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派，欧阳亚萍，陈 昊，张 野，苏 颖

(长春中医药大学，长春 130117)

运气学说始于先秦，自唐引起医家重视，至宋金元时期进入昌盛，并且广泛应用于当时的医学实践中。运气病机是根据气候变化来研究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机理[1]，是运气学说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在运气学说的基础上提出并总结了病机学说，《黄帝内经》奠定的病机理论体系中，五运六气的影响举足轻重[2]。

张子和，名从正，自号戴人，为金元四大家之一。张子和在其著作《儒门事亲》中共引用和应用《黄帝内经》条文216次[3]，重视《内经》病因病机学说，认为“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4]继承和发展了《内经》的六淫理论，为后世应用五运六气提供了可靠的范本。

1 “脏腑六气相应”为运气病机的基础

张氏继承了运气学说中的“岁主藏害”理论，指出“夫天地之气常则安，变则病。而况人禀天地之气，五运迭侵于其外，七情交战于其中。是以圣人啬气，如持至宝；庸人役物，而反伤太和”[4]。认为“脏腑六气相应”，六气变化正常则脏腑气机功能处于稳态，六气的异常变化则会导致疾病发生。

在《儒门事亲卷十撮要图》详细论述了“脏腑六气相应”的具体变化。六气相应维持动态平衡，表现为六气中属“上二位天”之气，在”太虚”层面“金金火合德”恒动，在“天面”，为“火”气恒动；属中二位“人”，在“风云之路”层面“水木火合德”恒动，属“万物之路”层面“火”气恒动；属下二位“地”，在“地面”层，“土土水合德”恒动，在“黄泉”层“水”气恒动。脏腑活动对六气变化相感，即肺、上焦、大小肠、心、心包络的活动与阳明燥金、少阴君火相感，为“天”；肝、中焦、胆活动与厥阴风木、少阳相火相感，为“人”；脾、胃、下焦、肾、膀胱与太阴湿土、太阳寒水相感，为“地”。

张氏在提出“脏腑六气相应”同时，详细论述了人体脏腑与自然界的统一性，体现出六气变化对于人体脏腑活动的深刻影响。“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4]并由此产生了病因的“三邪”学说。

2 六淫化为“三邪”为病因关键

六气异常变化变为六淫，导致人体对自然界的适应性下降，脏腑活动发生异常，产生疾病。即“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非气化者，是谓灾也。”[5]张氏在此基础之上，根据临床实践整理运气理论，提出“三邪”学说。张氏认为六气的范围不止限于天气，“天之六气，风、暑、火、湿、燥、寒；地之六气，雾露、雨、雹、冰、泥；人之六味，酸、苦、甘、辛、咸、淡。”[4]天气以六气为基础，地气主要以湿气类为基础，人气则以“六味”为基础，即谷气所化。拓展六气范畴，结合《内经》“喜怒不节则伤脏，风雨则伤上，清湿则伤下。”[6]的病因理论，归纳病因为“三邪”“故天邪发病，多在乎上；地邪发病，多在乎下；人邪发病，多在乎中。”张氏“三邪”至简驭繁，三邪不同则治法不同“处之者三，出之者亦三。”从而确立其“汗、吐、下”三法的适用范围。

3 脏腑为经，邪气为纬

运气病机强调六淫的特异性决定疾病的病位、病性。张氏通过临床实践，依据“六气脏腑相应”理论确立病因病机。其在《儒门事亲》论述六淫致病规律，认为病位受邪气性质与脏腑功能共同影响，如风伤肝、胃脘，暑伤心、肺，湿伤脾、肾，火伤心、肺，燥伤及肺、肠胃、肝，寒则伤及心、肾。例如在《儒门事亲治百病法》言“肝木为病，人气在头”“肺金为病，人气在胸”“风温病，多发风伤于荣，温伤于卫”等。

张氏继承刘完素“病机归于五运六气”理论，认为病性变化以六淫为主外，在疾病发展中随脏腑气机变化而发生相应改变。其引述刘氏言“叔世不分五运六气之虚实，而一概言热为实而虚为寒。彼但知心火阳热一气之虚实，而非脏腑六气之虚实也。盖肺本清，虚则温。心本热，虚则寒。肝本温，虚则清。脾本湿，虚则燥。肾本寒，虚则热。”[4]张氏采用六淫与脏腑结合确立病因病机，使其在辩证论治中定位准确，采用“汗、吐、下”三法具有针对性，有效的提高了临床疗效。

4 标本中气统于“火”“湿”

标本中气是研究六气变化规律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1]张氏认为六气变化以火、湿为主，认为六气中，少阳、太阴从本，为火，湿。厥阴、阳明从中，为火、湿。少阴标因，本为阳热，太阳标阳，本为寒，寒湿为一气所化，故“火”“湿”二气统摄六气，因而“火”“湿”对脏腑有重要影响。人体中“火”气影响心、肾、三焦、胆的活动，有输布谷气、畅达精、津的作用。“盖五脏，心为君火正化，肾为君火对化；三焦为相火正化，胆为相火对化；得其平，则烹炼饮食，糟粕去焉；不得其平，则燔灼脏腑，而津液竭焉。”[4]湿气通于脾、肺、胃、大肠，与人体的津液代谢、阳气输布密切相关。

张氏认为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火”“湿”是主要因素，指出“十二经，最端的，四经属火四经湿。”大多数疾病往往向火、湿两个方向转化，在《儒门事亲卷十四》“湿同寒，火同热，寒热到头无两说。”“休治风，休治燥，治得火时风燥了”。

5 具体化五郁致病

五郁学说始见于《内经》。郁气是指胜气所抑郁的气，郁气到一定的程度时则会变成发起进行报复。[1]张氏认为，五郁影响邪气的产生和变化、脏腑之间的升降平衡及疾病的病性病势。如其引《内经》言“四之气，民病鼽衄饮发。又土郁之发，民病饮发，注下、附肿、身重。”[4]即四之气太阴主气，土气偏盛出现郁发。邪气以湿气为主，人体则出现脾胃运化失调，脾湿内蕴等相关疾病。

张氏应用五郁理论阐述具体疾病病机，如论述咳病机，“岁木不及，心气晚治，上胜肺金，咳而鼽；从革之纪，金不及也，其病嚏咳；坚成之纪，金太过也。上征与正商同，其病咳。”[4]同时巧妙的将“五郁”与“升降出入相”结合，指导诊断和治疗。五郁中热郁为例，在《儒门事亲》阐述为“诸痛痒疮，皆属于心。丙丁火也，热郁达之。”“热郁化上，故病属上焦。”“热郁于内，肺胀于上。”“热郁于内，浅则发早为春温”。

6 灵活应用运气病机，反对生搬硬套

张氏应用运气病机，反对生搬病机分析疾病，认为分析疾病应根据具体状况，如论述积聚时言“此皆抑郁不伸而受其邪也，岂待司天克运，然后为之郁哉？”[4]即应依据病史分清积聚的病因病机，而不要片面的强调因运气变化异常引发疾病。阐述运气病机，力求理论简洁，如“标本中气统摄于火、湿”。正如麻知几所言“先生之学，明妙道之渊源，造化之根本，讲五运之抑郁发，越六气之胜复淫郁，定以所制之法，配以所宜之方，准绳既陈，曲直自正，规矩既设，方圆自成”[4]。

综上所述，张子和以五运六气理论统摄病因病机。应用《内经》理论构建出其特有的理论系统，并且依据运气病机提出“汗、吐、下”三法，使“理”明则“法”立，“法”立则“方药”出。其灵活运用运气学说阐述病机，发挥运气病机理论，确立脏腑为中心的辨证整体思想，发挥揭示运气学说中气候变化与疾病的内在联系，完善自秦汉以来对于五运六气理论的认识，为后世医家运用运气学说开辟了新的道路。

[1]苏颖.中医运气学[M].长春:吉林科技出版社，2004.

[2]卢红蓉.“病机归于五运六气”论[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9(8):15.

[3]李萍.《黄帝内经》对张子和学术思想的影响[J].吉林中医药,2012,32(2):117-118.

[4]张子和.儒门事亲[M].邓铁涛,赖畴,整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50-51,87,94-95,98,104,112,241,325.

[5]黄帝内经素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

[6]灵枢经[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