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玲玲

(德州学院，山东 德州 253023)

我国高教理论界对于高等教育功能的集中研究，则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有学者将我国高等教育功能分为育人功能和社会功能两大类。育人功能即指培养人才，促进人的身心的全面发展；社会功能即指高等教育对社会的作用，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几个方面，其中调整社会人才结构和流动的功能被广大学者关注和深入研究。关于这一问题，我国高教理论界的初步共识是：在从精英教育时期向大众化教育时期的发展过程中，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已呈现出明显的弱化倾向。

一、我国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关系的历史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历史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和1999年的高校扩招为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节点。

1949-1977年间我国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受国家各项制度和政治运动影响较大。建国初期，我国开始逐步实行全国统一命题、招生和录取工作，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分配提出了“统一计划、统筹兼顾”的方针，由政府统一分配工作。大部分人毕业后基本上都是干部待遇，农民青年跳出了“农门”，许多青年工人也从“工人”转为了“干部”。一些人被分配到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岗位上，经过个人努力，后来成为该领域的专家、学者。但在20世纪60-70年代这段特殊的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曲折，有些青年甚至因为“拥有知识”而变成了社会最底层人员。总体来说，这一时期是我国近代社会以来下层工农群众向社会上层流动最快的时期，但当时的高等教育不是社会流动的主要渠道，“上大学改变命运”并不是社会的共识。

1978-1999 年是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关系最为紧密的时期。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这两大历史事件极大地影响了高等教育和社会流动的关系。“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是20世纪80 年代至90 年代初最为流行的口号。当时国家包分配，基本上每个大学生毕业后都能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大部分人进入了国家行政机关、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成为了单位骨干。20世纪中后期，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稳步推行，委培生、自费生开始出现并逐渐增多，社会上出现了第一波“大学生就业难”。 政治权力、经济财富和社会关系开始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作用，“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开始成为流行语。总体来说，这个时期高等教育促进个体上升性社会流动的动力作用有减弱趋势，但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的神话还没有破灭。

1999年至今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趋向松散。1999 年我国高等教育开始扩招，据统计，2002 年高等教育共招本科、高职(专科)学生542．82 万人，在校大学生超过了2000 万人，毛入学率达到15%。中国的高等教育已实现从精英阶段向大众化阶段的过渡，种种原因致使一部分学生处于“毕业即失业”的状态，民众开始仅仅把高等教育看作社会流动的渠道之一，打工、才艺、创业都被个体看作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渠道。民众对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也开始转向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

二、我国艺术院校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关系的现状

由上可知，改革开放后，我国高等教育促进个体上升性社会流动的功能逐渐增强，并一度创造了“全能”神话。但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的到来，高等教育促进个体社会流动的功能相对减弱。而艺术院校高等教育的功能变迁恰是这一趋势最为典型的案例。原则上讲，高等教育应当实现其作为“竞争场”的功能，即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通过自身努力和公平竞争，都能够获得优质教育资源，进入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而艺术院校高等教育更多地承载了“制衡器”的功能，即社会底层的成员凭借自身的努力，无法像社会上层的成员那样获得优质教育资源，从而堵塞了向社会上层流动的通道。艺术院校处于社会底层的学生因资源配置的不公，被剥夺了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成为“无机会群体”。我国艺术专业学生人数很多，单就2011年而言，全国高校招生630万人，艺术专业学生就达98万。艺术院校高等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直接影响了教育公平和社会和谐，必须提上关注日程。

笔者选取了三所不同层次的艺术院校，即北京顶级艺术院校A、省会城市一本艺术院校B和中小城市二本艺术院校C，结合访谈法，投放调查问卷。考察内容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关注点在艺术专业学生中工农子弟的社会流动情况。问卷内容涉及三方面：①近3年来工农子弟在这些高校学生中的比例。②工农子弟在这些学校中的生存状态，包括学习情况、生活情况、社会实践情况、校园文化社团情况、人际关系、心理状态、人格状态、人生价值的期待等情况。③工农子弟的去向。包括中途退学情况、考研情况及就业情况。第二部分关注“艺考热”形成前后艺术院校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关系的比较。自从1999年我国高校扩招以来，艺考发展迅速，出现了艺术考生如过江之鲫、艺术学院如雨后春笋、艺术招生人山人海的“艺考热”。通过校友录调查等多种渠道了解上述艺术院校1998年毕业的工农子弟的学生基本情况和就业情况，比较扩招前后“寒门焦虑”的不同程度。共发放调查问卷3000份，收回有效问卷2214份，基本验证研究假设：1.艺术院校的工农子弟通过高等教育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几率极小，艺术院校高等教育加剧阶层固化。2.扩招前后，由于工农子弟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并无明显提升，相反，社会高层子女完成了上述资本的大幅积累，这一现象致使工农子弟“鲤鱼跳龙门”的通道更加逼仄。

高校毕业生的社会流动影响因素包括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其中先赋性因素包括出身门第、家庭关系、继承的财富等；后致性因素指的是个人通过后天努力所获得的素质、知识、技能、成就等因素。合理的社会流动要求社会流动符合自致性原则，自致性原则意味着影响社会流动的决定因素应当是后致性因素，即人力资本起决定作用。但对三所不同层次的艺术院校的调查结果却表明：先赋性因素是影响艺术院校学生社会流动的主导因素。

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是先赋性因素的关键指标。在对家庭社会经济背景的研究中，不同的学者构建的测量指标不同。本研究确定了父亲职业地位、父亲受教育程度和父母月收入这三个考量因素。因为根据社会学的调查，在我国，父亲职业地位基本上全部高于母亲职业地位，父亲的职业代表了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本；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明显地高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父亲的文化水平代表了家庭拥有的文化资本；家庭的经济收入代表了家庭拥有的经济资本。上述诸资本对艺术生社会流动的影响具体表现为：

1.家庭经济资本是影响艺术院校高等教育起点公平的主要因素。众所周知，高投入是艺术生的普遍现象。据统计，2006年一趟艺考的开销就平均在2万元以上，除了支付吃住和数个学校的报名费、资料费之外，还得花大把的钱参加各种辅导班，或者私下请老师“一对一”授课。钢琴老师1小时学费为100元；指导视唱、练耳1小时至少要付80元；声乐老师1小时200元；影视表演课的老师更贵，1小时要价500元……上述问卷调查中，A校、B校、C校艺术生中属中上社会阶层的人数比例分别为96.02%，93.17%、89.94%，这意味着：一方面，社会中上阶层子女享有更高比例的艺术院校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而中下阶层子女拥有较少的艺术院校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另一方面，社会中上阶层子女拥有更高比例的高质量艺术院校入学机会，而社会低层子女拥有的高质量艺术院校入学机会比例偏低。

2.家庭文化资本较多地影响了艺术院校高等教育过程的公平。通过对艺术生参加社团活动、兼职情况、党员身份的问卷调查结果分析，我们发现艺术生家庭的社会分层也极大地影响了其高等教育过程中的诸环节。家庭的社会分层越高，参加社团、申请入党的积极性越高，兼职人数越少。与家庭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相比，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更多地影响着教育过程的公平。这种文化资本作为一种通过继承而得来的语言和文化能力，不像经济那样容易受到外界干扰而波动较大，具有更强的代际传递性。它不仅对艺术生的学习成绩具有潜在的影响，而且影响着他们的价值观、能力培养、教育资源的占有度等。单就大学校园里的社团活动而言，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注重鼓励孩子培养特长、提升人际交往能力、团队管理能力等素质。反之，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低，越忽视有关能力的培育，致使学生即使参与也只能成为“边缘人”。

3.家庭社会资本对艺术院校高等教育结果公平的影响显著。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出现的“拼爹”现象在艺术院校中的表现尤为突出。本身由于“圆一个明星梦”、“曲线上大学”、“盲目扩招”等因素形成的“艺考热”已经造成了艺术生就业率几近最低的现状，人力资本的竞争力微乎其微。种种非人力资本因素对于社会流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家庭的社会资本明显表现出对人力资本的排挤和替代。单从就业信息的获取渠道而言，就存在阶层差异。来自中下层家庭的艺术生，他们的就业信息更多是从学校就业中心的网站和招聘网站上获取的，而中上层家庭的艺术生，他们不仅从学校就业中心网站和专门的招聘网站获取信息，而且更多地通过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或者地方电台、传媒等获取招聘信息。社会关系网成为影响其就业层次的关键因素。

三、改善艺术院校高等教育与社会流动关系的对策

尽管“艺考热”持久不衰，但考上顶级艺术院校的工农子弟的比例低得令人惊讶。即使有少量入围者，在其高等教育的过程和升学就业等阶段也逐渐被逼入了“无机会群体”。弱势群体希望进场，却遭到排斥；虽已进入场内，却难以被场内接纳；表面进入场内，实际却游离在场外；物理场上已进入场内，意义场上却并不在场。对这一现状改善路径的探讨是推动教育公正建设、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重要一环。

当前我国教育政策体系中，发展性、限制性政策居多，而补偿性政策偏少，易造成教育领域中的利益分配失衡。因此，教育补偿是整体收益最大化的合理选择。所谓弱势补偿机制，是指针对弱势地区、学校和弱势群体进行补偿，以弥补其由于不利地位和处境所造成的教育损害。既包括对弱势教育地区和教育机构的补偿；又包括对弱势群体因经济状况、出身、社会地位、文化背景等因素所造成的差异而进行的补偿。对于教育补偿，世界其他国家已经有一些不错的经验。美国建立了“弱势群体教育公平救助系统”，实施过教育过程的“反歧视”、“HEADSTART”计划、免费午餐计划、残疾儿童补偿计划等。英国设置了“教育优先区”，把教育机会平等的内涵扩展为使处在社会经济不利地位的学生得到补偿文化经验和教育资源不足的机会。继英国后，法国也于20世纪80年代实施了“优先教育区”政策，对确定为优先教育区的地方采取特别政策，于经费、师资、设备等方面予以特别支持。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也尝试了一系列教育补偿措施，“东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西部贫困地区学校工程”、“大中城市学校对口支援本地贫困地区学校过程”、“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等措施都取得了一定成效。新时期以来，鉴于艺术生收费高、投入大、就业难的现状，建议在教育补偿方面尝试以下举措：

1.考虑设立艺术生中弱势群体的补偿项目。在具体实施操作上，可借鉴国际组织援助教育项目的相关做法，成立中介机构，加大对项目的干预力度。中介结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一方面可以相对公正客观地监控、评价项目的运作和实施，另一方面，它作为一个桥梁，可以加强资助者、受益者、决策者的多方交流，共同参与项目的实施和改革，改变利益相关者的缺席状态，从而使援助更贴近弱势群体的实际问题。

2.健全高校补偿性的奖助制度，加大艺术生中弱势群体的受惠比例和额度。一方面，政府牵头，扩大社会优势阶层、优势行业、优势群体、优势个体对高等教育的义务和贡献，拓宽渠道，完善对经济困难学生的“奖、贷、助、补、减、免”等资助政策。另一方面，在高校实行“高收费、高资助”的政策，根据学生家庭收入状况，结合就读专业收费标准，加大艺术生中经济困难学生的受惠比例和额度。并疏通社会勤工俭学的渠道，由政府和大学提供适应艺术生特点的勤工俭学岗位。

3.逐渐从简单的临时救火式的救助性补偿向开发性补偿调整，最终形成弱势补偿的“造血机制”。艺术生由于自身专业特点，不仅是经济资本影响了其上升性的社会流动，自卑心理、偏执心理、自我管理能力等问题都是致命因素。所以在注重经济补偿的同时，要注重智力开发、观念提升、思维训练、科技扶持、能力训练等环节，增强他们与主流社会和文化接触的机会及其被主流社会接纳的技能，使弱势群体摆脱贫困文化和心理的束缚，尽快形成自我积累、自我吸收、自我发展的能力。帮助艺术生中的弱势群体在获得经济补偿的同时，通过资本转化的形式，把握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获得机会，从而促进他们实现合理有序的社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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