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峰

（长安大学 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4）

周作人文学观念论

关 峰

（长安大学 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4）

周作人坚持理性的现代观，他认为古人的好些思想却是现代人缺欠和不及的。无论常识还是风趣，都有一个大写的人在，都是现代人自由、独立而又丰富的自我的写照，这是周作人的人的现代性的集中体现。文抄公体象征了现代学术批评的规范，同时，征引本身也是广博而宽容的现代观照方式的反映。文体预设了周作人的现代经验，即不求专断的对话，造成复调的效果。

读书；现代性；文体

周作人读书很多①，他的《闭户读书论》既是“方向转换”的宣言，也是个人性情与趣味的表露。从《夜读抄》开始，周作人写下了大量关于读书的文章，参证古今，以“启蒙”自负，直至抗战结束，体现了他在文学现代性上的力量与反省。

早在1908年的《河南》杂志上，周作人就提出精神的“魂气”作用，所谓“以虚灵之物为上古之方舟”[1]。十年后，他在《新青年》上的第一篇译文《陀思妥也夫斯奇之小说》瞩目于“人类苦难”，预示了他“思想革命”的现代性框架。文中还见“现代性”一词，称“现代性是艺术最好的试验物，因真理永远现在故。”这是已知的周作人文字中最早提及“现代性”之处。到四十年代初，周作人又指出：“西方化并不一定是现代化，也更不见得即是尽美善 ”（《日本之再认识》），表达了理性的中国现代性的自觉。

一、常识与现代性

周作人曾在《我的杂学·三》中自述读书八类，罗列虽广，仍有诸如八股、试帖类，儿童、妇女类未被算入，即便如此也已足够显示他自己所喜好的“切实宽博”（周评郝兰皋语）的境界与气象了。现代性之义言人人殊，多与时间并谈，对此，周作人有所保留，他认为古人的好些思想是现代人缺欠或不及的，有时似乎比现代还要“现代”。在《江州笔谈》中，他佩服作者王侃“有地方实在还比现在的人更是明白”，同样，在谈到沈梅村著作时也赞赏 “不像是百年前人所说的话，有时实在比今人还要明白有理解。”[2]对于佛教的戒律，他极口称道“委曲详尽，又合于人情物理”，而“到了现在，我们同胞，恐怕是世间最不知礼的人之一种”，“深觉得古人的神经之纤细与感情之深厚视今人有过之无不及”[3]。由此可知，周作人坚持理性的现代观，如上述“真理永远现在”的说法那样，而是基于内在的品质，呈现了某种超越时空的永恒的风度，照他自己的说法，就是“有风趣与见识”或“常识与趣味”，如《俞理初的诙谐》中指出俞氏“议论公平而文章乃多滑稽趣味”，美其名曰“伟大的常人”，并强调，“不客气地驳正俗说，而又多以诙谐的态度出之，这最使我佩服。”他如王思任、俞曲园之赏识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此。

相对于风趣、趣味，见识或常识显然更为重要。蒿庵张尔岐以“弦索曲子”说《诗》（《蒿庵闲话》），冯钝吟“为子弟择师”“慎无取太严者”的家戒（《钝吟杂录》），蒋子潇对于袁枚“根柢浅薄”的批评（《蒋子潇<游艺录>》），提出“肠虽欲绝，目犹烂然，如此之人不可强责”的颜之推（《颜氏家训》），等等，都是见识或常识超群的例证，特别是在那些看似无聊的情事上面，更能显出超凡脱俗的见地来，譬如为试帖诗作注，几乎难以讨好，黎经诰所著《六朝文笺注》对于梁元帝《荡妇秋思赋》中“秋”字的解释就大为周作人所不满[4]，而魏涤升却能别开生面，他的“《殷浩书空》注”“不但博闻，且有常识”[5]，足见见识或常识之不易。

无论常识还是风趣，都有一个大写的人在，都是现代人自由、独立而又丰富的自我的写照，这是周作人的现代性中最为核心的关键词，也是他读书别择的南针。三十年代后，除日记、尺牍外，周氏涉猎最多的恐怕就是笔记了，其中以清代的居多，除了材料较为易得之外，也与他有关现代的认识不无关系。周作人认为，明末以还是现代的历史，——“小而可贵”[6]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就立意于此。明白了清代的故实，无疑也就不难知道现代之发生的缘由，而笔记这一体裁，能够再好不过地承担起此类工作。周作人认为“说自己的话”的关键就是见识与趣味，也就是现代性的精神。周作人曾指出，人是从动物进化的，即灵肉二重（《人的文学》），上述见识与趣味自然附于“灵”性，却又不无“肉”质。常识保有人本然之性，趣味则源于人的好尚和感性，个性的成分更足，与周氏所作俞平伯《<杂拌儿之二>序》中提出的“气味”一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神话时代人受神支配，帝制时代则听命于君，只是到了现代才回归自我，普通人才逐渐成为“自己的园地”的主人。周作人提倡“人的生活”，宣扬“平民”精神，其宗旨不外“人的胜利”，就是读书也仍然不越“人”的界限，以“人”为伴，如龚未斋与许葭村的比照（《再谈尺牍》）；放纵的吴越间遗老陶筠庵的 “革命家”态度（《陶筠庵论竟陵派》），从“原壤歌狸首”看孔子的博大 （《读<檀弓>》），似三家村塾师的王锡侯（《书法精言》）等。王锡侯原本腐儒，世俗所谓圣道者流，根据周氏攻击载道派态度的惯常，似不应费时耗神来写文章。其实，如周氏所说，“这是古今最可怕的以文字思想杀人的一种蛮俗的遗留品”（《书法精言》），反映了他现代性的忧虑。同样，《莲花筏》、《列女传》之类的善书也是如此，与他人的现代性的构想相应，重要的还是在书里的人，所谓读书得间②。

二、写作与启蒙

周作人的散文富于理趣，与林语堂、梁实秋等同样以散文著称的现代诸家比较起来，周氏似乎更多“捕风”的“怅惘”。林、梁的散文当然不缺挥洒圆熟的隽丽，在机巧与幽默上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似乎更宜于“远观”，与周的比较起来，总嫌飘逸有余，而理识不足。周作人未尝没有他自己所称的闲适文，其真切之情和质直之意馥郁沉挚，殊有思致。周氏评俞曲园所作“序”“总有意见要说，说得又有诚意又有风趣，读下去使人总有所得，而所说的却大抵不是什么经天纬地的大道理”[7]，正足以适用于他自己。

三十年代，周作人的写作备受争议，焦点是在所谓文抄公体上，周作人最早提及这一称谓的文章是《江州笔谈》，不过，他并未就此罢手，可见偏好之意，正如后来钱钟书在《谈艺录》、《管锥编》等著作中旁征博引的做法那样，象征了现代学术批评的规范，同时，征引本身也是广博而宽容的现代观照方式的反映，何况意见本身又都是对于个人、社会以至国家困境的反应呢？如《蒿庵闲话》中“不可遂失常度”与“现前便须为判曲直”便是做人处事的金针，尤其是在世事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简直抵得上一篇家训，和他在《颜氏家训》中所说“慎言检迹”、“苟全性命于乱世”的道理正是一样，后来抗战期间的他的言行也不外是此类思想的返影。不只个人，就是国家、社会也都一样，上述“慎言检迹”在国家就同样适用，像《老学庵笔记》中上官道人所说的“谨”就是，周作人指出：“中国的思想大都可以分为道与儒与法，而实际上的政教却往往是非道亦非儒亦非法，总之是非黄老，而于中国最有益的办法恐怕正是黄老”（《老学庵笔记》）。在《读小柴桑諵諵录》中，对于园丁防盗所说“须拼一分与盗者乃可”的话，周作人喟叹道：“难道在中国儒与法竟不能用，唯黄老之术乃可耶”。在他看来，黄老的隐居也是出于政治或社会的缘由，儒与法积极入世，但结果、成绩都不能如意，必得求之于道家吗？不过，道之避世本身就已遏塞了其中的可能，所以他后来的以儒家自居恐怕也是他“道义之事功化”的一种表示。

周作人并非为读书而读书，相反倒有不少“享之于世”的用意。从感性上说，现代人每每感到生存的痛苦和生活的重压，形形色色的心身之累，合成不能自拔的苦闷，周作人屡屡顾念此意，如在《读风臆补》中，借陈舜百、戴忠甫说诗表露“对于乱世苛政之慨叹”，还追忆小时候读《诗经》“读到这几篇如《王风》‘彼黍离离’、‘中谷有蓷’、‘有兔爰爰’，《唐风》‘山有枢’，《桧风》‘隰有苌楚’，辄不禁愀然不乐”。在谈《论语》的文章中，也说到小时候读《微子》第十八“大师挚适齐”一章时，“很感到一种悲凉之气”，并说四十年后重读 “仍旧有那么样的一种印象”[8]。陆游曾有“沈园柳老不飞绵”的怀恋故妻的诗句，周氏也感觉要比“家祭无忘告乃翁”来得好，尤其是那种深微忧郁的啼笑不敢之情（毛子晋题跋语），时至今日，“望沈园墙北临河的芦荻萧萧，犹为之怅然。”[9]后来，他赋诗述怀：“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并称“有情”“或者也正是禹的遗迹乎。”（《禹迹寺》）周作人珍视“人情”，赞同“情之正者日用于伦常之中”[10]，而就眷顾每一个生命的现代而言，周作人的现代性体验难免不落入“困境”、“苦境”了。

如果说常识是周氏的理性的标准的话，那用世则是他感性的原则。载道也好，言志也罢，都未免流于形式，后来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竭力鼓吹“为民”，视同科学的精神。他批判士人“作高奇语”（高调）（《拜环堂尺牍》），推崇 “宽恕平易的话头”（《朴丽子》），无非重在实行，如《读书随笔》中沈梅村关于南宋和战问题的 “休养生息亦不可谓非和议之功”的话头，周氏评为“平凡无奇”，“其见解似亦有独异处”，与就《论语》、李卓吾等的评价相近，可以看出他对于战事的倾向性。周作人曾在《煮药漫抄》、《关于试帖》两文中讥讽何如璋、张芾、何桂清弄兵的丑态，劝诫“武人谈文，文人讲武”。不过，在乱事面前，周作人也未尝不坏家法，《弃文就武》就废然起“武”，虽然周氏称之为“闲话”，但在他却不无止戈讲和的用心，与他同一时期所写的《岳飞与秦桧》可互相参证。重“行”而非“言”与“知”是周作人现代性体验的结果，与他后来求“真”的思想相一致。

除了“文人谈武”的症候外，周作人还高调批判他所谓“中国四病”：八股、鸦片、缠足、阉人，以求找出病源，对症下药。拿八股来说，开展研究或者并非始于周氏，但他却建构了问题与出路的现代性框架，除八股自身外，还波及策论、试帖，甚至党八股、洋八股、标语、口号等，正是他所说“伟大的捕风”的事业，具有启蒙的意义。

三、杂学与现代性

周作人曾称自己的学问为“杂学”，读书自然也是如此，古今中外都有，如他所说“和汉洋”的三类，这中间主要以中国书为主。如果按时代顺序来说，“书”则《诗经》、《论语》、《颜氏家训》。 “人”则陶渊明、韩愈，而其意义在周作人却正相反。从明末至清末的三百多年间是周氏用力最多的段落，其中又包括山阴、会稽的诸多乡贤著作，李贽、俞理初、傅山与郝兰皋则是他佩服有加的学人。

周作人抱定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的宗旨，以人的解放为矢的，故而，凡事皆以人为本，以揄扬人性、充实人类道德的行为为美，反之则为丑，不惜加以攻击，如《佛骨与肉》所述对于韩退之与永乐朱棣的评价即是如此。周氏立于普通的人道立场，对于强权或作伪者抱有强烈的敏感与憎恶，所以对于朱棣杀方孝孺，仆食肉得银一案耿耿于怀，矛头直指朱棣，而非仆或食方氏肉之事。在李卓吾《与耿楚侗》尺牍中，周氏引“学问岂因大官长乎？学问若因大官长，则孔孟当不敢开口矣”一语，赞为“真可谓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尺牍”[11]，以捍卫常人的言论尊严，与官本位文化对抗，从而表明他现代性的立场与经验。

周作人讲“平民”精神，强调普遍和真挚的性质，以为历史也是“日用人事的连续”（《清嘉录》）。圣人与经典都并非空中的七宝楼台，而是 “原本人性”（《广阳杂记》），所谓“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焦里堂的笔记》）。 金圣叹能够把《西厢》、《水浒》与《左传》、《杜诗》并列，正是打破贵族与平民藩篱的壮举，可以称得上如王清任似的的“豪杰”之士（《兰学事始》），周作人称之为“革命气分”。身处血与铁革命时代，周氏雪莱式的理性反抗的理想难以保证他走向十字街头（《诗人席烈的百年忌》），去做孤注一掷的流氓鬼或破脚骨，如他所记述的俄国虚无党人谋刺皇帝却仍救助史事一样（《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他不忍见生命的毁灭（《西山小品》），也没有“决定向那一条路去”（《歧路》）的决绝和勇气，只好自认是个“懦弱的人”，而以思想代行动。因此，他所称道的“革命”就不大能出思想的范围，——“将旧有的荒谬思想弃去”，他所称道的中国思想界三贤（或三盏不灭的灯火）王充、李贽、俞正燮，思想解放运动时期的明末公安、竟陵两派都是如此。在《陶筠庵谈竟陵派》及《<梅花草堂笔谈>等》两文中谈到陶氏所评钟、谭“甘心陷为轻薄子，大胆剥尽老头巾”的七言拗体诗，周作人也称赞它说尽了“一切文学革命者精神”、“真革命家态度”。同样，在《莲花筏》中，他同情于汪允庄对于明祖朱元璋的残暴的反逆或革命的气分，所谓在奇中看出不奇，其实，反抗流俗势力才是其命意所在。

除思想外，周作人在文体上也多尝试。上文所说文抄公体本来拒绝作者太多主观或偏见的介入，但在周氏却别有理解，如他在《文艺批评杂话》中所说：“真的文艺批评应该是一篇文艺作品，里边所表现的与其说是对象的真相，无宁说是自己的反应。”所以他的读书随笔里永远不缺可作比对的材料，同时也总富有“在杰作间之冒险的心灵”，如《谈“七月在野”》、《陶集小记》、《记海错》、《文饭小品》，等等。 《文饭小品》是写乡贤王思任的，篇中除了“诙谐手法”的王氏文章的特点外，还围绕王是否“死节”的问题加以辩护，引文达十余处，计有宋长白《柳亭诗话》、张岱《有明越人三不朽图赞》并《王谑庵先生传》、李慈铭批语、唐九经序文、叶廷采《明侍郎遂东王公传》、倪鸿宝《应本》、陶元藻《全浙诗话》、叶廷琯《鸥波渔话》、朱竹垞《静志居诗话》以及《山中一夕话》、《越中先贤祠目》等书，可谓大观。其实文体本身就预设了周作人的现代经验，即不求专断的对话，造成复调的效果，与他所推崇的《论语·公冶长第五》的境界相仿，“老老实实地说说自己的愿望”，所谓“气象”（《论语小记》）。周作人借此反抗威权，取和谐与平等的方式诉诸智慧与真理。

同样，体裁的分别在他也具有思想的意义，与他载道和言志的本意相一致。日记、尺牍等大体属于“言志”的门类，立于较高的位置，价值也较大。相反，八股文、试帖、策论等体裁因易于载道，却常受他的攻击。当然，其间情形也不尽相同，不能一概而论。体裁本身也是如此，拿尺牍来说，苏（东坡）黄（山谷）的尺牍当然是最好，同时却也有以尺牍出之的所谓载道之作，如孙仲益、卢柳南、方秋崖、赵清旷等人，特别是王百榖、吴从先，甚至完全变为韩愈式的古文，而苏东坡的尺牍虽尚称“擅场”（《五老小简》），但其策论却又是韩愈一流，不能跳出“载道”的圈子，因此，周作人说“他绝不是文学运动方面的人物”，“仍是属于韩愈的系统之下，是载道派的人物”[12]。相反，试帖虽是最早的应试体，但基于汉字的特点，却仍有其自身生存的空间。周作人曾称“做诗使心发热，写散文稍为保养精神之道”[13]，而在《明治文学之追忆》中，则坦言不喜欢小说，特别是有结构、有波澜的，“似乎是安排下好的西洋景来等我们去做呆鸟”，寄托了他对于日常平凡的社会生活的倾心，而借文体显现了出来。

从读书到为文，从常识到日常生活，周作人企图借历史实现从野蛮到文明、从神到人的现代转换，然而毕竟理想太过高远，读书也自然难免怅惘与寂寞的感触，如他在《灯下读书论》中所说，“在浊世中展对遗教，不知怎的很替圣贤感觉得很寂寞似的”，也许是知道自己文章的广为传播所具有的影响力[14]，所以才故意如此，以养成古来所谓民气和敌忾之心罢。

［注释］

① 譬如，鲁迅曾说：“在中国，像启明（周作人）那样读书多的人，现在恐怕很少了。”语出唐弢《关于周作人》，见刘如溪编《周作人印象》[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 1月版，第68页。

② 参观《谈笔记》、《<一蒉轩笔记>序》、《人境庐诗草》诸文。

［1］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钟叔河 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1[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94.

［2］周作人.读书随笔//钟叔河 编.周作人文类编2[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379.

［3］周作人.读戒律//止庵 校订.风雨谈 [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42.

［4］周作人.再谈试贴//钟叔河 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7[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541.

［5］周作人.读《晚明小品选注》//钟叔河 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7[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652.

［6］钱钟书.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247.

［7］周作人.春在堂杂文//钟叔河 编.周作人文类编3[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454-455.

［8］周作人.论语小记//钟叔河 编.周作人文类编2[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64.

［9］周作人.老学庵笔记//钟叔河 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7[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640.

［10］周作人 古南余话//止庵 校订.苦竹杂记[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86.

［11］周作人.关于尺牍//钟叔河 编.周作人文类编3[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219.

［12］周作人.中国文学的变迁//钟叔河 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6[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66.

［13］周作人.与废名君书十七通//止庵 校订.周作人书信[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07-108.

［14］肖振宇.论鲁迅及其作品在沦陷区的传播——以上海为例.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2012（2）:13

［责任编辑：孙艳红］

On Zhou Zuoren’s Reading

GUAN Feng
（College of Literature,Arts and Communications,Chang’an University,Xi’an Shanxi 710064）

Zhou Zuoren shows a manner of forever spirits which is on the basis of inner quality.The most important key words in Zhou’s modernity are common sense and flavor,which reflects freedom,independence and true disposition among modern people.The style in Zhou’s prose embodies modern experiences,which implies a way of new observation.In pursuit of and fight for wisdom,Zhou has strong will to oppose power.

reading modernity style

I04

A

1007-5674（2014）01-0001-00

10.3969/j.issn.1007-5674.2014.01.001

2013－10－15

陕西省社会科学艺术学项目（编号：陕艺课题（2009）201028号）

关峰（1971—），男，河南夏邑人，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