们两位的来信，帮助机关、特别是我本人克服官僚主义，为职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贾庆礼说：“工人是企业的主人。我们不能干活的时候想到主人，而吃饭、睡觉的时候把主人给忘了。”

有一次，在有机合成厂建筑工地，一名青年工人拦住了贾庆礼：“贾书记，听说你常去职工食堂，抽空儿你去我们化建公司的食堂看看呗？”

贾庆礼说：“可以呀。跟我说说，你有什么意见吧？”

“吃饭去晚了，饭菜冰凉。”小伙子直来直去地向书记告状。

当天中午，贾庆礼去了化建公司土城子职工食堂。当时，开饭的高峰期已经过了，就餐人不多，几位风尘仆仆刚从工地上赶来的年轻人，在卖饭口已经没有选择，一饭一菜，也的确如群众反映的那样“冰凉”。贾庆礼转过身来，对跟在身后的管理员、炊事班长说：“在你们这个食堂呀，我最好的工人受气！”

管理员、班长愣住了。贾庆礼耐心地说：“你看，早来的人想吃什么有什么，热气腾腾，来晚了的，在工地上干了一上午活儿，辛辛苦苦，刚刚撂下工具，进了食堂，饭菜却都是凉的，给他们一碗热汤喝很难吗？”

接着，他讲起了当年延安的故事。1937年、1942年贾庆礼两次在延安党校学习。他说：“抗日战争那么艰苦，但学员食堂里顿顿饭都有热汤喝。油、盐、酱、醋、葱，用开水一冲，不值几个钱。正因为这种汤‘不值钱’，学员都叫它‘汪精卫汤’。现在条件这么好，咱们做不到吗？”

老班长深受启发，连说：“能做到，能做到，我们把煮肉的汤都倒进下水道流走了！”

“是呀，关键是要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贾庆礼诚恳地补充了一句。说改就改。化建食堂很快就以品种多、饭菜可口受到赞誉，成为公司后勤系统的先进单位。

有一次，公司召开干部大会，坐在主席台上的贾庆礼从兜里掏出一个报纸包：“化肥厂的孙副厂长来了吗？请你到台上来！”

会场中部，应声站起一位老同志：孙藻，化肥厂主管生活的副厂长，1941年参加革命。

一头雾水的孙副厂长上了台。只见贾庆礼打开那个纸包，里面有180只打死的苍蝇。

贾庆礼说：“大家都知道‘病从口入’的道理。化肥厂食堂有苍蝇，前几天我去打过一次，并要求有关领导一定要消灭食堂的苍蝇。可是过了两天我再去，他们没动，苍蝇还在飞。于是通知公司各厂食堂管理员带着苍蝇拍到化肥厂食堂开现场会—帮助打苍蝇。我把大家打的，一共180只苍蝇带来了。孙副厂长，你把食堂管成这样，怎么保证生产？怎么保证职工健康？请你在这里‘说清楚’！”

那年月，没有奖金，工资不高，领导干部工作不到位，大庭广众之下，上台“说清楚”是个很有威慑力的惩处。

站在麦克风前，孙副厂长红着脸：“不用说也‘清楚’了，我的工作没到位，没干好，贾书记，给我10天时间，你再来看……”台下给了贾庆礼和孙副厂长以热烈的掌声。

散会以后，孙副厂长吃在厂里、住在厂里，带领后勤系统大干一个星期，厂内厂外食堂都成了公司的样板。

学大庆的“排头兵”

两头不见太阳地苦干。从厂内到厂外，从化工岗位到辅助系统，从生产装置到“四室两箱”，从清理垃圾到修缮门窗，从“沟光底，轴见光，设备见本色”到“一平二净三规整”……经过4次设备整顿，消除了各种设备缺欠30多万处，全部设备完好率由43.04％上升到87.1％主要设备完好率由35.1％上升到84.1％，静密封点泄漏率由15.6‰下降到2.74‰。

1978年吉化甩掉了落后帽子，先后被吉林省、化工部命名为大庆式企业。

1978年5月23日到6月11日，全国石油化学工业第二次学大庆会议在大庆召开。贾庆礼作为吉化代表走上讲台，向国务院领导、石油部和化工部领导汇报工作获得了热烈掌声。

康世恩副总理在报告中盛赞吉化“大干大变”，点名表扬贾庆礼、郭崇隆说：“他们真正到群众中去，以身作则，队伍作风就带起来了。”

1978年10月14日，《吉林日报》发表长篇报道《吉林化学工业公司跑步前进，真学大庆，一年大变》。

1979年吉化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先进企业”、“国家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单位”。

1979年1月4日，贾庆礼提任化工部副部长，仍然兼任吉化公司党委书记。1979年3月，郭崇隆任吉化公司经理。

1982年8月，纪清远接替贾庆礼出任吉化党委书记，冯锡瑞接替郭崇隆出任吉化公司经理。

至此，贾庆礼、郭崇隆结束了他们在吉化为期5年的使命。又经过霍荣华、李奇生等领导的继续努力，到了1989年才有了全省、全国化工系统“学吉化”的故事。

还和当年一个样

贾庆礼任化工部副部长时主管生产和企业管理，曾大力倡导创无泄漏工厂、创清洁文明工厂、创六好企业。应该说，无泄漏、清洁文明都是化工企业的理想境界，要真正实现并非易事。贾庆礼和化工部的首长们通过努力，把全行业千万个企业推上了这一提升自身素质的艰难历程。

1984年贾庆礼离休了，那年他64岁。化工部党组下发文件又委任他两个新职务：企业管理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化工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顾问，希望他发挥余热继续奋斗。

有人说：“好干，这都是些躺在床上都能当的官。”而贾庆礼却有自己的哲学：“也好干，也难干。不想干就好干，想干好真难干。干就干好。”

1986年3月20日，从北京发出的列车风驰电掣般驶入东北大地，软卧车箱里的贾庆礼竟无睡意，关于吉化的一幕幕往事纷至沓来，现在的吉化前进了，后退了，还是在原地踏步？他归心似箭。

两年没回了，他感觉好像离开了很久很久。离休后，这是头一次回吉化。

夜里9点多，火车驶入吉林站。一个半小时以后，贾庆礼出现在灯火通明的化肥厂压缩车间，12台巨大的压缩机仪仗队似的一字排开，静候老首长检阅。贾庆礼握着当班操作工的手问候道：“你好，辛苦了！”

小伙子紧紧握住老人伸出的手：“贾书记，好久不见了，你瘦了。”

“是吗？”贾庆礼摸摸脸颊，笑了，“闲的。”

在合成车间操作台，伏身翻开岗位记录，整整齐齐的仿宋体，他很满意。望着面前这位满脸稚气的女工，他有些疑惑：“这女娃子，我怎么认不得？”

“我是新工人。贾书记，我认得你，你到我们学校去过。”女工腼腆地回答。

一口气在化肥厂看了3个车间，已是次日凌晨。他对司机李绍海说：“回去吧，今晚能睡个安稳觉了。”

天一亮，他接着又看了一天。第三天，星期日，他走进染料厂。

一号车间，硝基苯加氢装置，是吉化自己开发、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施工安装，刚刚运行了半年的新设备。但贾庆礼一眼就看见了泄漏点，保温脱落，角落有垃圾。半晌，他嘟嘟囔囔说了16个字：“新装置，旧面貌，先进的技术，落后的管理。”

从一号车间拐过来，他向一大堆垃圾走去。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自言自语道：“看样子，堆了一冬天了。”

只见他边说边猫下腰拣了起来，铁管、阀门、木头……举起一块不锈钢，冲着随行的厂领导说：“看看你们的光荣榜，每个名字下边一朵纸花，把这些东西拣出来卖了，给劳模照张大彩照好不好？把那些木头，存放在一起，冬天分给住平房的职工烧饭烧炕好不好？为啥都把它扔了？”

那么如何处理这堆垃圾，当时他提出3个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让兄弟厂带人带车来帮忙处理。这对染料厂是耻辱，但对大家是教育。二是让公司机关干部来收拾。这么多垃圾干部下厂看不见？惩罚官僚主义。三是染料厂自己干。但不能让工人干，管理不到位，干部问题。

第二天下午1点，公司所属28个单位的厂长例会在染料厂一号车间举行。冯锡瑞书记、霍荣华经理没吃午饭就赶到了现场，他们首先作了自我批评。当天晚上，一号车间的干部没人命令拎着米袋子住在车间，开始治理脏乱差。

6天以后，贾庆礼不请自来，里里外外看个遍，嘴里反复叨咕4个字：“事在人为。”

作为一个离休老人，贾庆礼为什么在吉化还有这样的权威？时任吉化公司党委书记冯锡瑞曾对《光明日报》记者刘飒说：党委研究过，贾庆礼来吉化，一不是参观访问，二不是游山逛水，他“还和当年一个样”地挑毛病，我们也要“还和当年一个样”地虚心接受，认真整改，而且要比以前更敬重他。

1986年“五一”节刚过，贾庆礼给化工部部长秦仲达写了一封信。大概的意思是：最近我看了一些化工企业，也看了吉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吉化3次受到国家经委表彰，无愧“全国企业整顿先进单位”称号，也无愧于“全国企业管理优秀奖”，但“确有不少企业，至今连‘脏、乱、差’和‘跑、冒、滴、漏’还没有解决，能否限期一年解决‘脏、乱、差’，限期一年半或两年解决‘跑、冒、滴、漏’，使企业面貌焕然一新？”他建议“以吉化为课堂，以吉化经验为教材，以吉化人为老师，现场轮训化工企业管理干部。”

秦仲达部长立即批复同意。贾庆礼自封“校长”，马上落实。他说：“课堂是现成的，老师也不难找，关键是教材。而吉化呀，年年当先进，就是不善于总结，至今没有系统的经验。”

他找到吉化的经理、书记，诚恳地问：“人才有，做法有，效果也有，就是没有总结。你们现在忙，我领着干，同意不同意？”

当然求之不得，哪有不同意的道理。

贾庆礼、王宗杰、杨谨、石祝三等几位在全国化工行业有很高知名度、又有丰富经验的离休老干部带着吉化的“秀才”，苦干28天，编出了25万字《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双文明建设经验总结》，分企业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两大部分。从拟定提纲到完稿定稿，66岁的贾庆礼一篇一篇地看，一字一句地改。最后，他高兴地说：“看的我头晕眼花，吉化我是再不敢来了。”

1989年11月，贾庆礼老部长与本文作者一起修改文章。

一个月后，他又回来了，定稿，付印，他还亲自写了“前言”。企业管理干部培训班的筹备工作全部就绪。

1986年7月3月到1987年6月20日，化工部在吉化办了7期培训班，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318个企业，1578名不同层次的管理干部分别在吉化接受培训。

从讲课内容到参观路线，“老校长”贾庆礼不仅过问安排，他还亲自带队当“解说员”，为传播吉化经验立下汗马功劳。

那是特殊的年代，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在以贾庆礼、郭崇隆、纪清远、冯锡瑞、霍荣华、李奇生等同志为首的历届领导班子带领下，吉化人抓住历史机遇，无愧无悔地做出了切实努力，不仅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也给吉化历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章，为我们留下了“跑步学大庆”的难忘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