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穆玉敏

揽罪的供词

◆ 穆玉敏

北京警察博物馆一层的公安史厅中，特为彭真设了一个专门展柜，里面陈列着他亲笔写的两份“供词”。

“供词”写于1968年7月29日。彼时，彭真遭受残酷迫害，失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投进秦城监狱。除了被审讯和揪斗外，彭真的狱中生活多是被迫写“供词”。 博物馆展柜里的两份“供词”是从彭真众多“供词”中挑选的。彭真长期分管新中国政法战线的工作，特别是首都北京的公安工作，是在他领导和指导下开展工作的。而北京市公安局更是在他主持下建立的。因而“文革”中他的“罪行”中，不少都与公检法司的“黑线统治”相关联。

“文革”中最先遭殃的就是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彭真首当其冲。他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职务。

1966年三四月，彭真和他的北京市委受到毛泽东的多次严厉批评。5月，他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停止一切职务，并被打成“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成员。

随着对彭真和北京市委的公开批判，北京市公安局也受到冲击和破坏。1966年5月12日，公安部派出了夺权工作组，夺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权。6月1日，工作组把拟好的《关于整顿市公安局领导班子问题的报告》上报公安部，报告称市公安局领导班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班子。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班子成员或被隔离审查，或被停职反省，无一幸免。

1967年1月11日，北京市公安局被军事管制后，军管会搞了《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个材料，宣称北京市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市公安局“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坏人”。军管会还编写了《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说罗瑞卿以及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班子“里通外国”，是“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

为了弄清罗瑞卿和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班子是怎么“供给敌人情报的”，军管会不顾严重失密的后果，搞了一个大工程，组织两千多人，耗时一年多清查档案和卷宗，从中列出“出卖情报”材料8623件，“叛徒、特务、 反革命线索”153374件。并将其中“有下落”的85344件编印成122册，转发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追查。因为彼时国家安全工作尚未单独分设国家安全部厅局，而是由公安部、省地市县公安厅、处、局统管，“大工程”自毁长城的做法，使得各地公安机关苦心布置和经营的国家安全情报系统遭受重创，不少逆用特情及电台暴露，损失无可估量。

逆用特情指的是被争取过来的敌方人员为我工作。逆用电台是一种反情报战方式，指我方破获敌人电台后，保留敌方使用的番号、呼号、人员和密码，继续与敌方保持联系，以获取敌方情报，并用我方编造的假情报迷惑敌方。

就是在这个“大工程”实施过程中，彭真挺身而出，把“资敌通敌”的大罪揽到自己身上，明确说明自己才是真正的“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他在狱中连续写下六份“供词”，声明北京市公安局的情报工作“我都应负责”。“供词”中提到的焦志达、单不移的逆用特情身份当时已被军管会所掌握，为了阻止军管会继续扩大隐蔽战线的损失和扩大迫害的范围，彭真说，是我让北京市公安局“放手搞”情报工作的，并且让北京市公安局“选派逆用特情去参加敌人的某种会议”，以获取情报的。试图保护以冯基平为首的北京市公安局领导一班人，为曾担任过北京市公安局长的罗瑞卿分担“罪责”。他反复说明冯基平和罗瑞卿的工作都是向他汇报过的，他要负主要责任。

当然，在那种情况下，彭真的担当似没起到他希望的作用。罗瑞卿的“罪责”没能因为他的分担而被减轻，他刻意保护的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班子也“全军覆没”。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的境遇甚至比彭真还要悲惨。

彭真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时，并不知道他竭力想保护的罗瑞卿和冯基平都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而秦城监狱正是他们三个人于1956年主修的。“文革”结束后，三人见面后谈及此事不禁感慨这个历史玩笑的沉重，自己批建的监狱自己先坐。

彭真的这一壮举直至1979年彭真复出才被人们知晓。彭真受冲击最早，被解放最晚，前后整十三年。他在秦城监狱备受折磨后，1975年5月又被弄去陕西商县反省。虽然脱离了铁窗，但人身自由仍受限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他才获准回到北京。1979年1月27日，人们在首都党政军民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春节联欢晚会上见到了他。2月17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彭真同志平反的通知》，宣布“文化大革命”中“强加给彭真同志的种种罪名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均应予以推倒”。他的六份“供词”才被冯基平看到。

冯基平捧着“供词”感动得热泪长流。冯基平与彭真在战争年代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建设时期又属同一个系统。冯基平常年在彭真领导下工作，彭真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时，冯基平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公安局局长。1962年6月彭真被选为北京市市长，冯基平则当选副市长，两人是同心同德的上下级和老战友。

过去同心同德，“文革”中荣辱与共，两人被指是“同一条黑线”。冯基平在秦城监狱被关押长达九年，其中有四年时间竟然都是斜背铐度过的，因为他拒不认罪。

斜背铐的控制方式很残酷，把人的一只手臂从肩膀上背过去，另一只手臂背后背过去，在后背处把两手铐到一起，被人形象地比喻为“苏秦背剑铐”，是专门给态度强硬的犯人使用的，极易拉伤肌肉和导致骨折。斜背铐的人直不起腰，抬不起头，痛苦至极。整整四年的斜背铐摧残，给冯基平留下了累累伤痕，腰弯背弓，身体变了形，两腕留下永久的铐痕，让本来就患有心脏病和肠胃病的他愈加严重。但他的意志却未曾垮。专案组在向康生的报告中说：“在关押的犯人中，最数冯基平嚣张”，是“死硬的反革命”，应“判无期徒刑”！

1975年底，冯基平在秦城监狱满九年，可以说他把“文革”牢底坐穿了，与他同批的人犯中，只剩下他一个了。他被专案组从监狱直接押送到火车站，要把他送去陕西。冯基平说，我的问题没弄清，我不去！康生等对冯基平又恨又怕，留在北京不放心。于是他们说冯基平有精神病，把他押解到医院的神经科“住院”。

彭真后来得知了冯基平的情况后，赞扬说：“老冯是条硬汉子！”而手捧彭真“供词”的冯基平却说，彭真同志才是真正的硬汉子啊！

冯基平重新回到北京主持政法工作后不久，就被查出患了直肠癌。手术后，他抱病又去了秦城监狱。他要在那里预审把他关押在那里的人。他受命任参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预审工作的领导人。他每天都工作到深夜。超负荷劳作，使他的伤口感染渗血，被强行送进医院。他躺在病床上还在研究预审方案。

当两案的侦查预审工作终于结束时，冯基平的生命之火也即将亮到最后。他的病情恶化，最终不治，于1983年9月29日辞世，终年72岁。

在痛心之余，彭真亲自为《京都公安局长冯基平传》题写了书名。

发稿编辑/姬鸿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