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将戏笔扬清浊——明代传奇历史剧政治理性之勃兴

2014-04-17王瑜瑜

剧作家 2014年4期

王瑜瑜

王瑜瑜

从明代开始，中国古代戏剧创作进入了传奇时代。传奇作为一种新兴的戏剧体制，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吸引着各阶层文人投入到创作之中，明末著名戏曲家冯梦龙云：“《荆》《刘》《蔡》《杀》而后，坊本辈出，日益滥觞。高者浓染牡丹之色，遗却精神；卑者学画葫芦之样，不寻根本。甚至村学究稍知一二桩故事，思漫笔以消闲；老优施腹烂数十种传奇，亦效颦而奏技。”[1]此语虽因不满传奇创作的芜杂状况而言，但从中不难看出传奇创作的盛行。明代历史剧的创作和发展伴随着传奇体制的孕育、萌芽、成熟、发展，形成了一条相对清晰的脉络。显示出比元代历史剧更为丰厚的历史内蕴，更加大胆的艺术创新精神，更加深刻复杂的思想内涵。在明代历史剧作家们笔下，对封建伦理道德的笃信和宣扬成为他们创作之前先入为主的指导理念，在他们的观念中，“词艳不关风化体，有声曾似无声，惟有忠良孝友知音人，耳堪听”[2]。众多作品鲜明地表达了他们对封建伦理道德规范的理性追求和认知，“明清文人传奇的创作方法不仅呈现出五光十色的感情光谱，而且涂抹着浓厚滞重的理性油彩”[3]。这些浓厚滞重的理性油彩正是明代历史剧叙事策略的重点所在，成就了明代历史剧异于元代历史剧的审美风貌。

在明代历史剧作品中，作家试图渗透的政治理性集中表现为对忠奸善恶的严格区分，这种区分的标准并非单纯的是非观念，亦非单纯的道德伦理意识，而是二者的融合体，在这种复杂的融合体中，后者占据了上风。“宋代以后，原先包容于是非观念中的伦理意识破壳而出，成为衡量政治斗争的主导观念……政治批判主题的基本观念逐渐从明辨是非转移到分清善恶，道德评判取代了价值评判……明清时期各种文学作品，凡是触及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则总是充溢着热烈的伦理情感和鲜明的道德倾向，构成忠奸斗争的主题模式。”[4]但即使如此，我们必须肯定的是，在封建社会内部，伦理情感和道德倾向的存在根源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特定水平和阶段，我们不能以今人之是非观念来苛求古人，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对同一历史事件基于伦理情感和道德倾向的判断，显然会与是非判断和价值判断存在重合之处。符合封建伦理道德的行为之所以得到当时人们的广泛肯定与推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行为即使用是非标准判断也存在一定的合理之处。反之，那些受到封建道德和伦理批判的行为依据是非标准评判往往也并非合理之举。

早在《左传》和《史记》这两部史书中，善善恶恶的道德评价和以民心向背为是非标准的倾向已融为一体。屈原在《离骚》中表露出的政治倾向，构成了“我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学中政治批判的主题模式，‘衣被词人，非一代也’。这种主题模式的特征是立足于国计民生的是非之争，把赤诚的忠心，失意的郁懑和对现实政治的愤慨锻铸成强大的批判力量”。[5]这种伦理道德判断和是非价值判断的融合和相互交织一直延续到后代，明代也不例外，尽管此时剧作的伦理道德判断占据了上风，对封建皇权愚忠愚孝观念充斥于剧作之中，但是我们同时也能看到历史人物为民请命、忧国忧民的赤胆忠心，而后者与前者显然是有所区别的。《刘秀云台记》第五出中的一段唱词明确地显示出历史剧作家们心目中这两种判断纠缠、交织、渗透的复杂状况：

（生）【懒画眉】凌夷汉室运频连，正值谗臣独柄权，一封朝奏九重天，但愿圣主垂清听，丽日消冰在眼前。（末）从来忠孝两当全，取义成仁古圣言，明君厚禄感无边，各辨葵心并赤胆，要与黎民解倒悬。[6]

受到这种复杂思维的影响，在明代忠奸斗争型历史剧之外其他类型历史剧作品中，“忠奸之辨”也成为剧作家们同样津津乐道的话题，忠奸斗争的故事模式大量出现在其他类型历史剧作品中，成为贯穿整个戏剧故事情节不可或缺的线索。在这些剧作中，“恶人交构其间”的粗浅表现形态已经上升为政治道德与政治伦理理性判断之下的正邪之争，善恶之争。

在展示一代文豪苏轼生平事迹的个人传记型剧作《金莲记》中，苏轼被处理为忠贞贤明的政治家，而与之对立的章惇、王安石等人则被处理为心胸狭隘、专权歹毒的奸臣，乌台诗案被处理为忠奸斗争的典型事件，苏轼一生的政治际遇成为作者主要的描写对象。《双忠记》一剧主要是为敷演唐代张巡、许远两位忠臣阻击安禄山叛军，死守睢阳的悲壮事迹，使“双忠传天长地久，节操凛冰霜”。但作者仍然赋予张巡犀利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批判精神，他认识到表面繁荣的唐帝国早因君昏臣奸陷入了空前的危机：

天宝君王重女色，妖嬛选入华清宫。承光宫殿耀辉日，治国欹歌声摩空，腹心竟托李林甫，权柄尽归杨国忠，奸谀往往得显用，正直舍置垂无功。（第一折）[7]

面对奸臣柄国的黑暗现实，他表现出忠臣独有的“有身不肯混流俗，有膝不肯跪奸雄”凛凛风骨和高洁情操。

在《浣纱记》这部反映国家兴亡恢宏主题的剧作中，作者却对吴国内部在忠臣伍子胥和佞臣伯噽之间展开的忠奸斗争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在长达四十五出的篇幅中，有《通噽》《允降》等将近十个场次聚焦于忠奸之争，在剧作家眼中，国家内部忠奸斗争的此消彼长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其他类型的历史剧作品中均有大量篇幅描写忠奸斗争，如英雄传奇型历史剧作品《金貂记》《双烈记》《麒麟罽》和个人传记型历史剧《望云记》，以及国家兴亡型历史剧《崖山烈》等。

在此类剧作中，作者赋予忠臣鲜明的政治批判意识，赋予他们明确自身职责、判断政治得失、辨别良莠善恶的政治理性和政治眼光。“忠臣”身份的确认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对“忠”的对立面——“奸”的清醒认知和不遗余力的揭露与批判。在忠臣的眼中，奸臣集团代表着错误的政治观念和错误的政治目的，代表着错误的政治手段和政治作为，更代表着对封建伦理道德的背叛和践踏。

首先，他们欺君误国，蒙蔽甚至背叛君主，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例如《精忠记》奸相秦桧投靠金国，返宋之后充当间谍，破坏宋王朝恢复中原的军事行动；《回春记》将明朝末年庸臣和奸臣欺君误国、献城投降、丧师失地导致国破君亡的历史事实忠实地展示给观众，作者借汤去三之口严斥奸臣误国行为：

【青哥儿】谁拥着紫绶金貂，谁享着节钺、节钺大僚？谁似你这一伙狐群行墨与才乔，在边廷贿赂孔章，在朝端笔舌逞强，无事时子女沉酣，有事时献款投降，鹤乘轩不降殃，孙供奉忠烈肠，雷海清伶人行投乐器报君王，恨只恨你空辜负三百年圣主作养。

【上小楼】何曾为皇家雪耻同仇？何曾为黎民恤痛分忧？做成个铜斗家缘，一身擅之，千年窠臼，谁知泼富贵水上沤臭，功名钟残漏，只有那冤债随身也，更有那骂名儿千载不朽。

——第十三出《叛官塞口》[8]

在《磨忠记》、《喜逢春》、《清忠谱》等剧作中，魏忠贤被刻画成政治野心急剧膨胀的奸臣：“他逞着产禄凶残胜赵高，比蓝面倍肆贪饕，他待学曹瞒、王莽恣咆哮，凶谋狡，件件犯天条。”“他诛夷妃后把皇储剿，杀忠良擅置宫操。结干儿，通奸媪，兀乱把公侯冒滥，他待要神器一身叨。”《宝剑记》对高俅罪行也有夸大与变形：“你有秦赵高指鹿心，屠岸贾纵犬机，待学汉王莽不臣之意，欺君董卓燃脐。”此外诸如安禄山（《惊鸿记》）、曹操（《青虹啸》）、董卓（《连环计》）、秦熺（《续精忠记》）、王莽（《云台记》）、毛延寿（《和戎记》）等等反叛朝廷、窃取国柄的臣子也成为剧作家极力批判和丑化的人物。

其次，奸臣结党营私、陷害忠良，危害朝政。奸党把持朝政使忠臣从朝堂流失，封建政权既定的运行秩序和运行规则遭到破坏，“乱自上作”，引起政局混乱和国家动荡，威胁到封建皇权的巩固。如《宝剑记》中高俅对林冲先后在白虎堂、野猪林、草料场设下陷阱，必欲除之而后快；《精忠旗》中秦桧与王氏东窗密语，将一代良将岳飞冤杀于风波亭；《金莲记》中章惇等人捕风捉影，将苏轼羁于牢狱。《清忠谱》中，魏阉一党对左光斗等人实施了铜杈指、铁夹棍、阎王闩、红绣鞋、锡汤笼、批麻火烙、铜包木棍等惨绝人寰的种种酷刑，令人发指。奸党不仅迫害忠臣的手段灭绝人性，其迫害范围之广亦令人震惊，《磨忠记》作者通过魏忠贤之口罗列了一个数量庞大的被陷忠臣名单：杨涟、魏大中、周顺昌、左光斗、周宗建、袁化中、周朝瑞、顾大章、李应昇、黄尊素、缪昌期、刘铎、周起元、裕妃、张国纪、李承恩、王安等等，这显然是剧作家精心爬梳史料之后有意为之，其批判奸臣罪恶的目的显而易见。

第三，奸臣贪污不法，欺压百姓。官场的黑暗和官吏的横征暴敛对百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成为严重腐蚀封建政权的毒素。明代历史剧中的奸臣无一不贪，无一不祸国殃民。《鸣凤记》中严嵩的爪牙赵文华寡廉鲜耻，对上极尽谄媚拍马之能事，以荆金打造溺器，“用珊瑚宝玉镶嵌，装点奇异春画”[9]，奉承严氏父子。受命东南平倭时则草菅人命，下令“水兵停泊东海大洋，且待倭寇劫掠满载，那时邀劫，可以人财两得”；“陆兵沿路巡哨，遇倭斩倭，若无真倭，就杀几个疲聋残疾面生可疑的百姓，亦可假充要赏。”《宝剑记》中的高俅“非奸党不容，无赀财难进，引诱朝廷采办花石，建造宫室，逼迫的天下慌慌，胡马南渡”[10]，致使“百姓流离，干戈扰攘”，使国家内忧外患，危如累卵。《清忠谱》中阉党党羽为逢迎魏忠贤为其大建生祠，“费尽了百万钱粮，才得一朝齐整”[11]。阉党爪牙“奉了驾贴，到处拿人，不知赚了多少银子”，到苏州拘捕周顺昌时还不忘“弄万把银子”，贪残无耻，丑态毕露。

历史剧作家们不仅以如刀之笔深刻揭露了他们激烈批判的对象，同时也期许着心目中封建忠臣具备的道德品质[12]：清廉无私（与奸臣之贪污不法相对）、关心民瘼（与奸臣之欺压百姓相对）、忠君爱国（与奸臣之欺君叛国相对）、舍生取义（与奸臣之结党营私相对），这些是他们心目中延续和挽救封建王朝命运的灵丹妙药。所以，剧作家们的如椽巨笔除去无情的揭露还有热情的赞扬，政治理性驱使着他们满怀热情和钦佩对忠臣积极主动、坚持不懈的斗争精神加以渲染和高扬，这种斗争精神的起点是他们对于封建伦理道德判断以及基于此判断之上的是非判断的双重认同，在历史剧作家的笔下，斗争的目标异常清晰，斗争的过程异常艰难，斗争的场面异常惨烈，斗争的时日异常持久，一幕幕忠奸斗争的场面的艺场面诠释着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政治见解。

首先，明代历史剧作家继承了中国戏曲角色类型化的处理方法，在开场之初便把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处理为水火不容的两个阵营：政治操守的清白与污浊，政治信念的邪恶与正义，政治观点的正确与错误，蝇营狗苟与光明磊落、赤胆忠心与心怀叵测、大公无私与以权谋私、清廉正直与贪谗横暴、明智果敢与昏庸无能、爱民如子与草菅人命……一正一邪，一忠一奸，一善一恶，泾渭分明，清浊立见，为下一步政治斗争的展开埋下伏线，使观众提前进入剧情，引起他们对忠臣命运的热切关注。冯梦龙改定后的《精忠旗》故事节奏较为紧凑，第二折《岳侯涅背》岳飞立志“挽强弧射定三山”[13]，第四折《逆桧南归》便将奸臣秦桧的来历和使命向观众说明，两人截然不同的政治目的造成了强烈的反差和对比。《鸣凤记》在开篇前五出内迅速将忠奸双方阵营的主要人物交叉展示给观众：第二出《邹林游学》正方之邹应龙、林润、郭希颜诸人出场，第三出《夏公命将》正方之夏言、曾铣出场，第四出《严嵩庆寿》借助严嵩寿诞将严党奸臣赵文华、严嵩、严世蕃、罗龙文等人聚集在一起，第五出《忠佞异议》正方杨继盛为主角展开了忠奸两大阵营第一次正面交锋，第六出《二相争朝》便把忠奸斗争推向第一个高潮，短短五出之内，忠奸双方判然而别，斗争迅速展开，与此题材类似的《喜逢春》《磨忠记》《清忠谱》诸作莫不如此。

其次，作家有意强调忠臣高度的政治自觉意识和斗争意识，将他们处理为首先向奸臣发难的一方。李开先《宝剑记》对林冲形象的改造极具代表性。在《水浒传》中，林冲只是一个禁军教头，带有明显的武人气质，并不具有与传统士大夫一样明确的政治意识。因高俅义子垂涎其妻，多番设计陷害，他为求自保被逼上梁山。《水浒传》中，高俅一党的奸邪和林冲自身的忠义基于一种政治性较为淡薄的社会冲突，而《宝剑记》则将“主人公林冲与其对立面高俅父子的冲突由社会冲突改变为政治冲突，突出了二者之间忠与奸的矛盾”[14]。经过改编后的忠奸之争根源于双方政治道德和观念的截然对立。林冲被塑造成一个士大夫气十足的封建忠臣，他被作者赋予了鲜明的忠君意识和清醒的政治头脑，他初次被贬是因为“止知忠君爱国，不解附势趋时”，“谏言一本，乃被奸臣扑置天子，坐小官毁谤大臣之罪”。在强烈的政治道德的驱使下，他“忠心真个心切，愿谏一腔腥血，疏献九重宫阙”，再次上书弹劾奸臣。这两次主动上书显然并非小说中的林冲所能为者，这种士大夫气十足的政治行为显然是李开先政治观念的外在体现。又如《磨忠记》的第二出《杨涟家庆》主要内容乃是杨涟夫妻二人为其母祝寿，本不与忠奸斗争相涉，但是，作者却让主人公杨涟在祝寿的场合唱出了这段十分突兀的唱词：

【前腔】（生）豪放，胸中节气高千丈，知何日诛奸党。意攘，妖狸狐鼠倘相当，怎避得我烈烈铮铮铁石肠。（合）亲寿享，愿竹苞松茂日月悠长。[15]

这段唱词前后意境转换过疾，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者急于透露此剧忠奸斗争的主题，急于塑造大义凛然的忠臣形象。《清忠谱》中的周顺昌尽管已被削职回乡，手无权柄，仍然不畏魏党的薰天气焰，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与魏党展开积极主动的斗争：主动探视获罪的东林党人魏大中，并与之结为姻亲，借此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主动闯入魏忠贤生祠，历数忠贤滔天罪行，“恨不得把奸皮冒鼓任人敲，倩祢衡挝出渔阳调”；勇敢预言了魏党的必然覆灭：“少不得倒冰山，阳光照。逆像烟销，奸祠火燎，旧郊原兀自的生荒草，怪豺狼满朝，恨鸱鸮满巢，只遗着臭名儿千秋笑。”忠臣在斗争中表现出的男儿血性、无畏精神、大义凛然被剧作家发挥到了极致。

再次，剧作家不仅表现忠臣斗争的主动性，还着力表现斗争的艰巨性和持久性，用一幕幕前赴后继、鲜血淋漓的抗争场面将忠奸斗争推向高潮，同时也将忠臣的伦理道德精神推向了顶点。在作品中，奸佞一方的力量起初往往要大大强于忠臣一方，因为双方争取的同一对象——封建皇帝对奸佞宠信有加，不无偏袒，正邪双方力量悬殊。忠臣为警醒圣听，唯一合法的方式和选择就是上书进谏，这种单调却唯一合理的方式被剧作家忠实地搬上了戏剧舞台，正是一次次对相同行为的不断重复，使忠臣之“忠烈”得到了空前的展示。《鸣凤记》中夏言直斥严嵩，被冤身死；继之而起的杨继盛不顾妻子和先人魂灵劝阻修本上书，被处斩刑；张翀、董传策、吴时来等人不惜离家别母、抛妻弃子继续上书，被杖击充军；郭希颜陈言极谏，亦遭毒手；邹应龙、林润二人继承了忠臣的铮铮铁骨、凛凛正气，继续上书弹劾，最终扳倒了严嵩奸党，取得胜利。他们的政治活动和政治遭遇既是忠奸斗争艰巨性和复杂性的体现，也是对忠臣集团前赴后继、永不言弃的斗争精神的最佳诠释。

但是，剧作家深深明白：政治现实实在过于黑暗，政治斗争实在过于残酷，维护伦理道德的代价实在过于惨重，忠臣们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悲壮行为固然令人钦佩，可是忠臣的命运难道注定如此多舛？忠臣的道路难道注定如此坎坷？“恨则恨桧虽亡飞先死，忠和佞两成灰，拭不干万古江山泪，咽不住千年风木悲。”（《鸣凤记》第四十出《献首祭告》）如果现实注定如此，忠臣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坚持？是否需要别寻他途？在满腔热情挥发之后，剧作家陷入深深的迷茫与矛盾之中，随之而来便是政治理性一定程度的迷失，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笔下的部分历史人物徘徊于坚持与放弃、无畏与自保、执着与变通之间，做着艰难的抉择。剧作家复杂而矛盾的心态在剧作主人公身上或隐或显、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来。《宝剑记》透过林冲为我们提供了封建时代忠臣义士“文死谏、武死战”之外另一种选择的可能性，他的政治选择正是矛盾心态激烈斗争的结果。李开先在剧中为我们留下了一段经典唱词：

【新水令】按龙泉血泪洒征袍，恨天涯一身流落。专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急走忙逃，顾不得忠和孝。

【水仙子】一朝谏诤触权豪，百战勋名做草茅，半生勤苦无功效，名不将青史标。为家国总是徒劳，再不得倒金樽杯盘欢笑，再不得歌金缕筝琶络索，再不得谒金门环珮逍遥！

【折桂令】封侯万里班超，生逼做叛国的红巾，背主的黄巢。恰便似脱扣苍鹰、离笼狡兔、摘网腾蛟。就急难谁诛正卯？掌刑罚难得皋陶！鬓发萧骚，行李萧条。这一去，博得个斗转天回，须教他海沸山摇。

在自身难保、落草为寇之际，心中却难忘君王天朝；在“为家国总是徒劳”的愤愤不平中，却难忘环珮逍遥、行走宫门的荣耀；在叛国背主，形同红巾黄巢之时，却依然奢求来自朝廷的公正裁决！面对冰冷无望的现实，伤痕累累的忠臣居然还有如此真挚热切的期待！这正是忠臣最可敬佩之处，却也是他们最可悲哀之处！但是，林冲最终还是选择了聚义梁山，还是铲除了奸佞，盼到了“人君圣，辅臣贤，眼见的河清海晏，端的是日出云开又见天”的清平世界。作者为直谏无门的忠臣指出了一条迂回曲折的救国路途：谏而无效，报国无门，甚至不妨潜迹绿林，分庭抗礼，直至朝廷和皇帝回心转意。这种在政治斗争中以明辨是非为目的而不是以恪守道德为准则的思想，是明代中后期反对专制统治的政治思潮中最具光彩的思想[16]。但尽管如此，这种光彩还是要被淹没在道德汪洋之中，因为林冲的道路在封建社会中毕竟过于激进，时刻触动着统治者敏感的政治神经，撞击着明代文人坚持的道德底线，姜大成《〈宝剑记〉序》云：“尝拉数友款予，扮演此戏，座客无不泣下沾襟，恐其累吾道心，酒半而先逃。”[17]或许在明代文人看来，林冲的悲剧无论如何也不足以抗衡谏诤而死的忠臣的悲剧，因为至少在表面上他们为维护封建道德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闪耀着更为夺目的悲剧光芒。

忠臣生命接连不断地消亡，“谗臣贼子尚依然”的黑暗现实与封建皇帝的偏袒与昏庸显然有着必然的联系。但是，历史剧作家始终不愿明确地承认这一点，他们始终不愿将斗争的矛头指向“英明”的皇帝，他们始终竭尽全力在剧作中维护皇帝的神圣与权威。《灵宝刀》中宋江唱道：“四方戎马乱天庭，血染金枪几战争，惟有至尊忧社稷，佞臣犹自贺升平。”[18]《鸣凤记》结尾众人合唱：“堂堂命世臣，聚朝廷，矢心重把纲常整，忠魂醒，义气伸，芳名振，非干明圣无聪听，荣枯生死皆由命。”忠臣身死，乃命里注定，与君王的昏庸毫无关系，这种徒劳的辩解在历史面前显得多么可悲而可笑！“非干是坏神器老君王无道把邦家丧，都只为进谗言奸邪的无忌做了头厅相，黩宝货贪婪的囊瓦误拜了登坛将。”[19]（《二胥记》第二十三出《哭庭》）奸臣又一次成了昏君的替罪羊！剧作家即使退一步承认了君主的昏庸与错误，他们还是无法容忍臣子对这种昏庸与错误的反抗，忠臣的反抗在他们看来是大逆不道。《二胥记》云：“自古君杀其臣，其君不必非仁君”，“便做是天道糊涂，到头来怎怨得君和父？”“事主应须如事天，古来忠孝两难全，不忠自是难言孝，千载令人涕惨然。”（第十九出《责胥》）尽管忠孝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质疑着封建伦理道德的合理性，但作者还是再次明确高扬了封建臣子对君主无条件服从和忠诚的义务，因为这是他们理性的坚持。

反观以忠奸斗争为核心的政治理性精神，“剥开善恶评价的外衣，透视内在是非的本质，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褒忠惩奸、福善祸淫的观念，出自于产生黑暗专制统治的同一思想源泉，与后者虽有正邪善恶之别，但是在整个封建观念体系中却处于同构状态：同样地强调绝对的统一，绝对的领导和绝对的服从”[20]。然而，明代历史剧作家正是以近似迂腐偏执的信守态度在剧作中宣扬着这种观念，这种观念在剧作中的重重渗透和变异，塑造着明代历史剧的独特风貌。

参考书目：

[1][明]李开先著，卜键笺校：《李开先全集》[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2][明]梁辰鱼撰，吴书荫编集校点：《梁辰鱼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明]毛晋编：《六十种曲》[M]，北京：中华书局，1958。

[4][明]孟称舜著，朱颖辉辑校：《孟称舜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5。

[5][清]李玉撰，陈古虞、陈多、马圣贵点校：《李玉戏曲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6]《古本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古本戏曲丛刊初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4。

[7]《古本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古本戏曲丛刊二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

[8]《古本戏曲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古本戏曲丛刊三集》[M]，上海，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

[9]郭英德：《明清传奇史》[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

[10]郭英德：《明清文人传奇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1]吴毓华：《中国古代戏曲序跋集》[Z]，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