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铎

(1.遵义师范学院 栋青分院；2.遵义师范学院 黔北文化研究中心，贵州 遵义 563002)

《全黔国故颂》(简称《国故颂》)是黎庶昌收录编撰的一部贵州从汉到清历史名人的专题资料集*注释：本文引文未出参考文献者，均见《全黔国故颂》稿本。。全书仿方志人物传体例，分名臣、忠义、循吏、儒林、文苑、孝友、货殖、方技、列女、土司、奸臣十一类。加上附录共收录一百三十五人，约69万字。除抄录了有关传主的各种资料外，还增加了以赋体形式对所收人物立身行事及功业德行、学术、文学成就作的概略评述的“颂”。由于现存全书是以稿本存世，并未完成，黎庶昌撰写有颂的仅何腾蛟、莫友芝、周起渭、谢三秀、盛覧、郑珍、陈法、李渭、尹珍、舍人、朱万年、申祐、唐树义、杨芳、刘清、李世傑十六人，土司部分为合颂，其余115人尚无颂，但稿本中有的人物在结尾有颂字而无具体内容，显然是尚未来得及写颂。

《国故颂》稿本民国时为凌惕安收藏，在民国《贵州通志》修撰时，部分被采入。1949年后，纳入贵州省博物馆特藏部。2011年，遵义市政府和政协编辑《遵义沙滩文化典籍丛书·黎庶昌全集》，始由笔者根据摄影照片进行了点校整理，并依其体例进行了编辑。本次点校，由于部分内容黎庶昌在抄录时并未严格照抄全书，为保存全书面目，一仍其旧；对黎庶昌抄录时明显的错误，则尽力寻找所引原书以校勘，出以校勘记，并注明校勘所用版本及来源。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国故颂》编撰的时间，应是在黎庶昌光绪十一年回家丁忧和第二次使日期间。书中收入的华联辉，卒于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九日，在黎庶昌所作的《特用知府华君墓志铭》中，有“其弟国英，别有行略，余采入《黔故颂》，不悉书。”[1]之语，虽无法确知黎庶昌撰写墓志铭的时间，但华联辉为遵义人，其时黎庶昌丁忧在家，无公务缠身，所作应隔时不远。到光绪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复陈田函曰：“黔故之作，粗有端倪。”可见全书收集工作已大部完成。日本西岛醇在明治二十三年(清光绪十六年)十二月所撰的《何忠诚公事迹跋》中说：“大清国节使黎公莼斋先生观醇所作《岳忠武文钞跋》及《文谢文钞跋》诸篇，以为佳。使随员孙君君异以书来，曰：‘子之文甚佳，子亦知我中国尚有第二文信国乎？’因更出《全黔国故颂》一册，令醇读之。醇拜受，急盥手披读，乃何忠诚公事迹也。”证明“何腾蛟”部分已经编定。而黄彭年于光绪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在任病故，《黔故颂》收入鹿传霖吁恳宣付史馆立传疏，及李鸿章、张之洞、谭继洵联署的要求为黄彭年及其子黄国瑾宣付史馆分别立传的奏疏，而其它内容一附阙如。光绪十七年初，黎庶昌任满回国，由于受到保守派的阻挠，被任命为四川川东兵备道兼重庆海关监督。光绪二十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和重庆大火，对黎庶昌刺激很大，以至神经失常，不得已回到沙滩老家养病。对《全黔国故颂》的编撰就停止了，从书中未收录光绪十七年后的文章足资证明。遗憾的是只为后世留下一部残缺的著作。

(一)

在复陈田函中，黎庶昌阐述了编撰《国故颂》的原因，他说：“黔中记载寥寥，又乏笃古好事之徒，虽有丰功伟略，奇节至行，生前叹慕敬仰者已不为不多，一旦身殁之后，捃摭无人；既有，而文艳弗彰，不足以震耀远近。数十年后烟消云散，姓名遂与草木同腐，此仆所为发愤也。即如李恭勤、杨果勇侯，岂非一代绝大人物，而黔人无一文之载，一事之书，其他又何言！拙撰黔故厝意，多在本朝，实欲总集事实，为异时国史张本，故持例稍严，非可坿入史传之人不载。就地方志乘而论，遗漏实多，黔诗后编正好弥缝其阙，将来二书并行，方臻美备。”[2]对黔中文献阙如、贤达不彰的现状，不仅仅是黎庶昌一个人的忧虑，在黎庶昌之前，就有若干贤达曾经表达过。丘禾实在《黔记序》中就曾概叹：“第窃地之重人以山川，而人之重地以文献。黔自国朝始为冠带，文献阙焉，地奈何得重？余考乡先辈，非无崛起于时者，旋就湮没，载稽故府牒及列郡乘，俱散漫磨灭不可读。夫无以表章之，听其湮没，皆黔士大夫之过也。”[3]阎兴邦在康熙《贵州通志序》中谈到贵州修志之难，列举了星野难齐、典籍难稽、政治难详、风俗难同、户版难稽的“五难”。认为“积此五难，遂成三惑：夜郎与遵义同疆，兴古与曲靖错壤，为梁为益，分轸分参，则惑于地；牂柯遥隔于番禺，紫池沿伪于贵县，舞无音淆，兖充宛异，则惑于书。晋置宁州，何以刺史不莅黔土?唐增都督，何以粹夷别属剑南?则惑于官”。[3]正是源此，卫既齐在康熙重修《贵州通志序》中明确地表达了对此的看法：“余独于名宦、乡贤二者，亲为考校。见夫通志多略，《黔记》多详，余则微长片善必谨志之，有宁失之详者。盖以贵州之名宦、乡贤非他省可比也。……天下之乡贤众矣，循名核实。岂容漫膺？而或因氏族之贵显，或因志铭之粉饰，滥竽其间者，有之。贵州风犹近古，务质朴，耻夸诈，虽有硕德懿行，恒隐而不扬；加之數罹兵燹，文獻落落，耳目睹記，勢難久遠，至有子若孫不能記其祖父姓名官爵者。其间所登，不过存什一于千百，尚有挂漏之叹。矧可见而不收，收而不详乎？”[3]

正是由于史料匮缺，名贤不彰。黎庶昌《国故颂》的收集，本着表彰名贤，为国史张本，力求贵州有更多的贤人志士入国史的原则，厚今薄古，“故持例稍严”。对在历史上能震古烁今的人物，更是不遗余力追求事无巨细，囊括殆尽。

查缺补漏，对地方文化有贡献者，即使未能作出经天纬地的贡献，完全不能进入国史，甚至方志不载，黎庶昌仍予以收录，并不吝篇幅。如该书收录的杨琏之，由于《松桃厅志》修于道光十五年，其时杨琏之应未辞世，按生不列传的原则，所以在志书中查找不到任何有关杨琏之的资料，在“艺文志”部分也未收录杨琏之的任何作品。《铜仁府志》修于光绪年间，并记载了许韵兰、骆冰梅、喻桂云、申辑瑛、喻惠若、周绍轩妻梅氏等女性诗人，收录了她们的部分作品，但惜乎无杨琏之的片言记载。而且，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也无传，杨琏之是乎也没有文集传世，因而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也未见著录。方志未著录，史籍无考，连在互联网上收索杨琏之，仅有古籍图书网的“古籍图书信息展示”有“杨诚村六旬寿言”一条，但具体情况不明。《国故颂》在“列女”门不仅为杨琏之列专条，收入杨琏之《上果勇侯书》、《集王字圣教序诗一百首》近6000余言，使贵州一位才华横溢的女诗人作品得已保全，还收录了杨芳《杨琏之集圣教序记》，使我们对杨琏之的生平事迹略有了解。

(二)

《国故颂》在资料收集上收罗宏富，凡黎庶昌目之所见，均尽数抄录，保存了不少珍贵史料。

如舍人，史籍记载资料仅有廖廖三条，即：《隋书·经籍志》：“梁有汉犍为文学《尔雅》三卷，亡。”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尔雅》犍为文学注三卷。”本注：“一云犍为郡文学卒史臣舍人，汉武帝时待诏。阙中卷。”非常简略，再无蛛丝可寻。《国故颂》全文收录了郑珍在《遵义府志》中所作的考证和评价，《大定府志》的评价及《大定府志·学制略》对郑珍论点的反驳，从而使读者能全面客观地了解舍人研究的全貌和其对犍为学术发展的意义。并且收录了郑珍的《汉三贤祠记》，目的是表彰先贤，让黔中士子明白汉学渊源。作为第一个为《尔雅》作注的学者，舍人无疑是黔中汉学先驱，但舍人所撰的《尔雅注》，到梁时已散失。清代汉学大盛，有一些学者广搜古籍，从中拣出舍人的注文，重新辑成《犍为文学尔雅注》。现存者有吴县余萧客本，宝应刘玉麐本，江苏武进臧庸本，江西金溪王谟本，山东历城马国翰本，扬州女士叶心兰本，贵州桐梓赵旭本。赵旭《辑犍为文学卒史尔疋注稽存》，共 213条约6400字，内容比余萧客、王谟等人的辑本更充实。但由于未能印刷出版，手稿已难觅踪影。黎庶昌与赵旭同时人，且私交甚密，在编撰《国故颂》时，乃将其全数抄入，使此书得以存世，为舍人《尔雅注》的研究提供了材料。还收录自己写作的《跋赵晓峰学博辑犍为文学〈尔雅注〉》和郑知同《犍为舍人〈雅注〉稽存序》二文，是目前所见研究舍人最全最佳的资料集，黎庶昌为古文献的保存极尽所能，并进一步为读者提供更广泛研究思索的资料，拓展读者的思维空间。

再如何腾蛟，在南明时撑持危局，为永历帝肱股大臣，后殉难于湖南湘潭，黎庶昌赞誉为文天祥第二，为贵州著名历史名人。因清初何腾蛟事颇涉忌讳，记载不详，现存记载主要见于《明史》。莫友芝编《黔诗纪略》，就苦于资料难寻，黎庶昌在《何忠诚公编年纪略书后》中说：“往时独山莫友芝子偲撰黔诗，于邦人事搜讨甚力。私怪何公忠诚为有明一代臣节劲殿，其事迹自史传外罕有能举轶者。” 而黎庶昌收集的何腾蛟资料达5万6千余字。即有《明史列传》的《何腾蛟传》和《御批通鉴辑览》等官修史籍，又有徐鼒《小腆纪年》、《小腆纪传》等私家撰述。而何腾蛟族重孙何琮历时二十年撰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先文烈公编年纪略》，近一万七千字，是何琮“因访于郡明经周先生必达、解元顾先生鼎新、业师张先生赞台，得杂稿一帙，与宋师删繁就简，缀辑成篇。后二十年，为康熙辛丑。琮徃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之峡山，拜谒祖庙，抄录家谱。得钱谦益、董瑞生二公所集诸传并《明季遗闻》、《樵史》二书以归，彚成此编。”《纪略》如年谱，详尽的记录了何腾蛟从出生到殉国的一生事迹，特别是录入了何腾蛟不少奏疏，更加珍贵。后胡长新又参照史籍，详加考订勘误，作了大量按语，使史实更为精准。该书莫友芝 “因就其家访之，得公从孙琮编年纪略一卷，首尾完具，足补史氏阙遗。又因以考见全州、桂林两大战绩，及主将招降不屈，从容尽节诸状。”但何琮书现已难寻，《国故颂》尽数抄入，为研究何腾蛟提供了详实的史料。不仅如此，《国故颂》还将钱牧斋《有学集·哭瞿稼轩留守相公诗》注，邓显鹤《沅湘耆旧集》按语及《祀何忠诚公于湘潭流水桥议》，莫友芝《黔诗纪略传》，张垣、董瑞生、冯苏、向日葵、陈文政所撰传，倪知化、江见龙祭文，吴光廷祠记，胡林翼《重修何中湘王墓碑记》，韦业祥《忠诚何公墓表》，彭应珠《重修忠诚何公墓记》，郑珍、黎兆勋诗全行采入。并附录何腾蛟与江见龙、倪知化小札，大埠桥口吟一律，将有关何騰蛟史料收罗殆尽。不过，黎庶昌为尊者讳，不收王夫之《永历实录》的何腾蛟传。因为在王夫之笔下：“腾蛟既奉便宜之命，骤加派义饷，兼预征一年民田税，每亩至六倍以上。不足，则开饷官、饷生之例，郡邑长吏皆以赀为进退；又不足，则开募奸人告密，讦殷富罚饷，朝宣、先璧、承胤皆效之。湖南民展转蔓延，死亡过半。” 认为何腾蛟 “两府幕宾，半无赖士，益相构煽，遂成猜离，湖南北不相协应，而瓦解之形势成矣”。[4]由此可见，黎庶昌在编写《国故颂》时的地域倾向。

《国故颂》还收录了黎安理《长山公手书年谱》、王文雄《王壮节公年谱》、王士俊《犀川制军自订年谱》摘要，特别是王士俊《犀川制军自订年谱》。由于王士俊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一方面，王士俊官声卓著，不畏惧强权。知许州，了解到“地亩为飞沙所压，履亩踏勘，约有二万余两当无粮之赋。”与太守、巡抚反复争辩，“官可不做，民命不可不恤。”卒如所请，免正额一万二千余两。任琼州知府、分巡岭西道，便着力革除官府苛敛钱粮多种弊端和各州县为迎接新任官员要送银五千两的陈规。所到地方，“必以兴利除弊，摧锄奸贪，忠精于济，百折不回。卓然为一代名臣所不愧焉！” 不论在州县还是在督抚任上，都极力提倡奖掖人才。著有《河南山东古吏治行》、《河东从政录》、《困之录》、《清流县志》等书稿行世。另一方面，在任河东总督兼任河南巡抚时，“垦荒劝捐，贻累民间。”因虚报田亩数一事被户部尚书史贻直弹劾。乾隆即位，王士俊密疏四事，被乾隆斥责为“居心巧詐，行事乘張，怙惡不悛，恣行訕謗。” 判斩监候。后诏释为民。回籍后因争占瓮安县民罗尚珍坟山，拟杖徒如律。《国故颂》节录了《自订年谱》中从雍正元年至乾隆七年的事迹，虽是一面之词，但对全面认识王士俊的功过得失颇资参考。而王士俊与罗尚珍争地中的整个司法审讯过程也为今天认识清代社情有很大的帮助。

(三)

从人物选择上，黎庶昌虽“持例稍严”，是为国史提供入史线索，选择了如何腾蛟、丁宝桢、杨芳、李世傑、王文雄等杰出人物，但也选取了部分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黎庶昌在收录人物时，眼光独特。在“儒林类”共收录了12人(其中附录3人)，李渭、汤冔、陈法、莫与俦、郑珍等固然是贵州学术、教育名家，有的著作等身，影响甚巨，如郑珍就被誉为“西南巨儒”；莫与俦更是培养了郑珍、莫友芝等学术巨匠，入“儒林传”可谓当之无愧，《清史稿》也作了收录。翟翔时官位不高，先后任贵阳训导、普安学正、贵阳教授，无著作传世。但长期监贵山书院，善于培养人才，“往时监院仅司膏火、严出入而已，其于诸生无督率之责，诸生鲜以师礼相事，亦尠以师道相亲也。翔时监院，见诸生必朂以立心制行，以圣贤为已之学自期，语谆谆不倦。门人初谓其迂，久之，默观其立身一如所言，始翕然尊信，执礼弥恭。” “翔时善教，好汲引，为南域所推重，士大夫知与不知，皆称之曰‘悦山先生’。门人举乡会试者百余，外领方面，内为翰詹者六人，居科道部曹者九人，知府以下亲民官又三十余人，所在皆有治绩。其不仕者，悉端悫谆懿，不问而知为翟氏弟子也。”就因其培养人才甚众，卓有成效，黎庶昌将之列入“儒林”，并收录了《大定府志·諸翟傳》中的翟翔时传，楊殿邦《翟悅山先生別傳》、宋劭榖《先師悅山先生事實》、劉清《翟悅山先生誄文》，使翟翔时的生平事迹、教育理念、教育成果、为人处事跃然纸上。特别是宋劭榖文详载了翔时奉母至孝和抚平安平苗民动乱的事迹，使读者对翟翔时更有了全面具体的了解，不仅知其全人，更了解到贵州教育就是由这么一些默默无闻的知识分子支撑起来的。

《国故颂》的“列女”一门收录了先络、适姑、吴复妾杨氏、林晟母蔡氏、周镇妻汪氏、迎恩桥烈女、贞烈女李杨氏、贞女刘蕙芳、张昌政母支氏、王天真、许氏八女、杨琏芝、詹节母吴氏、敖义姑，加上附录的朱射斗妻张氏、邓秉纶妾陈氏，共16人。列女的设置，始于刘向的《列女传》，正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卷七·外篇二·永清县志列女列传序例》中所说：“列女之名，仿於刘向，非烈女也。曹昭重其学，使为丈夫，则儒林之选也。蔡琰著其才，使为丈夫，则文苑之材也。”“刘向之例，列女乃罗列女行，不拘拘为节烈也。”[5]在黎庶昌选取的16人中，可称为烈女的只有吴复妾杨氏、迎恩桥烈女、李杨氏、刘蕙芳、敖义姑5人，王天真、许氏八女、杨琏芝3人是才女，周镇妻汪氏虽说可称烈女，但更多是因所创作的《雉经歌》而名世，正如郑珍《播雅》中所评曰：“氏诗虽不多着，即此八歌，不已争光日月欤！” 而先络以孝女，适姑、林晟母蔡氏因嫻於軍律，詹节母吴氏、朱射斗妻张氏因治家有道，张昌政母支氏因善育后代而入选。与清代方志大量入选烈女相比较，可见黎庶昌的视野更为开阔，并未受到封建意识形态的更多桎梏。特别是王天真和杨琏芝的入选，完全摆脱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观念，既是对汉代思想观念的回归，也是对程朱理学的超越。

作为一部记载和反映贵州历史人物的资料集，黎庶昌当然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将贵州所有人物都搜罗殆尽。甚至还有重要遗漏，如“儒林”未收孙应鳌。他在光绪十五年八月所撰的《刻孙淮海先生督学文集序》曾评曰：“能继起以昌明圣学、兴起斯文为己任者，至明乃得文恭孙淮海先生。”况且“惜其身殁之后，传业无人，明史未为立传。虽有郭青螺表章于前，田山姜扬榷于后，而遗书湮晦，行迹无存。三百年来，通人学士，几至不能举其名氏，况于黔之后生小子乎!”因此，在日本友人中村正直家获孙应鳌《督学文集》四卷，喜不自胜，“乃举而刻之。将使吾黔人士，由先生之书，以推知先生志业，讲明而昌大之，使圣学复明于时。”[1]再如“土司”不载田佑恭，杨氏诸人，在宋代，“两广岑黄，思播田杨”的民谚就可看出思州田氏和播州杨氏势力之大，影响之广，留下了遗憾。

南炳文在《方志成为明清人物文献资料宝库的原因》一文中说：“一般官修史书由于体例的限制，在容纳人物资料上往往不能太多。如纪传体史书一般只能收入一个简明扼要的讲究剪裁的传记，无法容纳表面看来十分琐细但对深入研究却十分珍贵的原始文件；编年体史书一般只能按时间顺序收入人物的主要言行，也不容易记载方方面面的原始资料；文人笔记在记载人物言行上，应当是不受体例限制的，可繁可简，也可收入极原始的文件，但由于它没有一套经过深思熟虑、刻意多收资料的体例设计，不过是随见闻所及姑且记录，因而实际上也难于收入历史人物的多种资料。”[6]这一评价，也恰当地指出了《黔故颂》的文献价值。

[1] 黎庶昌.拙尊园丛稿[M].谢尊修，黎铎点校.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

[2] 黎庶昌.黎莼斋先生信稿[Z].光绪年间成都刊本.

[3] 龙尚学.贵州地方志序跋凡例选录[Z].贵阳：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内部印刷本.

[4] 王夫之.永历实录 [M].欧建鸿等校注.长沙： 岳麓书社，1982.

[5]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

[6] 南炳文.方志成为明清人物文献资料宝库的原因[J].北京：中国地方志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