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忠， 李双根

（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研究现状及其前瞻

马 忠， 李双根

（兰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研究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视角，也是新领域；既是研究思路的转向，也是研究对象的扩展。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并不深入，主要集中在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地位和作用、语言含义和分类、语言艺术特质、语言艺术技巧、语言转向、语言效果等方面。尚存在诸多研究空间，如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哲学价值、已有理论论述、语言接受心理、语言发展、语言障碍、语言对比、语言运用、语言策略等方面。同时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也需要拓展和转变，还要借鉴意识形态叙事、政治修辞学、语言符号学等学科资源。

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现状；前瞻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语言赋予了思想政治教育意义。20世纪的哲学语言转向使人们认识到语言的本体地位，语言同样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要解决的最基本问题。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已经具有语言转向的学科自觉，但主要在提法和语言技巧性上，还没有深入到价值与交往的层面。因此有必要对当前的基本状况做一梳理，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研究方法、学科借鉴作一思考。

一、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研究已有成果

相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总体研究数量而言，语言研究的数量很少，研究明显薄弱。目前只有两本专著：张剑等著的《思想政治工作语言艺术》（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和刘玉瑛主编的《思想政治工作语言艺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上述两本著作强调实用性，前者根据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与现实的实践，探讨了语言艺术在不同时空、不同情况下的具体应用。后者以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具体实践领域为对象，结合实例进行了分析和具体阐述。可见，从语言学理论层面进行深入分析的著作十分缺乏。在论文方面，根据CNKI数据库搜索，1990年至今明确以“思想政治教育”和“语言”为关键词的文章共51篇，这些文章均篇幅小。硕士论文只有2篇：梁光志的《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艺术研究》（2004）和汪泽洪的《人体语言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研究》（2009）。此外，一些著作教材中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观点很有价值，但这些观点比较笼统，尚需要进一步展开。

上述成果主要研究以下问题：*参见：何理《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研究现状、问题与展望》，《思想教育研究》，2009（5）。本文在其基础上对文献作了新的分类和完善。

一是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地位和作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及艺术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学界认同，很多教材对之都有论述：“语言是传递信息、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说服人要借助语言来表情达意。”[1]（p127）“要获得沟通的最佳效果，必须讲究表达的艺术。”[2]（p262）“运用好语言艺术，能有效传递思想信息。”[3]（p411）“从方法上看，美育的方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方法之一。”[4]（p106）此外，许多学者还根据目前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缺失问题提出语言的重要性，如有学者指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在语言关系中过于强势，[5]有学者认为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科书的书写语言过于意识形态化，[6]有学者分析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权力话语特征[7]等等。

二是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含义和分类研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含义，有学者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通过一定方式表达出来的指向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话语”。[7]关于分类研究，有学者从文件政策性语言、规章制度性语言和生活交往性语言等方面，[5]有学者从有声语言、无声语言、类语言和时空语言等方面（这一分类涵盖了手势语、目光语、服饰语等隐性语言），[8]有学者还从教学话语和教育制度话语、有声话语和无声话语、研究话语和工作话语等方面进行分类。[9]这些分类越来越细致，但对于分类的标准还需要探讨。

三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特质研究。有学者从政治目的性、深刻的哲理性、能动的应变性和强烈的宣传鼓动性等方面，[10]有学者从知识性、灵活性、情感性等方面，[11]有学者从生动性和启发性等方面，[12]有学者从针对性、亲切感、幽默感、逻辑性和感染力等方面，[13]有学者从思想性、科学性、逻辑性、审美性、情感性、教育性、针对性和语境性方面，[8]还有学者从思想承载性、主体主导性、内容契合性[7]等方面进行概括。这些研究对于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很有好处，但需更多与其他语言进行比较。

四是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艺术技巧研究。当前国内有几本思想政治教育学教材对这个问题有所涉及和强调，如朱学文等指出“驾驭语言的艺术是教育者的一项基本功……语言表达艺术的基本要求是：语言表达要清晰、流畅，言简意赅……言语表达要准确、鲜明、生动。音调要抑扬顿挫，富有起伏变化”。[14]（p178）“要掌握说理的艺术。语言要生动有趣……熔思想性、知识性、兴趣性于一炉，以增强教育的感染力。”[15]（p250）“要讲究说理引导的艺术……将深奥的道理讲得浅显易懂，富有感染力和说服力。”[16]（p231）但是上述教材并没有详细展开论述。有一些论文或专著单列篇章进行了相对深入的探讨，如有学者从规范语言的准确性、文明语言的感染力、肢体语言的实效性等角度，[17]有学者从感情充沛、言简意赅、生动幽默、关心体贴等角度，[18]有学者从修辞学的角度用实例进行分析。[19]关于语言艺术技巧的研究较为深入，不过更多在经验层面，今后需要理论提升。在语言技巧研究方面，关于典型案例的分析也很深入。当前已有不少学者对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李瑞环等的语言进行概括分析。

五是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研究。有学者分别从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和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不同层次，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学科建设、思维方式的变革等具体方面探索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的意义；[20]有学者从哲学认识论和存在论方面进行理解。[21]关于如何转向，有学者从生活关怀、理论魅力、平等沟通、情感共鸣和实效指向等五个方面，[22]有学者从材料转述为主转向理解阐述为主、从集体对象为主转向对象细分为主、从价值描述为主转向生活叙事为主、从规范约束为主转向发展鼓励为主等四个角度进行思考。[5]

六是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效果研究。主要是针对思想政治教育各种语言类型的不同效果，如有学者分析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网络语言的效果；[23]有学者分析了思想政治教育中人体语言的特殊效果，视其为“进行人际沟通的第二桥梁、解译内心秘密的密码、传递情感信息的最佳载体、完善教育者人格形象的手段”；[24]还有学者分析了心理咨询语言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问题。[25]

综上所述，目前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相比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整体研究，仍然显得单薄。存在着一些不足：仍然将语言看作内容的附属品，没有认识到语言的本体意义；拘囿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缺乏跨学科的研究意识；较多一般性的理论研究，对民族语言特点和民族心理的关注较少；较多静态研究，将社会心理变迁与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结合的研究还很缺乏；主要从正面进行分析，且多为逻辑演绎法，从语言障碍角度进行实证分析的研究不足；比较语言研究的分析还很缺乏；更多强调语言本身，对于语言运用中的相关要素关注较少；对非主流政治语言的关注较少；多为经验式的归纳，缺乏语言学研究的科学方法，等等。

二、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未来的研究空间

根据上述成果和不足之处，今后的研究还需从以下几点加强：

一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哲学价值的研究。今后应强化对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本体价值的研究。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特点还需要准确理解，不仅仅局限于价值性、意识形态性、逻辑性、概括性、说理性等特点，还应当深层思考其与科学语言、日常语言的界限，思考政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关系和契合点；应当进一步理解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意义建构价值；应当突出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传递真理、贯彻政策、针砭时弊、交流思想的功能。

二是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已有理论论述研究。更加系统详细地梳理和分析国内外针对政治语言的论述，如中国古代的文艺修辞理论中语言教化功能的叙述，国外政治修辞学的规劝功能的表述，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等理论资源的借鉴与挖掘。

三是强化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运用的接受研究。今后应该深化对民族思维、语言模式和原型的研究，为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的民族气质奠定理论基础，尤其是要重视少数民族的语言。并从接受者角度出发，分析接受者性格喜好、文化层次、年龄阶段和社会职业，深入探究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接受机制。

四是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发展研究。语言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在变迁中发展完善。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研究应该坚持发展的观点，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热点词汇分析，从微观层面研究网络语言、民俗语言等，从而关注社会心理的变迁。

五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语言障碍的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欠佳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存在着障碍，这些障碍包括话语失真、理解歧义、审美疲劳等，今后应当在理论层面对其展开研究。

六是对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对比研究。当前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国内的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方面，对国外的相关研究很少，应当重视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典范文本，比如美国、新加坡等国家的典范文本。

七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运用的其他要素研究。针对当前研究更多的是强调语言本身，对于语言运用中的相关要素关注较少的现状，今后应当从环境方面如语境、氛围，主体方面如感染、吸引力，客体方面如理解力、知识结构，过程方面如对话过程中的共情、阻抗、质疑、参与等细微处加以关注。

八是强化语言策略的研究。今后应更加科学、更加全面地提炼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策略，创新具体策略，如复调叙述、视点转换等。同时应总结现成的语言模式，如对辩证法、统一性、联系、物质、发展等一些哲学主题的经典表述，以及总结一些具体政策的成功话语，供实际工作者使用。

除了上述研究问题需要关注外，还需要注意研究范围的拓宽和研究方法的转变：

在研究范围上，注重电影、电视剧、民俗文化、文学诗词等包含大量的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尤其是隐形语言，今后应当将之纳入研究视野，这对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研究很有价值。

在研究方法上，今后应当融合更多的研究方法。如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效果评价、热点词的出现频次，完全可以采用定量方法。再如在艺术技巧的研究中，可将叙述学的方法如叙事声音、叙事结构引入，特别是研究诗词话语的政治功能时这种方法更为需要。在一些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句法分析中，可采用文体学的方法等等。

三、可供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研究借鉴的学科资源

根据前面的论述，思想政治教育语言不但应当做“当前的一个问题”去研究，而且应将之作为一个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独立领域去长远关注。这样一来，我们需要综合语言学、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行为科学等学科领域，进行全方位的跨学科构建。当然上述学科十分广泛，需要不断拓宽和交叉融合。就目前而言，以下三个方面的学科资源是最需借鉴的：

（一）意识形态叙事分析

当代意识形态叙事分析严格说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但对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理论支撑价值，因为意识形态叙事分析包含着相当强烈的政治、伦理意味，也就是“‘从诗学转向政治学’的‘多样化’、‘解结构’和‘政治化’过渡”。[26]（p8）正如费伦和拉比诺维茨提出的观点，近年来，叙事理论越来越关注历史问题、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同时，它又离开其在文学研究中的原始栖息地，以考察其他媒体包括电影、音乐和绘画及其他非文学领域如法律和医学。由此可见，叙事学“多样化”和“政治化”的过渡已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

“意识形态”这个术语由法国18世纪德斯杜特·德·特拉西首次提出，到20世纪50年代，其定义已超过150种。美国学者詹姆逊首次论述了“意识形态叙事”概念：“审美行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而审美或叙事形式的生产将被看做是自身独立的意识形态行为，其功能就是为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发明想象的或形式的‘解决办法’。”[27]（p67-68）

当代意识形态叙事分析是随着现代叙事学的发展而来的，叙事学分为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阶段。经典叙事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受结构主义影响，关注文本内部。80年代以来，叙事学逐步走向后经典阶段，在吸收经典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基础上，以开放性姿态，注重社会历史文化审美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叙事学理论家众多，如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热奈特、巴赫金、普洛普、詹姆斯·费伦、布斯、雅可布逊、伊格尔顿、詹姆逊等等。另外，与意识形态分析相关的其他思想家也应受到关注，如海登·怀特、卢卡契、阿尔都塞、福柯等等。“从结构主义叙事学对意识形态的拒斥到当代叙事学的意识形态倾向，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也在80年代之后进军叙事学领域，如果把它们考虑进去，意识形态叙事的家族谱系将更庞大。”[28]

意识形态利用叙事方法无疑能够巩固自身的地位，有效发挥其功能。意识形态叙事分析立足于整个社会文化系统研究，表现出对意识形态从表层到深层结构的关注。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研究可大量借鉴其学科成果：

首先，可以更多从意识形态叙事中发掘更为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资源。电影电视、民俗文化等是最为生动的意识形态叙事话语，诸如“红色传奇”小说、主旋律影片、国产大片、抗战题材剧、当代红色经典充满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但以往的研究更多将思想政治教育语言仅仅视为理论话语，因此大量的文学、生活语言被忽视。利用这些资源，比理论语言直接阐述更有影响力和教育性。

其次，可以更多关注非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研究。诸如“底层意识”、“工农意识”、“都市欲望”，“消费主义”、“种族意识”、“城乡意识形态”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应当关注的对象，但是之前的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研究对此较少关注，而这些正是意识形态叙事的关注点。“意识形态压抑”尤其是当前应当关注的问题：“文本中的意识形态往往表现为社会冲突或者阶级斗争以及霸权与反霸权的对抗，只不过出于合法化的策略，文本中的意识形态斗争中那些边缘的、非主导的意识形态往往采用隐蔽的方式。”[29]

再次，可以从意识形态叙事策略中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技巧。如“个人化叙事”策略，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将国家意识形态转述为社会个人意识：“主要指涉个人与公共历史的互动关系……一种以审美形式呈现的个体性的意识形态。”[30]如当前描述“个人梦”其实就是阐述“中国梦”，说明国家社会的深刻变化可着眼于某一个人、家庭、村落的变迁。再如“视点”的选择，在思想政治教育语言中，通过变换“视点”，如采取纪录片采访的形式，让旁观者来说，更显真实性和客观性。“视点的意识形态层面与话语层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我们所知，任何一种语言，都存在诸如褒义词、贬义词、雅语、俗语、书面语、日常语，以及社会中不同阶层、不同教育背景、不同职业、不同地域等所形成的习语和各种独特的语言。”[31]还如意识形态叙事中的文学手法：“当代文学十七年”中“模范人物塑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模式”对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具有一定启发。

（二）政治修辞研究

政治修辞的研究历史久远，中西方很早关注政治与修辞的关系。其研究集中在：一是政治修辞与政治的关系。主要有：修辞是如何与政治联系起来的？修辞给政治带来了什么影响？政治又给修辞带来了什么影响？前面所列思想家均有关注。二是对政治修辞要素的研究。指政治修辞过程所涉及的主体、内容、受众、论据、论证和情景。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和《亚里山大修辞学》，西塞罗的《论雄辩者》，昆提良的《论雄辩》，劳埃德·比彻尔的《修辞情景》，威廉·A．科维诺（William A．Covino）和大卫·A．乔利菲（David A．Jolliffe）的《修辞：概念、定义和范围》，昆廷·斯金纳的《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尼古拉斯·杰克逊·奥桑尼斯的《政治与宣传：引诱大众的武器》。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研究可以大量借鉴政治修辞成果：

首先，通过政治修辞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规律性认识。以往主要是从心理、认识角度归纳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而少有从语言角度进行提炼。其实，诸如“修辞格的应用”、“论证模式”、“文化背景”、“用语框架”等政治修辞的规律透视出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规律。以“文化背景”为例：文化背景实则指语境，李瑞环曾讲：“不能用选儿媳妇的标准去选女干部。”[32]（p309）这只有放在中国特殊的文化环境中才能理解。“用语框架”是指政治语言必须符合受众的政治心理，因此对少数民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应关注其文化传统与信仰。

其次，通过政治修辞掌握和提炼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技巧。“情绪渲染”（激发和维持受众的情绪）、“理性诉求”（提供理性论据）、“人品诉求”（利用政治说服中的人品、可信度）都是政治修辞的技巧；再如比喻、夸张、对比、排比等的使用。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善于运用这些修辞，毛泽东、邓小平、李瑞环等都创造了语言运用的良好典范。习近平讲“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老虎、苍蝇一起打”，“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等形象地说明了当前的重大政治问题。

最后，通过对中国古代和西方政治修辞研究，掌握相应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特征。中国是非常重视语言修辞的国度，将中国古代政治话语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研究领域很有必要。如《战国策》、《左传》、《孟子》中有大量的政治说服与修辞文本，从中反映出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中国气质”。西方思想政治教育语言也有自身特点，刘文科的《权力运作中的政治修辞——美国“反恐战争”》一书从政治修辞学角度分析了美国在“911”之后是如何通过一套有效的语言确立对“反恐战争”的合法性建构。所有这些，对于研究西方话语的文化霸权策略，以及如何采取应对措施很有价值。

（三）语言符号学研究

符号学是系统地研究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的学问。西方符号学起源于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中国古代诗学、名学等领域也涉及符号学。现代意义上的符号学诞生于20世纪初，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开创的语言学研究演化而来，勃兴于20世纪60年代，伴随结构主义思潮风靡全球。符号学的发展有四种模式，即语言学模式（索绪尔）、逻辑—修辞模式（皮尔斯）、文化符号论（卡西尔）、语言中心马克思主义（巴赫金）。今天符号学已经渗透到其他各个学科和领域里，“符号普遍论”呼声愈来愈高：“一种看法是一切必须从符号学角度进行研究，另一种看法是一切可以从符号学角度来探索。”[33]（p27）

作为符号学的重要组成，语言符号学的研究受到的关注度最高，研究成果也最丰富。显然，语言符号学是由语言学与符号学“合并”而来，甚至可以说语言学是符号学的理论根源。语言作为一种最典型的符号，“是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思想政治教育语言作为表达思想政治教育符号系统的语言，既具有语言的一般属性，又具有其自身特有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研究可以大量借鉴语言符号学的理论与方法：

首先，借鉴语言符号学理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认知研究。语言符号学关注的首先是“语言和意义”的关系，“事物的表现形态一般都是某种‘符号’，人的认识活动就是认识各种符号所表示的意义”。[34]（p54）在符号的传输过程中，对符号真正“意义”的获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语言符号所表示的真正的‘意义’，则要通过二次联系才能获得，是对第一次联系后获得的意义的再一次延伸，是二度符号化的结果”，[35]（p162）在思想政治教育语言使用（其实都是符号运用，如党旗上的简单标识）中，都包含“语境”、“移情”、“共识”等多种心理认识要素和过程。

其次，借鉴语言符号学理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接受研究。在接受研究方面，由于语言符号具有冗余性、离散性、暧昧性和多样性，[36]（p23）因此从符号学角度展开这些特征的研究，对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效果具有重要价值。如语言符号的冗余性研究中，自然语言都有冗余现象（如交流之前必要的寒暄问候语），运用不当则会造成信息障碍。

最后，借鉴语言符号学理论展开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传播研究。符号常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在交流传播中两者同时起作用，具有角色分工和互动关系。同样，思想政治教育语言除了语义、语词、结构等分析外，如何利用好非语言符号，对于提升效果很有必要。特别是语言的呈现方式，如文字与视频、书面语与口头语等，均与传播效果具有密切联系，这方面的研究尚待加强。

[1]黄蓉生.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研究[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杨国欣，江 鸿.思想政治教育沟通论[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2.

[3]刘新庚.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陈秉公.思想政治教育学[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

[5]杨建义.推进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的语言转向[J].思想教育研究，2008，（12）.

[6]郭海龙.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语言学转向”[J].学术论坛，2007，（1）.

[7]董世军，孙玉华，周立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及其困境分析[J].长春大学学报，2007，（1）.

[8]梁光志.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艺术研究[D].西南师范大学，2004.

[9]吴 琼.“文本”到“人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范式转换研究[D].复旦大学，2007.

[10]刘占兴.浅谈思想政治工作语言特点[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2，（2）.

[11]田雅娟，李宏伟.谈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语言特点[J].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6，（1）.

[12]刘俊英.与大学生谈心的艺术[J].思想教育研究，1994，（5）.

[13]陈君生.思想政治工作语言艺术探析[J].探索，1999，（2）.

[14]朱学文，徐太勇.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0.

[15]陆庆壬.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16]邱伟光.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17]何干俊.试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语言运用[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7，（11）.

[18]桑东平，蔡丽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辅导员的语言艺术要求[J].西南农业大学学报，2007，（8）.

[19]刘玉瑛.思想政治工作语言艺术[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20]刘 伟，安丰科.思想政治教育的语言转向[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2011，（3）.

[21]刘庆杰，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转向的多维度理解[J].教育与职业，2013，（3）.

[22]邵献平.语言：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中介[J].延边党校学报，2010，（5）.

[23]田 娟.网络语言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D].湖南科技大学，2012.

[24]龚竞异.人体语言在思想教育中的作用[J].思想教育研究，1996，（1）.

[25]何昭红，梁玉凤.心理咨询语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工具[J].高教论坛，2009，（5）.

[26]〔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M].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7]〔美〕詹姆逊.政治无意识[M].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8]王振军.从形式主义到现在：意识形态叙事的谱系学[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2）.

[29]胡亚敏.论詹姆逊的意识形态叙事理论[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6）.

[30]李胜清.个人化叙事的公共意识形态论[J].东疆学刊，2011，（2）.

[31]谭君强.论叙事作品中“视点”的意识形态层面[J].文艺理论研究，2004，（6）.

[32]李瑞环.辩证法随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3]Umberto Eco.A Theory of Semiotics[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Press，1976.

[34]庄晓东.文化传播：历史、理论与现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35]李 苓.传播学理论与实务[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36]齐沪扬.传播语言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郭荣华）

ResearchStatusofLanguageon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andItsPerspectiveness

MA Zhong， LI Shuanggen

（School of Marxism，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Gansu 730000，China）

The research of language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both the new perspectives and the new field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earch；it is both the turn of research ideas and the extension of research object.At present，the research about the field is not in-depth，it mainly focus on the status and role of language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he meaning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language，language arts，language arts skills，lauguage turn and lauguage effect，etc.But there are still much developing space，such as the philosophical value of language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the existing theory，the acceptable psychology of language，the research of language development，language barriers，language use and language strategies，etc.At the same time，the scope and methodology of research also need to expand and change.We should learn from such disciplines resources as ideological narration，political rhetoric narrative analysis，language semiotics theory，etc.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language；current situation；perspectiveness

2013-11-20

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共产党思想领导能力建设研究”（编号：12BKS035）

马 忠（1974-），男，甘肃通渭人，法学博士，兰州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G641

A

1000-579（2014）01-002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