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元锋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论“嘉祐四友”的进退分合与交游唱和

陈元锋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王安石、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号称“嘉祐四友”，他们在嘉祐中结交游集，熙宁中同时进入朝廷权力中心，因政治立场的对立而产生分化。“四友”具有素朴简淡、不慕纷华的文化性格，在科举改制问题上，均属取消诗赋一派，但司马光等人对荆公新学之专断与驳杂则持批评态度。“四友”在诗坛的交游酬唱始末与其政治上的进退分合轨迹正相吻合，可以清楚地分为嘉祐、熙丰两个阶段。汴京的文学生态因新党专权而恶化，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及范镇退居洛阳、颍昌等地，却获得了难得的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他们优游山水园林，诗酒雅集，闲吟代替了讽谕，林泉高致掩盖了朝堂纷争，仍曲折透射了政治干预文学的阴影。

“嘉祐四友”；熙宁；元丰；交游唱和

徐度《却扫编》载：“王荆公、司马温公、吕申公、韩公维，仁宗朝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燕终日，他人罕得而预，时目为嘉祐四友。”[1]（卷中，p773）司马光（1019-1086）与王安石（1021-1086）、吕公著（1018-1089，）、韩维（1017-1098）四人年辈相若，与这一交游圈关系密切的还有范镇（1009-1088）。他们于嘉祐年间开始崭露头角，深相知许，交游甚密。进入熙丰时期，在王安石及其新党把持熙丰政坛、文坛话语权的情势下，旧党人士多被贬退，曾经的“嘉祐四友”也产生隔阂，走向分裂。本文重点关注“四友”熙丰时期重要的政治与文学活动，考察其出处进退、分合聚散的生活轨迹，借以管窥北宋中叶文人群体构成之特点及文学与政治之关系。

一、“四友”之相知与分化

“四友”之间相知甚深。比如司马光与王安石，两人同为群牧判官、同修起居注，同为翰林学士，有意思的是，两人均是五辞而受修注官，司马光在辞状中即引王安石为例，他说以前朝廷一有任命，自己便黾勉从事，“及睹王安石前者辞差修起居注，章七八上，然后朝廷许之。臣乃追自悔恨，向者非朝廷不许，由臣请之不坚故也……如臣空疏，何足称道？比之安石，相去远甚……乃与之同被选擢，比肩交进，岂不玷朝廷之举，为士大夫所羞哉？”（司马光《辞修起居注第四状》）[2]（卷一七，第三册，p46）司马光的道德也为王安石所敬重，陆游曾记载：安石之子王雱熙宁初于京城觅居所时，曾表示愿与司马光为邻：“大人之意，乃欲与司马十二丈卜邻，以其修身齐家，事事可为子弟法也。”（陆游《跋居家杂仪》）[3]（第223册，p17）在文学上，司马光曾参与嘉祐四年（1059）由王安石首创的《明妃曲》唱和，王安石还曾邀司马光和其《巫山高》诗。同样，即使在政治上分裂之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义文章始终都非常推许，对其变法中举措失误与用人不当也深为惋惜。王安石与吕公著素相厚，据《邵氏闻见录》载：“吕晦叔、王介甫同为馆职，当时阁下皆知名士，每评论古今人物治乱，众人之论必止于介甫，介甫之论又为晦叔止也。”他平生待公著甚恭，曾屡屡表示：“师友之义，实有望于晦叔。”“吕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晦叔作相，吾辈可以言仕矣。”[4]（卷一二，p125）至于司马光与吕公著及范镇三人，尤有兄弟之谊，莫逆之交始终如一。韩维既与安石雅相厚善，也与司马光为平生交。

熙丰时期不同政治力量间的角力与学术思想的交锋，主要围绕新法和新学展开，由此划分为新党与旧党两大阵营。王安石及其新党主持熙丰朝政，旧党大臣多被贬退，“四友”进退浮沉的政治命运映现出了新旧党争的基本态势。

“四友”在仁宗朝即为朝廷大臣所看重，巧合的是，他们均于熙宁初进入翰苑，成为神宗朝第一批翰林学士。吕公著治平四年至熙宁二年（1067-1069）为学士，元丰元年曾除翰林学士承旨，恳辞未受。司马光治平四年至熙宁三年（1067-1070）在学士院。王安石亦于治平四年至熙宁二年拜翰林学士，实际上熙宁元年四月始入京任职，熙宁二年二月即为参知政事。韩维熙宁二年至五年（1069-1072）入院，熙宁七年（1074）复入翰苑为承旨学士。熙宁三年前，与“四友”同为翰苑同僚的还有承旨王珪（治平四年至熙宁三年）、学士冯京（熙宁元年）、范镇（熙宁元年至三年）、郑獬（治平四年至熙宁二年）、滕元发（熙宁二年）等人。熙宁翰林学士可以说集中了嘉祐以来最优秀的文章才俊，而以“四友”最为神宗倚重。如司马光与吕公著，据说神宗曾向时任御史中丞的王陶询问时政：“会以司马公光、吕公公著为翰林学士，上问：‘此举如何？’对：‘二人者，臣常论荐之矣，用人如此，天下何患不治乎？’”（范镇《王尚书陶墓志铭》）[3]（第40册，p316）周必大跋司马光与吕公著同除翰林学士的告词载：

神宗皇帝天纵将圣，焕乎其有文章。即位之三月，首擢司马文正、吕正献为翰林学士……惟二公道德文学冠映本朝，故其进用大同者三：在仁宗时，力辞知制诰，并改次对，入侍帏幄，同乎初也；右文初政，并升翰苑，同乎中也；泰陵嗣服，俱在揆路，同乎终也。追观前世名公卿同时被遇者固多，至于更历累朝、名位均一如二公则鲜矣。（周必大《跋司马温公吕申公同除内翰告》）[3]（第230册，p280）

此外，韩维以神宗藩邸旧僚而受宠任，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更超越普通的君臣关系。

正值中年的“四友”于熙宁中同时进入朝廷权力中心，然而，一场空前的政治改革风暴，使“四友”走向了决裂。

熙宁二年三月，王安石以翰林学士越次入对，随即被任为参知政事，开始全面推行新法，昔日的相知、好友纷纷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构成强大的反对力量，司马光则被王安石视为“为异论者立赤帜”的人。[5]（卷七八“熙宁三年二月甲戌”，p456）事实确实如此，司马光利用翰林学士兼侍读、谏职等身份，连续发出不同的声音。熙宁三年，司马光连上《与介甫》三书，全面批评新法和王安石之专断刚愎，言辞切直，王安石则对司马光所列“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等罪名给以针锋相对的回应（《答司马谏议书》）。[6]（卷三六，p1233-1234）光又上《奏弹王安石表》，奏称“参知政事王安石，不合妄生奸诈，荧惑圣聪”；“首倡邪术，欲生乱阶，违法易常，轻革朝典，学非言伪，王制所诛，非曰良臣，是为民贼。而又牵合衰世，文饰奸言，徒有啬夫之辨谈，拒塞争臣之议论”；声称“臣之与安石，犹冰炭之不可共器，寒暑之不可同时”。[2]（附录卷二，第六册，p92-93）两人的矛盾迅速升级，已不可调和，光遂力求去职，于熙宁三年九月罢翰林学士，以端明殿学士出知永兴军，安石则加同平章事。熙宁四年四月，司马光判西京留司御史台，自是绝口不论时事，闲居洛阳十五年，远离汴京政治中心。同一时期，其他反对新法的学士朝臣也相继出外：熙宁二年，郑獬因不肯用按问新法，为王安石所恶，出知杭州（《郑獬传》）；[7]（卷三二一，p10419）吕公著因论青苗法出知颍州（《吕公著传》）。[7]（卷三三六，p10774）熙宁三年，范镇上疏极言三司条例司不可，“介甫大怒，自草制书，极口丑诋，使以本官户部侍郎致仕”（司马光《范景仁传》）。[2]（卷六七，第五册，p218）其他如御史中丞吕诲罢知邓州，张方平除南都留台，富弼西京养疾，刘恕归南康，“三舍人”（宋敏求、苏颂、李大临）被罢，苏轼通判杭州。

韩维在“嘉祐四友”中比较特殊，他是嘉祐至元祐四朝名臣，熙宁中两拜学士并为承旨。神宗因其为藩邸旧臣而知之尤深，屡欲大用，会王安石用事，变更旧法，维议国事始多异同，故被阻。熙宁三年孔文仲试制科对策入等，以直言时事被王安石罢黜，维连上五章，进言：“陛下无以文仲为一贱士尔，黜之何损？臣恐贤俊由此解体，忠良结舌，阿谀苟合之人将窥隙而进，则为祸有不胜言者矣。”（《韩维传》）[8]（卷五八，p364）由是而贬外。元祐元年（1086）为门下侍郎，“司马光与维平生交，俱以耆德进用，至临事，未尝一语附合务为苟同，人服其平”（《韩侍郎维传》）。[9]（下卷十七，p796）时议欲废《三经义》，韩维以为安石经义宜与先儒之说并行，不当废。绍圣中入元祐党籍。韩维在政治上独立不倚，持论公平，不愧“嘉祐以来为名臣”的称誉。他出身于著名的桐木韩氏家族，韩氏三兄弟皆官居高位，《宋史》本传比较说：“（韩）亿有子位公府，而行各有适。绛适于同，维适于正，缜适于严。呜呼，维其贤哉！”（《韩维传》）[7]（卷三一五，p10313）

由于王安石的政治作风过于强硬专断，刚愎执拗，为顺利推行新法的实施，大力排斥异己，“于是吕公著、韩维，安石藉以立声誉者也；欧阳修、文彦博，荐己者也；富弼、韩琦，用为侍从者也；司马光、范镇，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遗力”（《王安石传》）。[7]（卷三二七，p10547）其初入政坛时的座主、僚友、知交，均因不能附合其政治立场而被纷纷贬黜或引退。曾经的青年才俊组合“嘉祐四友”未能成为坚定的政治盟友，而不得不走向解体和绝交。

二、“四友”之科举观与文化品格

随着司马光、吕公著、范镇、韩维等人相继贬退及其与王安石的分裂，旧党在翰苑、经筵、政府的话语权逐步丧失。但熙宁时期在变法问题上严重对立的“嘉祐四友”，其科举变革思想却有着高度的一致。熙宁二年，时任参知政事的王安石进《乞改科条制札子》提出改革纲领：

伏以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而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今欲追复古制以革其弊，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庶几可复古矣。[6]（卷五，P154）

四月，朝廷诏：“四方执经艺者专于诵数，趋乡举者狃于文辞……今下郡国招徕隽贤，其教育之方，课试之格，令两制、两省、待制以上、御史、三司、三馆杂议以闻。”贡举制度纳入变法的议程，其时“议者多谓变法便”（《选举志》）。[7]（P3616）但当时的讨论还是引发了针锋相对的争议，大体可分两派，翰林学士除王珪外基本与王安石保持了一致。司马光的奏状认为：“臣窃惟取士之弊，自古始以来，未有若近世之甚者也。何以言之？自三代以前，其取士无不以德为本，而未尝专贵文辞也。”他批评唐代以来以诗赋论策取士的不合理：“进士初但试策，及长安、神龙之际，加试诗赋。于是进士专尚属辞，不本经术，而明经止于诵书，不识义理，至于德行，则不复谁何矣。自是以来，儒雅之风，日益颓坏。”“国家从来以诗赋论策取人，不问德行，故士之求仕进者，日夜孜孜，专以习赋诗论策为事，惟恐不能胜人。”科举旧制造成士风、学风的颓败，他建议实行保举之法，由朝臣荐举“学术节行”优秀者，择优召试，“进士试经义策三道，子史策三道，时务策三道，更不试赋、诗及论……对策及大义，但取义理优长，不取文辞华巧”（《议学校贡举状》）。[2]（卷三九，第三册，P552-558）吕公著认为取士的根本在学校，现行的教育制度与取士制度都需要变革，但“可以渐去而未可以遽废”。至于进士科，他指出：“按进士之科，始于隋而盛于唐。初犹专以策试，至唐中宗乃加以诗赋，后世遂不能易。取人以言，固未足见其实，至于诗赋，又不足以观言。是以昔人以鸿都篇赋比之尚方技巧之作，此有识者皆知其无用于世也。臣以谓自后次科场进士，可罢诗赋而代以经，先试本经大义十道，然后试以论策。”（《答诏论学校贡举之法奏》）[3]（第50册，P 281-284）韩维的建议是“罢诗赋，更令于所习一大经中（原注：“令人通习某经。”）问大义十道，但以文辞解释，不必全记注疏”（《议贡举状》）。[3]（第49册，P154）而学士承旨王珪的建议甚为简单，仍主张“若乃贡举以诗赋策论取人，盖自祖宗以来，收揽天下豪俊，莫不用此，臣不敢轻议”（《议贡举庠序奏状》），[10]（卷七，P73页）略无新意。

当时对贡举改革持异议的代表是任直史馆的苏轼，他主张保持现状，“臣以谓今之学校，特可因循旧制”，因为“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苏轼针对当时司马光诸人“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的建议，认为诗赋策论之废存难以从有用无用的角度来判断，“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他否定了考试内容对培养政事能力的功用，“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而经义策论，其为文易学，但“无声病对偶，故考之难精”，“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因此现行的考试制度，已证明其行之有效，不必另行更张（《议学校贡举状》）。[11]（卷二五，P723-726）苏轼的奏状并非为诗赋辩护，而着眼于取人的角度，从逻辑上看并不比司马光等人的奏状缺少说服力，因此一度也打动了神宗，“帝读轼疏曰：‘吾固疑此，得轼议，释然矣。’”（《选举志》）[7]（P3617）但通常话语权并不掌握在少数派手里，更强势的翰苑学士与执政者的认识达成了高度一致。王安石对苏轼奏状的回应直指要害：“若谓进士科诗赋亦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之士，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习，此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12]（卷九，P243-244）

翰苑词臣中的“嘉祐四友”（安石新由翰学升任副相）在科举问题上不约而同地站到了取消诗赋一派，他们的观点大同小异，其根本目的是建设良好的士风道德，倡导朴实的文风，培养政事型人才，这或许契合了“四友”身上所具有的某种共同的文化性格：四人都曾屡辞馆职、修起居注、知制诰等文字清要之职，以恬退著称，是嘉祐以来朝野推重的士行楷模。另外，其个人生活和性格似都有些“不近人情”之处，如王安石“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 （《王安石传》）；[7]（卷三二七，P10550）司马光“性不喜华靡，闻喜宴独不戴花”，“于物澹然无所好”（《司马光传》）；[7]（卷三三六，P10757-10769）“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司马光传》）；[8]（卷八七，P566）吕公著“于声律纷华，泊然无所好”（《吕公著传》）；[7]（卷三三六，P10776）韩维“好古嗜学，安于静退”（《韩侍郎维传》）。[9]（下卷十七，P790）邵伯温曾比较说：“荆公、温公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二公除修注，皆辞至六、七，不获已方受……故二公平生相善，至议新法不合，始著书绝交矣。”[4]（卷一一，P122）不可否认，“四友”前期之结交，性情气质的投合显然是重要因素之一，而他们先德行而后文艺、重应用而轻华辞、崇尚论策经义而摒弃诗赋的文化取向，从某种意义上看，也是基于他们素朴简淡、不慕纷华而又不甘现状、锐意变革、进退从容的文化性格的必然选择。因此，对于熙丰变法时期科举罢诗赋的文化决策，“四友”因其在翰苑政坛中的显要地位以及学术德行的崇高声望，他们的观点必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并非只是神宗与王安石的个人意志。

不过熙宁科举新制后来的发展确实越来越转向王安石“一道德”的步骤。熙宁四年（1071），“更定科举法，从王安石议，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士”。熙宁八年（1075），王安石上“三经新义”，颁于学官，“一时学者无不传习，有司纯用以取士。安石又为《字说》二十四卷，学者争传习之，自是先儒之传注悉废矣”（《学校科举之制》）。[12]（卷九，P242-245）荆公新学“多穿凿附会，其流入于佛、老”，又“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王安石传》）。[7]（卷三二七，P10550）至此，在“一道德”的理论框架下，完成了贡举制度的全面变革，同时也导致了学风的专制和僵化。

因此，王安石新学随即遭到了司马光等人的抵制。司马光与范镇、吕公著均排斥佛教老庄，司马光“不喜释、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司马温公行状》）[11]（卷一六，P491）其熙宁二年上《论风俗》指出：

窃见近岁公卿大夫，好为高奇之论，喜诵老、庄之言，流及科场，亦相习尚。新进后生，未知臧否口诵耳剽，翕然成风……今之举人，发口秉笔，先论性命，乃至流荡忘返，遂入老、庄。纵虚无之谈，骋荒唐之词，以此欺惑考官，猎取名第……伏望朝廷特下诏书，以此戒励内外公卿大夫，仍指挥礼部贡院，豫先晓示进士，将来程式，若有僻经妄说，言涉老、庄者，虽复文辞高妙，亦行黜落，庶几不至疑误后学，败乱风俗。（《论风俗札子》）[2]（卷四五，第四册，P122-123）

顾栋高《司马温公年谱》认为：“所谓‘好为高奇，喜诵老、庄’者，则荆公其人也。”[2]（附录卷九，P307）一代文坛宗师欧阳修于熙宁五年（1072）卒后，范镇、王安石、苏轼等人均撰文纪念。范镇《祭欧阳文忠公文》曰：“惟公平生，谅直骨鲠。文章在世，炜炜炳炳。老释之辟，贲育之猛。拒塞邪说，尊崇元圣。天下四方，学子甫定。迩来此风，勃焉而盛。如醒复醉，如愈再病。”[3]（第40册，P322-323）范镇“其学本六经，口不道佛、老、申、韩之说”（《范镇传》），[7]（卷三三七，P10790）其排斥“老释邪说”的思想与欧公一脉相承，而“迩来此风”复炽，显然直指王安石。吕公著为夷简之子，与欧阳修为讲学之友，亦致力于抵制佛老异端和荆公新学，“帝从容与论治道，遂及释、老，公著问曰：‘尧舜知此道乎？’”（《吕公著传》）[7]（卷三三六，P10774）元祐时期，公著与司马光同心辅政，光薨后，公著独当国，试图对科举制度拨乱反正，纠正王氏新学一统天下的局面，“时科举罢词赋，专用王安石经义，且杂以释氏之说，凡士子自一语上，非新义不得用，学者至不诵正经，唯窃安石之书以干进，精熟者转上第，故科举益弊。公著始令禁主司不得出题老、庄书，举子不得以申、韩、佛书为学，经义参用古今诸儒说，毋得专取王氏。复贤良方正科”（《吕公著传》）。[7]（卷三三六，P10775-10776）韩维则以为安石经义宜与先儒之说并行，不当废。苏轼一直坚持他对王安石新学的批评立场，他在熙宁二年的《议学校贡举状》中指出：王衍好老庄，王缙好佛，均导致天下风俗凌夷，“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今士大夫至以佛老为圣人，粥书于市者，非庄老之书不售也，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11]（卷二五，P725）洗涤荆公新学之弊，仍是苏轼在元祐进入翰苑后面临的重要课题。

三、“四友”嘉祐、熙宁间的汴京唱和

“嘉祐四友”在诗坛的交游酬唱始末与其政治上的进退分合轨迹正相吻合，可以清楚地分为嘉祐、熙丰两个阶段来看。

“四友”都活跃于欧阳修为领袖的嘉祐诗坛，如所周知，在文学上最为欧阳修所欣赏的是王安石，欧公曾以“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相期许。王安石唱和较多的包括欧阳修、梅尧臣、范镇、韩维、吴充、刘攽、曾巩及司马光等人，已充分展示出他作为一个年轻诗人所具有的浓厚的文学热情和出色才华。王安石对当时几位诗友的评价令人颇感兴趣：“韩侯（维）冰玉人。” （《韩持国从富并州辟》）[13]（卷十，P247）“清明有冲卿（吴充），奥美如晦叔（吕公著）。”（《寄吴冲卿》）[13]（卷十，P250）“冯侯（京）天马壮不羁，韩侯（维）白鹭下清池。刘侯（攽）羽翰秋欲击，吴侯（充）葩萼春争披。沈侯（遘）玉雪照人洁，潇洒已见江湖姿。唯予貌丑骇公等，自镜亦正如蒙倛。忘形论交喜有得，杯酒邂逅今良时。心亲不复异新旧，便脱巾屦相谐嬉。”（《和贡父燕集之作》）[13]（卷十，P257）上述诗句对诸人（“四友”中之有吕公著与韩维）的形容均具清华高逸的诗人气质，可以想见其时诗人游随雅集时忘形尔汝之兴味。安石所咏韩、吴、吕、冯、沈5人，熙宁中均成为翰林学士。又据《却扫编》载：“刘贡父旧与王荆公游甚款，每相遇必终日。”刘攽后亦任中书舍人。但后来这一唱和群体却或分或合，安石最服膺和相善的友人如刘攽、吕公著、韩维因对新法的批评而相继被黜，冯京亦因郑侠案遭李定、舒亶等陷害。

王安石嘉祐四年（1059）所作《明妃曲》引发的同题唱和是嘉祐诗坛最具诗史意义的一次诗歌活动，“四友”中唯有司马光参与了唱和。光诗云：

胡雏上马唱胡歌，锦车已驾白橐驼。明妃挥泪辞汉主，汉主伤心知奈何。宫门铜环双兽面，回首何时复来见？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乡县。万里寒沙草木稀，居延塞外使人归。旧来相识更无物，只有云边秋雁飞。愁坐泠泠调四弦，曲终掩面向胡天。侍儿不解汉家语，指下哀声犹可传。传遍胡人到中土，万一他年流乐府。妾身生死知不归，妾意终期寤人主。目前美丑良易知，咫尺掖庭犹可欺。君不见白头萧太傅，被谗仰药更无疑。（《和王介甫明妃曲》）[2]（卷三，第一册，P183）

与王安石原唱具有“翻案”的史论色彩相比，司马光之作仍以同情昭君为主调，结尾借题发挥，寄托了谗佞惑主的政治寓意，总体上表现得中规中矩。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开头提到的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巫山高》唱和，时间为嘉祐七年（1062）。《巫山高》为乐府诗题，多渲染巫山神女故事，抒写远望思归之情，王安石原作共两篇，题《葛蕴作巫山高爱其飘逸因亦作两篇》，其一曰：

巫山高，十二峰，上有往来飘忽之猿猱，下有出没瀺灂之蛟龙，中有倚薄缥缈之神宫……阳台美人多楚语，只有纤腰能楚舞，争吹凤管鸣鼍鼓。那知襄王梦时事，但见朝朝暮暮长云雨。[13]（卷九，P230-232）

葛蕴原作已不存，曾巩有《答葛蕴》五言诗云：“得子百篇作，读之为忻忻。大章已逸发，小章更清新。远去笔墨畦，徒识斧凿痕。想当经营初，落纸有如神。勉哉不自止，直可窥灵均。”给予很高的评价。司马光应约和安石诗一篇，云：

巫山高，巫山之高高不极。寒江西来曳练长，群峰森罗十二戟。清狖悲号裂翠崖，老蛟怒斗摧丹壁。轻生重利三巴客，一叶直冲高浪白。船头吟啸坐自如，仰视长天不盈尺。丛祠像设俨山椒，巫祝纷纷非一朝。云是高唐神女之所处，至今暮雨常萧萧。我闻神理明且直，兴亡唯观恶与德。安肯来从楚国君，凭依梦寐为淫昏。襄王之心自荒惑，引领日望阳台云。独不思怀王西行不复返，甲光照地屯秦军。蚕食黔中下荆门，陵园宗庙皆烧焚。社稷飘零不复存！嗟嗟若敖蚡冒将，筚路蓝缕皆辛勤。（《介甫作巫山高命光属和勉率成篇真不知量》）[2]（卷四，第一册，P220）

和作包含自然与政治两层主题，前半描写巫山险要地理与崇巫风俗，转向巫山神女传说；后半则批判襄王之荒淫无德，导致楚国覆亡，亦具有翻案意味，全诗立意命篇及语言风格都可看出李白《蜀道难》之痕迹。

《巫山高》唱和值得注意之处是与欧阳修皇祐三年（1051）所作七言歌行《庐山高》之间的潜在脉络，刘辰翁即评点安石《巫山高》：“公此诗体制，颇类欧公《庐山高》，皆一代之杰作。”[13]（卷九，P232）欧公曾自许说：“吾《庐山高》，今人莫能为，惟李太白能之。”（《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14]（《居士集》卷五，P142）安石主动邀请司马光唱和，已经具有在艺术上“争胜”的意味，而二人的唱和与欧公赋《庐山高》前后相距12年，如果说欧公《庐山高》有向李白《蜀道难》“致敬”的诗学意义的话；那么，在欧阳修主盟的嘉祐诗坛，王安石与司马光所作怪奇飘逸的七言古题乐府《巫山高》，与欧公“气象壮伟”的七言古体《庐山高》，乃至嘉祐四年诸公的《明妃曲》唱和，均具体反映了仁宗朝诗人群体自觉追踪李杜、韩愈乃至欧阳修，古体诗写作兴盛的实绩。

嘉祐八年，范镇以翰林学士知贡举，王安石与司马光同知，三人阅卷后互有唱和，范镇有《夜读试卷》诗，已佚，司马光和范镇诗云：

案前官烛堕花频，满目高文妙入神。勇气先登势无敌，巧心后发语尤新。好贤何啻三薰贵，求宝方知百汰真。愚鲁自非凭骥尾，昆山千里到无因。（《和景仁〈夜读试卷〉》）[2]（卷一0，第二册，P231）

安石作《夜读试卷呈君实待制景仁内翰》：

篝灯时见语惊人，更觉挥毫捷有神。学问比来多可喜，文章非特巧争新。蕉中得鹿初疑梦，自牖窥龙稍眩真。邂逅两贤时所服，坐令孤朽得相因。[13]（卷二九，P714）

王安石早期试院诗多次表达了对隋唐以来诗赋取士制度的看法，是他熙宁中实行以经义策论代替诗赋的贡举新制的前奏。如《读进士试卷》：“文章始隋唐，进取归一律。安知鸿都事，竟用程人物。变今嗟未能，于己空自咄。流波亦已漫，高论常见屈。故令俶傥士，往往弃堙郁。”[13]（卷一五，P372）《详定试卷》其二：“童子常夸作赋工，暮年羞悔有扬雄。当时赐帛倡优等，今日论才将相中。细甚客卿因笔墨，卑于尔雅注鱼虫。汉家故事真当改，新咏知君胜弱翁。”[13]（卷二九，P711）嘉佑八年的《夜读试卷呈君实待制景仁内翰诗》既表达了与范镇、司马光同知贡举的荣幸之感，同时对崇尚“学问”而不求“文章”新巧的取向给予赞许的评价，故李璧注“学问”二句云：“介甫常嫉举人学术之陋，屡见于文字，今稍与之。”

英宗、神宗两朝的诗坛中心渐渐形成汴京与地方的分离，诗人群体出现新党与旧党的分化。时间节点上可分为治平至熙宁前期与熙宁中期至元丰诗坛。

治平、熙宁之际，作为汴京文化中心的馆阁翰苑仍保留着正常、热烈的文学气氛。比如“四友”与王珪的唱和，王珪作为仁、英、神宗三朝学士及学士承旨，久历词职，与台阁学士文臣唱和尤多。王安石《题中书壁》诗作于任参知政事的次年即熙宁三年：

夜开金钥诏词臣，对御抽毫草帝纶。须信朝家重儒术，一时同榜用三人。[13]（卷四四，P1161）

是记庆历二年（1041）同榜三进士同膺朝廷重命的恩荣。据李璧注：熙宁三年，王安石与韩绛同拜相，王岐公为翰林学士，被召草麻。按安石已于熙宁二年拜参政，次年王珪与韩绛同拜参知政事，末句应指此。

熙宁三年王珪知贡举，司马光之子司马康与王珪、范镇、宋敏求之子同时登科，诸人于琼林苑闻喜宴上作诗相贺，范镇原唱，其诗已佚，今存光诗《和景仁琼林席上偶成》：

念昔琼林赐宴归，彩衣绿绶正相宜。将雏虽复慰心喜，负米翻成触目悲。殿角花犹红胜火，樽前发自白如丝。桂林衰朽何须恨，幸有新枝续旧枝。[2]（卷一一，第二册，P294）

自注云：“时康与禹玉、景仁、次道之子同时登科，在席。”虽然父子同登科第，一同出席天子的琼林盛宴，足为家族荣耀，但欣慰中仍流露出生活的衰惫之感。王珪的和诗《依韵和景仁闻喜席上作兼呈司马君实内翰》：

奉诏华林事最荣，门前几度放门生。三朝遇主惟文翰，十榜传家有姓名。（自注：“自太平兴国以来，四世凡十榜登科。”）碧海蟠桃和露重，丹山雏凤入云清。诗书教子终须立，箧里黄金一顾轻。[10]（卷四，P39）

通篇渲染了翰林学士作为举子座主的清贵尊荣，表现了宋人普遍的以诗书传家博取功名的文化观念。

熙宁初，王安石在翰苑时间既短，在由翰苑逐步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以后，“四友”在政治上分道扬镳，曾经的雅集唱和难以继续。但“四友”中司马光、吕公著、韩维及范镇之间始终保持着频繁的交往，与“熙宁三舍人”亦气类相投，诸人唱和亦多。只是吕公著没有与“四友”唱和的作品留存。

司马光《早朝书事》与范镇《奉和君实早朝书事》均写早朝及翰苑当直事，光诗感叹自己“素餐无小补，俯仰愧金鳌”，[2]（卷一一，第二册，P295）其时司马光与王安石的矛盾已不可调和，诗语中不无牢骚。镇诗则写因司马光请假而自己连续当直：“近来君在告，连直几番鳌。”[15]（第6册，P4260）熙宁初，范镇与司马光及“三舍人”等人屡为“东园”之游，司马光《景仁召饮东园呈陈彦升（荐）宋次道（敏求）李才元（大临）苏子容（颂）》诗写道：

去冬辱嘉招，寒风方赑屃。今秋侍高宴，晴日正澄丽。虽无花蘤繁，且有丘樊思。虽无山泉乐，暂远尘土气。仆休散城邑，马纵脱羁辔。欢呼笑言适，散诞冠带弃。殊胜禁掖严，进止有常地。[2]（卷四，第一册，P226）*东园为范镇之私园，“去年辱佳招”云云，指熙宁二年东园之游，司马光《景仁招游东园马上口占》诗：“适野自可爱，况逢佳主人。”《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一一，第二册，第274页。韩维亦有《载酒过景仁东园》诗，有句云：“顾惭文俗吏，游步蹑仙踪。”《全宋诗》第8册，第5217页。

熙宁二年，司马光曾荐陈荐、苏轼等4人为谏官；三年，“三舍人”封还李定任命词头，司马光对他们的做法表示了支持，他上疏说：“朝廷知大临等既累次封还词头，今复草之，则为反覆，必难奉诏，因欲以违命之罪罪之，使今后凡朝廷所行政令，群下无敢立异者。若果如此，则百执事之人，自非偷合苟容者，皆不得立于朝。”（《论李定札子》）[2]（卷四三，第四册，P80）正所谓人以类聚。从这首游宴诗中，则可看出两制词臣在暂时脱离与外界隔绝的“禁掖”深严生活和京华的“尘土气”之后，难得的散诞纵狂的丘樊之思，山泉之乐。现存苏颂和诗：“銮禁限沉深，鳌头雄赑屃。主人出休沐，秋色正明丽。偶为东园游，便有中林意。纵言得造适，览物增意气。风清濯烦襟，日永忘归辔。朝野本无间，簪组何用弃。未必幽栖人，识兹真乐地。”（《次韵君实内翰同游范景仁东园》）[16]（卷五，P47）“主人”正是对司马内翰的尊称，“朝野本无间，簪组何用弃”，诠释了白居易所奉行的“中隐”思想，回应了司马光诗中“进止有常地”之意。如何在无法预测的政治风波中优游进退，消解仕与隐的矛盾，确实是宋人诗中思考较多的问题。

四、“四友”熙丰间的洛阳等地唱和

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被再度罢相退居金陵以后，回归到一位诗人的身份，其诗风亦逐渐脱离了熙宁时期以意气自许的政治色彩，而创造出诗律精严、诗意含蓄的“荆公体”。其旧友司马光等人则因属旧党阵营而退居洛阳附近，以在野的姿态，开展他们的学术与文学写作活动。“四友”之间，因政治分歧而造成的友谊裂痕已无法弥合，昔日王安石与司马光等诗友游集唱和的场景不复再现。故本节重点考察“四友”中另外三位退居后的诗歌唱和活动。

熙宁三年，范镇致仕，先居洛阳，后迁许昌，司马光曾描述其萧散闲居的生活状态：“景仁既退居，有园第在京师，专以读书赋诗自娱，客至无贵贱，皆野服见之，不复报谢。或时乘兴出游，则无远近皆往。”（《范景仁传》）[2]（卷六七，第五册，P215-219）四年，司马光退归洛阳，吕公著出知颍州。五年，韩维亦因与王安石议论不合而出知襄州，改知许州（即许昌），七年，知河阳，逾年，复知许州。其间，各地相距不远，诸友或诗笺相寄，“把烛题诗寄驿邮”；或命驾相访，“命驾幸无千里远，春湖舣楫待君游”（韩维《去冬蒙君实示嘉篇懒拙不即修谢临书走笔深愧浼渎》）。[15]（第8册，P5227）范镇自许州寄诗韩氏昆仲——韩绛、韩维、韩缜：“四十年来作往还，如今那怪鬓毛斑……相将嵩少深深处，更共眠云紫翠间。”（《镇卜居许下虽未有涯先作五十六言奉寄子华相公持国端明玉汝待制》）[15]（第6册，P4261-4262）司马光从洛阳寄诗奉和说：“壮齿相知约岁寒，索居今日鬓俱斑。拂衣已解虞卿印，筑室何须谢傅山。许下田园虽有素，洛中花卉足供闲。它年决意归何处，便见交情厚薄间。”题下原注云：“景仁顷见许居洛，今而倍之，故诗中颇致其怨。”（《和景仁卜居许下》）[2]（卷一二，第二册，P349）对范镇迁许表达了惋惜之意。又寄诗慰问云：“许昌昔名都，于今亦雄藩。先贤虽已远，风迹凛犹存。况复多巨公，分义素所敦。丞相辞黄阁，学士乘朱轓。青云同禁省，白首会山樊。”（《闻景仁迁居许昌为诗寄之》）[2]（卷五，第一册，P288）韩维和光诗：“蜀公有高志，谢事久杜门。扰扰世俗务，不复挂口论。群经杂图史，拥坐如周垣。上谈千载故，莲若水注盆。客来必命酒，左右拱诸孙。”（《次韵和君实寄景仁》）[15]（第8册，P5181）颍昌、洛阳均成为退居官员汇聚的中心，两地官员更多过从游集，良辰高会，如元丰七年时司马光作《景仁将归颍昌辄为诗二十韵纪赠》：“秀发西南美，挺生河岳灵。雕龙蔚文采，老鹤莹仪形。落笔高时隽，飞緌侍帝庭。英声轶云汉，远势击沧溟。苦节专忧国，嘉谋每据经。温虽比圭璧，直不避雷霆。道胜轩裳薄，神和气体宁。忠诚怀畎亩，乐事寄林坰……贱子叨流辈，高风仰典刑。巨川容滴水，余景借流萤。久别眉俱白，重来眼更青。淹留弦与晦，游集醉还醒……异日期同传，穷泉约互铭。古今难得事，交分保颓龄。”（《景仁将归颍昌辄为诗二十韵纪赠》）[2]（卷一五，第二册，P499）高度赞扬范镇秀发英挺的文章学术，忠直忧国的政治品节，描写两人久别重逢、诗酒游集的情景。范镇与司马光相得甚欢，出处交游四十余年如一日，议论如出一口，二人曾相约：“生而互为之传，后死者当作铭。”（范镇《司马文正公墓志铭》）[3]（第40册，P317-318）结尾数句即写此约定。

司马光与范镇皇祐二年（1050）开始关于乐律问题的论辩，直到熙宁中两人分别居于许昌与洛阳时，仍时相过从，诗书往还，各执己见，龃龉难决。韩维时作诗记述：

红薇花拆萱草丹，万铃嘉菊重台莲。问公此时胡不饮，乐有至理须钻研。后夔已远师旷死，寂寞千载无其传。公穷天数索圣作，坐使绿鬓成华颠。屠龙绝艺岂世用，仪凤至业非公专。洛阳有客金石坚，持议不屈难镵镌。园收独乐会真率，以劳校逸宁非偏。古称两忘化于道，此理岂不旷且然。折花持酒待公醉，乐至无声方得全。（《招景仁饮》）[15]（第8册，P5179）

少年议乐至颠华，作得文章载满车。律合凤鸣犹是末，尺非天降岂无差。劳心未免为诗刺，聚讼须防似礼家。一曲银簧一杯酒，且于闲处避风沙。（《览景仁君实议乐以诗戏呈景仁》）[15]（第8册，P5226）

诗中说司马光在远离汴京是非之地的洛阳创独乐园，举办真率会，与范镇继续着两人长达二十余年的乐理争论，纯粹而痴迷的学术研讨成为暂时逃避政治的精神寄托和一处“避风沙”的闲静园地。

宋人笔记描述的几个雅集场景也颇能反映其时退居学士的生活状态与心态：

初，欧阳文忠公与赵少师槩同在中书，尝约还政后再相会。及告老，赵自南京访文忠公于颍上，文忠公所居之西堂曰会老，仍赋诗以志一时盛事。时翰林吕学士公著方牧颍，职兼侍读及龙图，特置酒于堂，宴二公，文忠公亲作口号，有“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之句，天下传之。[17]（卷四，P48）

此则所记是嘉祐中学士欧阳修、赵槩与熙宁初学士吕公著两代学士的颍州雅集，欧阳修于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居颍上，公著则罢翰林学士出知颍州，其实公著此时何尝不是被逐出政治中心的“闲人”？熙宁十年，吕公著移知河阳，于是司马光与范镇命驾往访。

正献公（吕公著）守河阳，范蜀公（范镇）、司马温公往访，公具燕设口号，有云：“玉堂金马，三朝侍从之臣；清洛洪河，千古图书之奥。”[18]（P370）

吕申公知河阳，司马温公、范蜀公并驾访之。此其临岐倡和词也。既去，申公榜其所馆为“礼贤堂”云。方三公同时法从，光华台阁，然名未卓然暴白。会王安石纷更法度，莫不极力争之。温公除枢密副使，以言不见听，迄不受命。蜀公年六十三矣，亦请致仕而归。安石大怒，既落职，又自为制词丑诋之。申公自御史中丞出知颍州，安石亦改制词加之罪，而天下更以为荣焉。于是翕然仰望之，如泰山北斗矣。元祐初，温公、申公对秉钧轴，而天下复安。（汪应辰《题申温蜀三公倡和词》）[3]（第215册，P189）

两则所记是熙宁三学士的河阳燕集，吕公著的燕设致语赞扬了司马光的“侍从”经历与博学素养，与欧公和赵槩的颍州聚会一样，都不约而同地强调自己“玉堂金马”的侍从身份，其中既有对这一职位的高度认同，也暗含着此刻投闲置散的自嘲。汪应辰所收藏的申（公著）、温（光）、蜀（镇）三公在河阳所作告别倡和词今均不存，司马光有诗追述了河阳之会：

蓬飞匏系十余年，并荫华榱出偶然。郭隗金台虽见礼，华歆龙尾岂能贤。浮云世味闲尤薄，寒柏交情老更坚。明日河梁即分手，人生乐事信难全。（《去春与景仁同至河阳谒晦叔……》）[2]（卷一四，第二册，P426）

流露了浮沉飘转的身世之感，抒写了处逆境而弥坚的深厚友谊。

总之，熙丰时期的洛阳俨然已成为汴京之外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又一政治文化重心，[19]以洛阳为中心，颍昌、河阳等地共同构成退居官员、隐士、学者组成的交游圈，司马光则无疑是这一在野旧党群体的领袖，他“凡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司马光传》）。[7]（卷三三六，P10767）故苏轼当时也曾寄诗咏叹道：“洛阳古多士，风俗犹尔雅。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才全德不形，所贵知我寡。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司马君实独乐园》）[20]（卷一五，P715）他们一方面优游山水园林，诗酒雅集，一方面以道义自尊，以学术相高，静观时局，失势而不失意，退居而不颓丧，是熙宁前期洛阳等地退居学士诗人群的典型心态。值得庆幸的是，当熙丰间苏轼因作诗涉嫌讽刺新法而被新党残酷地逮治入狱，汴京的文学创作已无法正常进行时，洛阳等地退居官员们却获得了难得的宽松自由的创作环境，因此，文彦博、司马光等发起组织的耆英会、真率会之类诗社活动才得以频频举行。虽然闲吟取代了讽谕，林泉高致掩盖了朝堂纷争，但仍曲折地透射出政治干预文学的阴影，只是这样特殊政治格局下的文学景象，在元丰以后的贬谪文臣中也很难重现了。

相同的文化品格和性情气质促使司马光、王安石等人在青年时期结为交往密切的“四友”，对立的政治立场促使“四友”在进入中年后最终分裂，这反映了特定政治背景下人才分化的必然趋势。非常巧合的是，元祐元年（1086）四月，退休的宰相、荆国公王安石薨，九月，复出主政的宰相司马光薨——“四友”中的两位重要人物同时离开政坛、文坛。此年，另一件引人瞩目的大事是苏轼的任命：正月，除中书舍人，十月，除翰林学士，十一月除侍读。人事的更替代谢，预示着一个时代的新旧交替，同时也是新一轮新旧党争的延续。“四友”分裂的影响在元祐以后政坛仍余波未已，南宋理学家张九成为刘安世《尽言集》作序说：

司马温公与王介甫清俭廉耻，孝友文章，为天下学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趣，则大有不同，其一以正进，其一以术进。介甫所学者申、韩，而文之以六经；温公所学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经。故介甫之门多小人，而温公之门多君子。温公一传而得刘器之（安世），再传而得陈莹中（瓘）；介甫一传而得吕太尉，再传而得蔡新州，三传而得章丞相，四传而得蔡太师，五传而得王太傅。介甫学行，使二圣北狩，夷狄乱华。呜呼！悲夫，器之在谏垣，专攻王氏党，其扶持正道，亦云切矣。[3]（第184册，P39-40）

刘安世出司马光门下，与陈瓘先后在元祐、元符中任谏职，都曾极论蔡卞、章惇、蔡京等罪。不过，张九成将吕惠卿、蔡确、章惇、蔡京、王黼均划入安石一派，尤其将靖康之难归罪于安石学行，显然是武断粗暴、不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其实“四友”间并未因政治纷争而转向个人恩怨与意气之争，他们的政治品格始终坦荡磊落，道德文章均堪垂范后世，但若论文学建树与深远影响，则王安石在“四友”中未遑多让。

[1]徐 度.却扫编[M].文渊阁四库全书[Z].（第86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司马光.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M].李之亮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09.

[3]曾枣庄，刘 琳.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4]邵伯温.邵氏闻见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M].文渊阁四库全书[Z]（第34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6]王安石.王荆公文集笺注[M].李之亮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05.

[7]脱 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8]王 称.东都事略[M].文渊阁四库全书[Z]（第38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9]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Z]（第45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0]王 珪.华阳集[M].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11]苏 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2]冯 琦.宋史纪事本末[M].陈邦瞻增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5.

[13]王安石.王荆文公诗笺注[M].李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4]欧阳修.欧阳修诗文集校笺[M].洪本健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5]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6]苏 颂.苏魏公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7]王辟之.渑水燕谈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8]吕本中.紫薇诗话[A].何文焕辑.历代诗话[M].中华书局，1981.

[19]葛兆光.洛阳与汴梁：文化重心与政治重心的分离——关于11世纪80年代理学历史与思想的考察[J].历史研究，2000，（5）.

[20]苏 轼.苏轼诗集合注[M].冯应榴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张立荣）

OnJiayouFourFriends’AdvanceandRetreat，DepartureandUnion，andKeepingCompanytoWriteRespondingPoetry

CHEN Yuanfeng

（Scholl of Liberal Arts，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Shandong 250014 China）

WANG Anshi，SIMA Guang，Lü Gongzhu，HAN Wei were known as “Jiayou Four Friends”.They made friends，toured，partied in Jianyou，and then entered the royal power Centrum simultaneously in Xining，but divided because their political stands were opposite.The cultural characters of “Jiayou Four Friends” were simple，plain and elegant，they all belonged to the School of cancelling Poetry and Fu on the issue of reform of imperial examination，but SIMA Guang and two others criticized WANG Anshi’s neodoxy，which was arbitrary and heterogeneous.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making friends and writing responding poetry of “Jiayou Four Friends” conform with their trajectories of advance and retreat，departure and union in the political circles，which could be clearly divided into two stages：Jiayou，Xifeng.Literary surroundings of Bianliang became deteriorated because of the autocracy of the new party.SIMA Guang，LV Gongzhu，HAN Wei and FAN Zhen relegated to Luoyang，Yingchang and other places.However，they

a rare loose free authoring environment.They passed their days in hills and waters，reciting poetry，drinking and partying.Leisurely reciting poems took the place of satirization，the elegant taste covered up the government dissension.The shadow which politics intervened in literature was tortuously respected.

“Jiayou Four Friends”；Xining；Yuanfeng；keeping company to write responding poetry

2013-12-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宋翰林学士与文学研究”（编号：06BZW034）

陈元锋（1955-），男，山东招远人，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I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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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579（2014）01-007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