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斌

（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胡震亨的“唐代乐府论”

王辉斌

（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胡震亨是明代精通唐代诗学且卓有成就的一位著名批评家。胡震亨批评唐代乐府诗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唐音癸签》一书中。胡震亨对唐代乐府诗的批评，方法以“专论类批评”为主。在批评对象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新乐府进行了重新定义；二是对唐代雅乐及诗乐关系进行了系统观照；三是对李白、杜甫等诗人的乐府诗进行了具体品评。认为李白是唐代“乐府第一手”，杜甫则以新乐府见长，并以“尽道胡须赤，又有赤须胡”对二人的乐府诗成就进行了喻比。

胡震亨；《唐音癸签》；乐府批评；新乐府论

胡震亨（公元1569—1642年），初字君鬯，后改字孝辕，号赤城山人，晚年又号遯叟，今浙江海盐人。胡震亨是明代精通唐代诗学且卓有成就的一位代表人物。其一生著述甚丰，与唐代诗学相关者，主要有《李诗通》21 卷、《杜诗通》40 卷、《唐音统签》1033 卷（《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三作1027卷）等。《唐音统签》共由十“签”组成，第十“签”即最后一“签”为《唐音癸签》，是胡震亨研究唐诗的一份重要成果。《唐音癸签》凡33卷，以搜罗赅备、体大思精而见称，其中的4卷（卷十二至卷十五）《乐通》，专论唐代乐府，更是以前此同类著作之所无。此外，在卷一《体凡》、卷五至卷十一《评汇》，以及九卷（卷十六至卷二十四）《诂笺》、五卷（卷二十五至卷二十九）《谈丛》之中，也多有论及乐府诗者。综勘这些卷次中的“乐府论”，可知胡震亨对于唐代乐府诗的批评，不仅是以“专论类批评”为主，而且所获成就也是相当突出的。所以，本文特以《唐音癸签》为据，并着眼于三个方面，对胡震亨的“唐代乐府论”进行一次较全面之梳理与观照。

一、具有经典性的新乐府论

据胡震亨之子胡夏客于《李杜诗通》所撰“识语”可知，《唐音统签》为胡震亨“阅十年”而“书成”的一部巨著，其中的《唐音癸签》，因主要是就《唐音统签》中之唐人唐诗而发，故所论“乐”与乐府诗，亦皆为唐代的音乐与乐府诗，且精彩纷陈，创获良多，如对唐代新乐府的具体观照，即为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新乐府是唐人奉献给乐府文学的一份特殊礼物。据现有的资料可知，新乐府之于李唐一代，肇其始者，乃为深谙音乐之道的王维①关于王维为唐代新乐府创始人的文学史事实，具体参见拙著《王维新考论》第五章第一节，第219-230页。该书由黄山书社2008年出版。，其后，经过元结、杜甫、元稹、白居易等人不断的艺术实践，而使之蔚为大观。其中，白居易的《新乐府并序》，则首次从理论的角度对新乐府进行了定义。其云：

“序曰：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篇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1]

在这篇《并序》里，白居易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新乐府进行了规范：一是“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二是“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三是对新乐府的创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即 “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即在白居易看来，凡符合这三个方面的条件者，便可称之为新乐府。与白居易关系笃密的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一文中，也对新乐府进行了认识。《序》文有云：

“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誊，尚方宝剑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 《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旁。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 ”[2]

元稹认为，凡属于“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旁”者，为新题乐府，也即新乐府，并举出了杜甫的《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行》以为例。 元稹的这种认识，由于曾经与白居易、李绅等人进行过讨论，并得到了其赞同，因而乃“遂不复拟赋古题”，即专意于新乐府的创作。

白居易与元稹，既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与领袖人物，又都有着十分丰富的新乐府创作经验，因之，其之所言，应是较为符合唐代新乐府之实况的。但是，白居易与元稹所言之新乐府，实际上乃是以“为民、为物、为事”为主的一类乐府诗，也即为拙著《唐后乐府诗》所论述之即事类乐府①关于即事类乐府，具体参见拙著《唐后乐府诗》第一章第二节，第10-30页；第二章第五节，第122-135页。该书由黄山书社2010年出版。。元、白的这一新乐府认识，由于主要是建立在“为民、为物、为事”与“即事名篇，无复倚旁”等方面，即重在强调作品的“刺美见事”（思想性），而将其它品类、其它题材的“新题”皆排斥于新乐府之外，因而乃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与不足。正因此，生活于北宋与南宋交替之际的郭茂倩在编撰《乐府诗集》时，即于该书卷九十的《新乐府辞序》中，对新乐府进行了如下之重新定义：

“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常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元微之病后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谓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近代唯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旁。乃与白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更拟古题。因刘猛、李馀赋乐府诗，咸有新意，乃作《出门》等行十馀篇。其有虽用古题，全无古义，则《出门行》不言离别，《将进酒》特书列女。其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则《田家》止述军输，《捉捕》请先蝼蚁。如此之类，皆名乐府。由是观之，自风雅之作，以至于今，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世之审音者。傥采歌谣，以被声乐，则新乐府其庶几焉。”[3]

这一定义的内容，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为郭茂倩本人对新乐府的具体认识，一即对上引白居易、元稹关于新乐府文字的转述。属于郭茂倩自己之认识者，主要为“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常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29字，但“唐世之新歌”究竟所指为何，郭茂倩却没有进行交待。若从其对白居易、元稹关于新乐府文字的转述而言，似其之所指，当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歌行”与李猛“《出门》等行十馀篇”之类，也即为“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旁”的关注社会现实、反映民间疾苦之作。说杜甫《悲陈陶》、李猛《出门行》等皆为新乐府，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其却不一定就是“唐世之新歌”，这是因为，在现所存见的郭茂倩之前的所有唐宋乐府材料中，均无称杜甫《悲陈陶》、李猛《出门行》等为“唐世之新歌”者。更何况，为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录之新乐府，也并非全部为关注社会现实、反映民间疾苦之作，因为其中更多的乃是如王建《送衣曲》、刘禹锡《泰娘歌》、张籍《楚宫行》、李贺《春怀引》等“乐府杂题”，此则表明，郭茂倩之于《新乐府辞序》中对新乐府所下之定义，与其于《乐府诗集》所收录之新乐府的实况，乃是大相抵牾的。虽然，郭茂倩在《新乐府辞序》中也曾言及了“傥采歌谣，以被声乐，则新乐府其庶几焉”云云，但《乐府诗集》之11卷“新乐府辞”中，却根本没有“以被声乐”之“歌谣”，这一事实似可表明，唐代是没有这类“歌谣”新乐府的。可见，郭茂倩的这一认识，仅为其关于新乐府的一种良好愿望而已。

《乐府诗集》之《新乐府辞序》的上述矛盾，表明了郭茂倩所持“唐世之新歌”说，虽然是意在纠正元稹、白居易关于新乐府认识的缺陷与不足，但却使之存在着一种较其更大的缺陷与不足。所以，对于郭茂倩的这种“唐世之新歌”说，精通唐代诗学的胡震亨显然是有所知晓的，这从《唐音癸签》自始至终不曾言及“唐世新歌”者，即略可获知②胡震亨撰著《唐音癸签》时，曾参考过郭茂倩《乐府诗集》，这从《唐音癸签》之笺注多次引《乐府诗集》之文字，即略可获知，如卷十二《乐通—·鼓吹曲》之注有“郭茂倩云”，卷十三《乐通二·唐曲》之注有“郭茂倩《乐府》载有古辞”等，即皆为其例。而卷十五《乐通四·唐人乐府不尽谱乐》，则于文末直接以“郭茂倩云”的形式，抄引了《新乐府辞序》中的一段文字，而成为胡震亨对郭茂倩“新乐府定义”十分熟悉的一条确证。所以，“胡著”曾参考过“郭著”者，乃为事实。。也正因此，胡震亨即选择了以乐府诗制题立论的新途径，以试图对新乐府进行再定义，因而于《唐音癸签》中针对“什么是新乐府”这一命题，提出了一种有别于白居易、元稹、郭茂倩诸家之说的全新认识，此即卷一《体凡》中的一段经典性文字。其为：

“诸诗内又有诗与乐府之别，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其题或曰歌，亦或曰行，或兼曰歌行。又有曰引者，曰曲者，曰谣者，曰辞者，曰篇者。有曰咏者，曰吟者，曰叹者，曰唱者，曰弄者。复有曰思者，曰怨者，曰悲若哀，曰乐者，凡此多属之乐府，然非必尽谱之于乐。谱之乐者，自有大乐、郊庙之乐章，梨园教坊所歌之绝句、所变之长短填词，以及琴操、琵琶、筝笛、胡笳、拍弹等曲，其体不一 。”[4]

这就是胡震亨针对“什么是新乐府”所给出的一种全新定义。这一定义主要着眼于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制题方式，亦即诗题结构；一为具有歌辞性特点的单音汉字。二者的有机结合，即构成了乐府诗中“无复倚旁”的“新题”。既然是乐府新题，则就必为新乐府。即在胡震亨看来，凡具有这两个要素的乐府“新题”，即为新乐府，如《兵车行》、《泰娘歌》、《春怀引》等，但这些新乐府却并“非必尽谱之于乐”。以胡震亨的这一新乐府定义，核之有唐一代的新乐府之作（诗题明确标有“新乐府”等字样者不在此列），可知其不仅极为正确，而且也较好地解决了郭茂倩 《乐府诗集》有关新乐府认识上的矛盾。

其实，胡震亨对这一新乐府定义的提出，主要是围绕着两个方面进行的，其一是既不脱离乐府古题的形式而又与之有别；其二是在总揽唐代新乐府之后以立论的。就前者言，汉魏之前或汉魏时期的乐府题①汉魏之前的乐府题，即“前乐府题”，关于“前乐府”的创作与发展概况，可具体参见拙作《“前乐府”及其先秦的创作》一文，载《西华大学学报》2013年2期，第29-33页。，无论是民间乐府抑或文人乐府，大都是由“×××歌”、“×××行”之类结构而成，且一般以“三字题”为主，如托名为虞舜的《南风歌》、无名氏之《董逃行》等，即皆为其例。而胡震亨的“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其题或曰歌，亦或曰行，或兼曰歌行。又有曰引者”云云，即正是藉此而提出。以后者论，唐代的新乐府，其题“曰引者，曰曲者，曰谣者，曰辞者，曰篇者”，乃比比皆是，如张籍集中明确标为“乐府三十三首”者，除《秋夜长》、《雀飞多》、《寄昌蒲》等9题外，其馀则全部属于如此而为②关于张籍集中的新乐府诗题之结构，具体参见中华书局2011年版《张藉集系年校注》卷七之“目录”，以及校注正文第803-857页。。其他如李绅、元稹、温庭筠等人的新乐府题，亦大抵如此。对此，曾经以“阅十年”之精力而编撰千卷本《唐音统签》的胡震亨，应该说是极为了解的，因之，其在总揽唐人新乐府的这一大前提下，所提出的上述关于新乐府之定义，显然是与当时的创作实况互为扣合的。所以，从总的方面讲，胡震亨《唐音癸签·体凡》之“新乐府论”，不仅无比正确，而且还极具经典性，因而值得特别称道③韩国外国语大学梁海燕《王维乐府诗的重新认定》（载《乐府学》总第八辑）一文认为，《唐音癸签·体凡》于“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也”下有“始于杜甫，盛于元、白、王建诸家。元微之尝有云，后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为得诗人讽兴之义者，此也。详乐通内”之自注，因而指出：“胡氏所列举的唐人新乐府常见题名，乃基于中唐兴起的创作思潮，并非就整个唐诗史而言。”其实，这种认识乃为错误。这是因为，胡注之所言，并没有“基于中唐兴起的创作思潮”，如其认为新乐府“始于杜甫”者，即为其例。此外，胡震亨于自注中引元稹《乐府古题序》者，其意旨在表明，新乐府是具有“刺美见事”之特点的，所以，其并不是用来证实“中唐兴起的创作思潮”的。而且，胡震亨于所注之中，已明言“详乐通内”，而《唐音癸签·乐通》四卷所论之“乐”，乃全部为有唐一代之各种乐曲与乐器等，而非“中唐兴起”者，即可佐证。所以，“中唐兴起”说之不能成立，乃显而易见。既如是，则该文对“王维乐府诗的重新认定”是否正确，也就藉之可知其大概了。。

二、赅备详细的音乐诗乐论

李唐是一个诗、乐极为繁荣昌盛的国度，因之，歌诗传唱即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普遍社会现象。所以，自杜祐《通典·乐典》始，唐代的“乐”，即成为了历代史学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对象，如王傅《唐会要·雅乐》、郑樵《通志·乐略》、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以及《旧唐书·音乐志》、《新唐书·礼乐志》等，即无不如此。而作为著名唐诗批评家的胡震亨，则于《唐音癸签》中以四卷《乐通》的篇幅，亦对其进行了关注。在这四卷《乐通》中，《乐通一》为总论，《乐通二》、《乐通三》为分论，《乐通四》为诗乐论，其既分工明确，又各具特点。

《乐通一》的总论，主要是对 “雅乐调”、“俗乐调”、“十二和”、“二舞”、“庙舞”、“十部伎”、“鼓吹曲”、“大射乐章”、“乡饮酒乐章”、“侲子之唱”、“凯歌”等11种乐，以及“唐初乐曲散佚”进行了述论。二者共12类。这一论述，基本上是以唐廷雅乐为主的，故其所反映的，实际上为胡震亨的一种雅乐观，而“论初唐乐曲散佚”之所言，又可为之佐证。其有云：“此固雅乐曲也，何以亦不录乎？辞之近郑、卫者，既尽为之删，其稍雅者，又得不亟存一二，唐乐章之挂漏独甚，史家固不能辞其责也。”[4]126其中所云 “史家”，所指分别为《旧唐书·音乐志》与《新唐书·礼乐志》的作者。胡震亨通过较详细之考察后认为，“旧史不能考遵前代史例，于乐志中只录郊庙，而无朝会宴射等曲”，而“新志则并郊庙不录”，致使“其辞因日就亡佚”。这样看来，可知《旧唐书·音乐志》与《新唐书·礼乐志》的作者，是确属“固不能辞其责”的。

《乐通二》与《乐通三》，所述论的音乐对象亦为12 类， 具体为：“唐各朝乐”、“唐曲”、“琴曲”、“羯鼓曲”、“琵琶曲”、“筝曲”、“笛曲”、“觱篥曲”、“舞曲”、“散乐”、“四夷乐”、“乐署”。 其中，“唐各朝乐” 为总论，“乐署”为音乐机关，馀则皆为对“曲”与“乐”的分论。在总论方面，“唐各朝乐”共对由唐太宗到唐德宗的七朝皇帝之乐，进行了以史料为依据的罗列与笺释，且极为详备。如于太宗朝所列《神功破阵乐》条，并有笺注云：

“初，太宗为秦王，破刘武周，军中相与作《秦王破阵乐》曲。及即位，宴会必奏之，示不忘本。因制舞图，左园右方，先偏后伍，交错屈伸，以象鱼丽鹅鹳。用乐工百二十八人，披银甲，执戟而舞。凡三变，每变为四阵，象击刺往来。歌者和，曰《秦王破阵乐》。后令魏征、褚亮、虞世南、李百药等更制歌辞，名《七德舞》。永徽中，更名为《神功破阵乐》。”[4]128

这条笺注，犹如一篇短小精悍的 “神功破阵乐史”，将《神功破阵乐》的生成原委、流变概况、表演形式等，均交待得清清楚楚。而于各种述论对象的分论，则亦具有此等特点。如对“唐曲”的述论首先是唐以前之“并周、隋”37曲，继之为“含元殿熊罴部十二按所奏雅曲”10曲，“有年代题意可考”者之 “大小曲”179曲，“题义无考”者297曲，四者共计523曲，其中周、隋曲37种，唐曲486种。这486种唐曲，基本上涵盖了有唐一代乐曲之全部。而尤值注意的是，胡震亨在这两卷《乐通》中，不仅详列了523种曲目，而且还引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以对其出处进行交待。如“有年代题意可考”者之《霓裳羽衣曲》一曲，胡震亨即先后引录了《乐苑》、《逸史》、郑嵎《津阳门诗》注三个材料，用以证实此曲确为唐玄宗所制。在对所引用的材料中，如认为其记载不确或者有疑窦者，即特地指出，并以存疑待之，如《乐通二·凌波曲》的笺注，即属如此。其云：“《太平广记》：‘玄宗东都昼寢，梦凌波池中龙女拜床下，帝为鼓胡琴，拾新旧之声，为《凌波曲》，龙女再拜而去。及觉，命禁乐习而翻之，奏池上，龙女复见，因置庙岁祀之。’按：此似附会兴庆祀龙池之事者，说未可据，姑存备考。”[4]137凡此，均表明了胡震亨之于《乐通二》、《乐通三》的述论，乃是相当严谨的。

《乐通四》是对“诗乐”的专论，且所论分为10类， 即 “总论”、“词曲”、“律调”、“拍”、“叠”、“遍”、“破”、“犯”、“解”、“唐人乐府不尽谱乐”。 其中，以“总论”、“唐人乐府不尽谱乐”最具代表性。在“总论”部分，胡震亨依次引录了沈亚之、元稹（唐）、吴莱、马端临（元）、蔡居厚（宋）关于论述“诗乐”的文字，旨在强调诗与乐的关系，以及“近时乐家，多为新声”的乐府文学现象。而于“唐人乐府不尽谱乐”之中，在论述诗、乐、乐府之间关系的同时，还曾明确指出，唐人乐府多有“不尽谱乐”者。其云：

“古人诗即是乐。其后诗自诗，乐府自乐府。又其后乐府是诗，乐曲方是乐府。诗即是乐，三百篇是也。诗自诗，乐府自乐府，谓如汉人诗，同一五言，而‘行行重行行’为诗，‘青青河畔草’为乐府者是也。乐府是诗，乐曲方是乐府者，如六朝而后，诸家拟作乐府铙歌……等，只是诗，而《吴声》、《子夜》等曲方入乐，方为乐府者是也。至唐人始则摘取诗句谱乐，既则排比声谱填词。其入乐之辞，截然与诗两途。……其词旨之含郁委婉，虽不必尽如杜陵之尽善无疵，然其得诗人诡讽之义则均焉。即未尝谱之于乐，同乎先朝入乐诗曲，然以比之诸填词曲子仅佐颂酒赓色之用者，自复宵壤有殊。”[4]174

这就是胡震亨的诗乐观。在这段文字中，胡震亨所述论的内容，由“古人诗”而“三百篇”，再由“三百篇”而汉人“乐府”，而唐人乐府，并指出杜甫等人的乐府诗，虽然具有“诡讽之义”，但却“未尝谱之于乐”。这实际上是针对唐人的新乐府而言，即认为唐人于新乐府的创作，虽然是“相继有作，风流益盛”，但在“谱之于乐”方面，却并非是全部都可配乐以唱的。而值得注意的是“又其后乐府是诗，乐曲方是乐府”两句。前句所言“其后”，是指李唐之后，即认为唐以后的乐府与诗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这实质上是说，唐以后的乐府诗并不注重与音乐的关系了。后句所言“乐曲”，则是谓新兴于唐而盛于宋的词，即这一时期的乐府所指主要为词体艺术。

综上所述，胡震亨之于四卷《乐通》的述论，主要表现出了这样的几个特点：其一是在乐曲的收罗方面赅备详细，用力甚勤。仅就486种唐曲而言，就较崔令钦《教坊记》325种超出了161种，其数量之多，在同类著作中几无可比。而这些曲名，又大致可分为两类，即一为新乐府名，一为词体名。以前者言，如《扶南曲》（王维）、《宫中行乐词》（李白）、《花游曲》（李贺）等，即皆是。其二为引证材料丰富，所获结论大都可以据信。这一特点在《乐通二》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有年代题意可考者之“大小曲”179种，胡震亨不仅于每种曲几乎均进行了笺注，而且都是依材料以立论的，是名符其实的“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据不完全统计，在“大小曲”之179种曲的笺注中，胡震亨共引用了近100起材料（没有标明书名或“×××云”者不在此列），有的还于一条笺注中引了数起，如《胡鞛子》一曲，所引《国史补》、《乐府杂录》、《海录碎事》者，即为其例。其三是充分体现了胡震亨以雅乐为主的诗乐观。对于这一特点，《乐通二》与《乐通四》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乐通二》所收罗、笺注之曲目，几乎全为朝廷雅乐的实况，即足以说明之。

三、切中肯紊的作家乐府论

在《唐音癸签》的有关卷次中，对若干具体诗人的乐府作品进行品评，是胡震亨之于唐代乐府诗进行批评的又一重要内容，这种批评，实际上就是其表现于《唐音癸签》中的“作家乐府论”。据粗略统计，《唐音癸签》共对近20位诗人的乐府诗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品评，其中，以对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王建、张藉等诗人乐府诗的批评，乃最具代表性。而其批评的形式，则主要有两种：一为引他人之评论以进行品评，这类批评主要散见于《评汇》诸卷之中；一即胡震亨本人的评论，这类批评多见于《诂笺》、《丛谈》诸卷中，二者合而为一，即构成了胡震亨对唐人乐府诗的一部专论。为便于认识，兹举《评汇》、《诂笺》诸卷中有关李白、杜甫乐府诗的批评如次，以为例说。

（一）对李白乐府诗的品评

《唐音癸签》对李白乐府诗之品评，《评汇》、《诂笺》诸卷均有，且各具特点，如《评汇五》之“乐府则太白擅奇古今”（胡应麟语）、“拟古乐府者，至太白几无憾，以为乐府第一手矣”（胡震亨语）等，即皆为其例。又如：

“太白于乐府最深，古题无一弗拟，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出其新意，合而若离，离而实合，曲尽拟古之妙。尝谓读太白乐府者有三难：不先明古题辞义源委，不知夺换所自；不参按白身世构遇之概，不知其因事傅题、借题抒情之本指；不读尽古人书，精熟《离骚》、《选》、赋及历代诸家诗集，无繇得其所伐之材与巧铸灵运之作略。今人第谓太白天才，不知其留意乐府，自有如许功力在，非草草任笔性悬合者。不可不为拈出。 ”[4]87

文末有“遯叟”之自注，表明此条评语乃出自胡震亨手笔，而非“汇”他人之“评”所致。综观此条评语之所言，可知若非对李白乐府诗了然于胸者，是绝对难以作出如此之评价的，则胡震亨之于李白乐府诗的精熟度，仅此即可窥其一斑。

《诂笺》在《唐音癸签》中共有九卷，即卷十六至卷二十四。在这九卷《诂笺》中，胡震亨论及李白乐府诗者，主要有《越女词》、《梁甫吟》、《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秦女卷衣》、《丁都护歌》、《蜀道难》、《山人劝酒》、《豫章行》等，除《越女词》外，其余全部为旧题乐府（古乐府），这正与李白之于乐府诗的创作实况相契合。胡震亨对李白这些乐府诗的“诂笺”，或言其本事，或笺其字词，或揭其寓意，虽不一而足，但所言却多为中的之论，这与其曾撰《李诗通》21卷乃不无关系。如对《豫章行》的“诂笺”为：

“古《豫章行》，咏白杨生豫章山，秋至为人所伐。太白亦有此辞，中间止着‘白杨秋月苦，早落豫章山’两句。首尾俱作军旅丧败语，并不及白杨片字，读者多为之茫然。今强味之，如所云‘吴兵照雪海’，及‘老母与子别，呼天野草闻’，‘楼船若鲸飞，波荡落星湾’，皆永王璘兵败事也。盖白在庐山受璘辟，及璘舟师鄱湖溃败，白坐系浔阳狱，并豫章地，故以白杨之生落于豫章者自况。用志璘之伤败，及己身名坠坏之痛耳。其借题略点白杨，正用笔之妙，巧于拟古，得乐府深意者。 ”[4]230

这既涉及了“古《豫章行》”的本事、本义，更着眼于李白的生平行事，对其《豫章行》之所写进行了重新笺释，认为乃是“用志璘之伤败，及己身名坠坏之痛耳”云云，所言甚是①对于李白《豫章行》之所写，中华书局1979年版王琦笺注本《李太白文集》卷六，不同意胡震亨之此言，而认为“此诗盖为征戍之将士而言者”，乃误。。不独如此，胡震亨还着眼于艺术的角度，对李白《豫章行》进行了“用笔之妙，巧于拟古，得乐府深意”的赞许，实堪称道。其它如对《丁都护歌》、《秦女卷衣》等之笺释，亦大抵如此。

（二）对杜甫乐府诗的品评

杜甫的乐府诗，郭茂倩《乐府诗集》共收录了12题24首，其中，旧题乐府5题17首（含《丽人行》），新题乐府7题7首。《唐音癸签》之《诂笺七》，则对杜甫 《丽人行》、《哀江头》、《哀王孙》等作进行了 “诂笺”，且重在对诗中典故与史事的勾勒。如对《丽人行》的“诂笺”为：

“‘杨花雪落覆白蘋，青鸟飞去啣红巾。’注者作春游景色解，大憒憒！此诗纪杨氏诸姨与国忠同游事，非苟作也。《广雅》：‘杨花入水化为萍。’《尔雅翼》：‘蘋根生水底，不若小浮萍无根漂浮。’国忠实张易之之子，冒姓杨，乃与虢国通，不避雄狐之诮，是无根之杨花落而覆有根之白蘋也。又‘杨白花，飘荡落南家’，为北魏淫词，用之真切于比者。青鸟，西王母使者。飞去啣红巾，则几于感悦矣。咏时事不得不隐晦其词，然意义自明。惜从来无与发覆者。”[4]236

这一“诂笺”，既引录了《广雅》、《尔雅翼》对“杨花”与“白蘋”的注解，又指出“国忠实张易之之子，冒姓杨”，“是无根之杨花落而覆有根之白蘋也”，因而颇能新人耳目。而从最后“惜从来无与发覆者”一句又可知，胡震亨对他的这一“诂笺”乃是相当自信的。而对《哀江头》、《哀王孙》的“诂笺”，一偏于对诗中语词的笺释，一重在强调“杜诗无一字无来历如此”，虽侧重点不同，但“诂笺”的对象大体类似。而此，只是胡震亨对杜甫乐府诗品评的一种类型。

胡震亨对杜甫乐府诗品评的另一种类型，是将杜甫的乐府诗与李白的乐府诗进行比论，以从中总结出各自的规律与特点。这类批评，主要散见于《唐音癸签》的《评汇》诸卷之中，且其几乎皆为胡震亨之所言。如《评汇五》中的一条评语为：

“拟古乐府者，至太白几无憾，以为乐府第一手矣。谁知又有杜少陵出来，嫌模拟古体为赘剩，别制新题，咏见事，以合风人刺美时政之义，尽跳出前人圈子，另换一翻钳鎚，觉在古题中翻弄者仍落古人窠臼，未为好手。‘尽道胡须赤，又有赤须胡’，两公之谓矣。 ”[4]87

胡震亨认为，李白以“拟古乐府”擅长，是当然的唐代“乐府第一手”；但杜甫则“另制新题，咏见事，以合风人刺美时政之义”，全然“跳出前人圈子，另换一翻钳鎚”，即以创作新乐府为能事。李白与杜甫，一个为拟古乐府的大家，一个为创作新题乐府的里手，二人的乐府诗既各不相同，而又具成就，故而胡震亨乃以“尽道胡须赤，又有赤须胡”喻之。这一比喻，既贴切，又形象，确属“两公之谓矣”。

［1］白居易．新乐府并序[M]//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9:52．

［2］元稹．乐府古题序[M]//全唐诗：卷四一八[M]．北京：中华书局，1960:4604．

［3］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九十[M]．北京：中华书局，1979:1262．

［4］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

［责任编辑：孙艳红］

I206.2

A

1007-5674（2014）01-0035-05

10.3969/j.issn.1007-5674.2014.01.007

2013－11－15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编号：11BZW072）

王辉斌（1947—），男，湖北天门人，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