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玉明

（1.吉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中心，吉林 四平136000；2.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北京100732）

儒家“思诚”观念与市场经济诚信自觉的建立

郝玉明1,2

（1.吉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中心，吉林 四平136000；2.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北京100732）

“思诚”是儒家以“诚”之本体为至善法则，具有高度道德自觉的自律性修养工夫。有助于当代人坚持“真诚无妄”的道德原则，纯化“诚心正意”的道德情感，进行“克己省察”的自律行为，养成“慎独至善”的美德品质，达到“成己成人”的伦理目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应继承、弘扬儒家的“思诚”观念，通过道德主体的修身实践、加强诚信教育、规范市场秩序、强化社会责任来培养诚信自觉。

儒家；思诚；市场经济；诚信自觉

“诚”即真实、真诚、诚实，在儒家的思想体系内，即是天道运行之理，又是人的善良本性、美德品质、人伦准则。而“思诚”则是对“诚”思而后得，是道德主体在内心中为自己设立道德法则，通过高度的道德自觉而进行的自律性的修养工夫。现代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诚信问题也日益突出。儒家“思诚”观念，开启人心的道德良知、树立“至善”的道德法则，加强个体道德修养、养成诚信美德，对市场经济诚信自觉的建立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

先秦儒家孟子、《中庸》、《大学》对“思诚”观念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孟子·离娄上》）“诚”作为“天之道”内在于人身，成为人本有的善性，即“诚者自成也……性之德也……”（《礼记·中庸》）。诚本身是完美的、德性具足的先天意识。然而，作为本体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礼记·中庸》）的“诚”只有在圣人身上才可以自然显现。对于一般人而言，“诚”则是“诚身有道”的，需要进行一番修养工夫，这便是“思诚”。“思诚”的修养过程具体为 “明善”，意识到自身本有的善性，再“择善”、“执善”，坚定自己对“善”的信念，并进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实践努力，才能使“真实无妄”的善性得以显现。《大学》的“思诚”工夫在于“诚意”，对“诚”如“恶恶臭，好好色”一样，在内心中保持一种真实的情感，才能真正实现“诚”之美德的内外一致。先秦儒家所言“思诚”，从人自身寻找动力，确定了道德修养的方向和根本法则，使“诚”之实践由被动遵从成为主动的修养意愿。[1]

宋明理学家对早期儒家的“诚”之工夫论进一步发挥，丰富了“思诚”的思想体系。周敦颐提出“思通”即“思诚”，认为：“诚，纯粹至善者也。 ”（《通书·诚上第一章》）“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通书·圣第四章》）“诚”是人的善良本性和最高的道德原理，本身是寂静不动的。所以“主静”、“无欲”，在修养过程中清心寡欲，达到心灵的宁静状态，才能与“诚”相通，思得“诚”之善性。张载、二程提出“明诚”、“诚敬”也都是与“诚”之本体相对的“思诚”工夫，是直指本心、“穷理尽性”的心性修养。朱熹所言“诚之”也是“思诚”，是法天地之诚的人道，即是“诚实信仰、忠诚信奉的心理和道德品质”，又是“道德修养的方法和能力”。[2]因此，“思诚为修身之本。”（《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明善”又是“所以思诚”之工夫，“明善”是为了“思诚”，并通过具体的“格物致知”、“无自欺”、“谨独”等方法自觉收敛身心、摒除私欲、戒除虚妄，存真保诚。宋明理学家继承了思孟学派“反身而诚”的修养工夫，强调对人本身所具有的善性反身内求，达到天人相合，表里如一，更加体现了人的主观努力和道德自觉。

二

诚信自觉是人向往“诚信”，自主实践“诚信”，养成“诚信”美德的内在动力。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行为以利益为导向，诚信严重缺失，归根到底在于人心出了问题，人们丧失了坚守诚信的自觉。回溯儒家的“思诚”观念，可以为诚信自觉的建立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真实无妄”，坚守原则

“真实无妄”是理学家对“诚”的理解。二程以“无妄”释“诚”，“无妄者至诚也，至诚者天之道也。天地化育万物。生生不穷，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二程集》)此“诚”具有“天理”和“人道”的双重含义，即是宇宙之客观规律，又是人间的秩序本然。“真近诚，诚者无妄之谓”（《二程集》)，此乃内心真诚，“也就是“思诚”，在内心中对“诚”的坚定持守。“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朱子语类》卷十六）朱熹在“无妄”前加上了“真实”二字，突显了人的能动性，使“诚”内化为道德法则，通过“思诚”实现天人合一，恢复人之本性。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诚信是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基础。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不完善的情况下，人们为了获得利益的最大化，违反约定、坑蒙拐骗、弄虚作假、以次充好，金钱、物质、利益、欲望，使“人心向利”缺少了“人心向善”的制衡，诚信成为市场经济最稀缺的资源。宋儒所言“真实无妄”之“诚”，为个体确立符合天理人道的道德命令和至善法则，从人心处寻找“失诚失信”的症结，激起人坚守诚信的动力，树立起正确的诚信观念，有助于在物欲飘摇中的人们建立起向“善”的道德信念，唤起内在的道德良知，自觉坚持并实践诚信的道德原则。

（二）“诚意正心”，纯化情感

所谓“诚意”就是“勿自欺”，不要“掩其不善而著其善”（《礼记·大学》）。朱熹认为：“自欺”，“譬如一块物，外面是银，里面是铁”，“外面虽为善事，其中却实不然”，“心中欲为善，而常有个不肯的意思”，而“不自欺”“须是表里如一”（《朱子语类·卷十六·大学三》）。所以“诚意”便是心意诚挚，内外如一。所谓“正心”，就是端正自己的心思，人的内心常有“忿惕”、“恐惧”、“好乐”、“忧患”等情绪上的激荡，对待他人会存在“亲爱”、“贱恶”、“敬畏”、“哀矜”、“敖惰”等情感上的偏见（《礼记·大学》），只有内心真诚，才能端正情感，无论对己、对人、对事都能保持客观而理性的态度。

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滋生蔓延，“消费和品牌要比道德命令更为常见，对物质的要求超越了人道主义的责任，需求超越了德行，享乐超越了行善”[3]。儒家所言“诚意”、“正心”以“格物”、“致知”为前提，是建立在理性认识基础上的稳定的道德情感，通过个体的内心修养纠正情绪、情感对人心的烦扰，使人心保持本真，超脱外在因素的控制和影响，向往并坚持“仁善”的道德价值，并将其贯之于行为，实现“诚于中，形于外”，使人们能够理智的控制情绪、贪念、欲望，自觉坚守诚信善念，在物质、欲望、金钱面前始终保持清醒。

（三）“克己省察”，自律行为

儒家的“思诚”观念是一套自反、自省、自制的修养工夫。孟子有：“尽心知性”、“存心养性”、“求放心”；《中庸》说：“内省不疚”、“中庸慎独”；周敦颐“主静无欲”；二程有“居敬集义”、“克己复礼”；朱熹讲“提撕省察”、“主敬涵养”、“切己体察”都强调向内用力，不仅时刻检查、警醒自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还能“反求诸己”，自问、自责、自省，戒除自身缺陷和不足；更能控制自身消极欲望、情绪，自觉约束自身行为。

利益至上主义、物质享乐主义的恶性引导使人们丧失了自我约束的能力，失信、失约现象成为市场经济发展挥之不去的痼疾。一些人在逐利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丧失了理想和信念，放弃了原则和操守，为所欲为，失去了基本的行为自律能力。儒家的克己自制、思诚自省是对诚信之善的自觉行为实践，不诉求礼法、制度、规约的外在援助，而是通过每个人的道德努力，从心理和行为上培养人的自觉和自律。

（四）“慎独至善”，养成美德

“慎独”由偏向于行为的自制自律转至内心的自省自觉，不仅是儒家所倡导的“思诚”的修养方法，也是儒家诚信自觉的美德追求。《中庸》讲“须臾不离道”，“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的“慎独”，都强调在没有外在约束和监督的情况下，通过自我控制实现内外一致、表里如一、真诚不欺的美德。朱熹则更进一步指出“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如与众人对坐，自心中发一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独处。”（《朱子语类·卷六十二》）“独”不仅仅是指无他人而独自一人的外在处境，而且还指他人不能察知，唯有自己能够了解的内心深处。因此，“慎独”不仅是儒家养成“诚信”美德的方法，也是“诚与中而形于外”（《礼记·大学》）的“诚善”境界。

市场经济是开放型经济，随着人际交往的频繁，人的生活空间逐渐拓展。行为受到法律制度、道德规范、大众传媒、人际舆论等多重监督，诚信作为一种美德不但没有得到发扬，反而成为为追求利益共赢不得不遵守的原则，甚至成为众目睽睽之下的做作之举，在没有外在监督的真空地带，诚信自然也不能贯彻始终。儒家的“慎独”作为诚信美德的培养过程和道德修养追求的美德境界，不仅为当代诚信建设提供了自省、自制的修养方法，也在时空、情景方面提出了美德要求，强调在脱离他人的监督和制度、规范约束的情况下真正拥有真诚、仁善的内心，通过自我检省、自觉实践的修养工夫，实现从被动到主动，从外表到内心，从他律到自律，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逐渐养成诚信美德品质。

（五）“成己成物”，由己及人

“成己成物”是表示主体道德完善的概念，是儒家进行“思诚”修养的最终目的和道德境界。“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诚”是《中庸》所倡导的最高的宇宙、自然本体，也是最完善的社会、人伦之境。人要达到最高道德境界——诚，不仅仅要独善其身，使自己道德完善，还要推己及人，由人及物，共同达到“诚”。因此，“诚”具有了普遍性，成为社会成员应该共同具有的美德，并以“成己成物”为旨归，实现自我与社会、他人的共同存在与发展，承担人性成就所需要的社会责任。

市场经济同时具有为己和为他的双重特性。商品生产是为了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但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满足自身的需要。市场经济又是契约经济，更要求订立双方在意见一致的前提下信守承诺，承担彼此的责任。因此，诚信不仅应该成为利人利己的美德，更是保证个人与他人、社会双重价值实现的道德要求。然而，许多人却往往将诚信视为别人的事，要求别人对自己诚信，而自己则随便毁信弃约。更有人利欲熏心，放弃个人的社会责任，置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于不顾，漠视诚信。儒家“思诚”所追求的“成己成物”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共在，个人的存在价值表现为对他人、对社会的意义，将“诚”提升为人类社会普遍性的美德，纠正了现代人对“诚信”的偏见，从人自身的内在需求寻找“诚信”美德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三

儒家的“思诚”观念主张通过诚信自觉的建立，使道德主体自主实践诚信行为，逐渐培养诚信美德，对诚信社会的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又将如何继承和弘扬儒家 “思诚”观念？如何培养现代人的诚信自觉？

（一）增强修身实践，养成诚信品质

“一种道德能否真正掌握社会，主要在于它最终是否转化为社会成员自觉的道德修养。”[4]儒家虽然认为诚信作为一种美德有其自觉实现的可能性，但并不认为人就能自然而然的遵守诚信、践行诚信。相反，诚信自觉的实现需要道德主体做出一番修养工夫和实践努力。市场经济条件下，追名逐利的思想充斥着社会，如何在利益面前不失诚、自觉实践诚信，最根本的途径还是诉诸道德主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修身实践。建立是非分明的价值观念，培养辨别善恶的理性认知能力，养成自觉向善的诚信认知；以“良心”为道德法则，以社会规范、义务为道德要求监督和审判人的思想和行为；在行为中，自省自律、自控自制、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与人相处真诚无欺、忠厚和善、信守诺言，对待事业安于职责、信守使命、忠诚信义。

（二）加强诚信教育，树立诚信典范

依靠个体自觉来培养诚信品质的确是最根本、最持久有效的解决方法。然而，在当今市场经济环境下，实用主义、利益至上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不断膨胀，单纯依靠人的道德自觉力量是极其薄弱的。人的诚信自觉不是自生的，需要在道德实践活动中逐渐养成。因此，开展诚信教育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社会应加强道德引导，营造诚信氛围。企业、单位、社区、家庭、学校发挥团体教育功能，宣传诚信的要求与意义，培养公民的诚信意识。强化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健全诚信的价值导向和客观、公正的诚信评价机制。着力发挥诚信榜样的示范作用，为公民诚实守信提供鲜活的个案，从而使诚信行为从被动的学习、模仿逐渐演变成为主动的、自觉地实践。

（三）规范市场秩序，严惩失信行为

深处当代社会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人们面临着更强大的利益诱惑，人的欲望、冲动被极大的引发，使得不少人在市场竞争中背信弃义、无视法律法规、蔑视道德良知、违反承诺约定，市场秩序陷入极度的混乱状态。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建立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合理；制定完备、有效的制度规范，保证制度赏善罚恶的功能，严厉打击违反诚信原则的市场经济行为，实现“诚信有益，背信有罪”的市场竞争氛围，警戒“失信”的行为动机，惩罚“失信”的行为后果，才能从制度上为诚信自觉提供保障。

（四）强化社会责任，培养诚信公德

“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认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这个任务是由于你的需要及其与现存世界的关系而产生的。”[5]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肩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然而市场经济越发展，人的责任感越落寞。在公共经济生活中，失诚失信等失德现象不断出现，政府背弃为公为民的职责，决策失败、执行不力、行为失范、信息失真，失信于民；企业漠视促进经济发展、提高民众生活质量的职责，克扣工资、制假贩假、不正当竞争、破坏生态环境，失信于员工，失信于消费者，失信于社会；个人违背工作职责、岗位职责，玩忽职守、推卸责任。社会责任意识的淡漠，使诚信美德流失，只有强化社会责任，明确个人职责，自觉履行对他人、对社会的义务，才能培养公共生活领域的诚信美德，实现公民对社会责任的诚信自觉。

［1］孙齐鲁.孔、孟、荀学思观辨略［J］.孔子研究,2009(6):62-70.

［2］詹向红.朱熹诚信思想论［J］.江淮论坛,2008(6):50-53.

［3］吉尔·利波维茨基.责任的落寞——新民主时期的无痛伦理观［M］.倪复生，方仁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9.

［4］罗国杰.伦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456.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29.

［责任编辑：薛柏成］

B21

A

1007-5674（2014）01-0019-03

10.3969/j.issn.1007-5674.2014.01.004

2013－11－05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11B112）

郝玉明（1981—），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伦理学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