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

论西学中译的文化杂合及非文化殖民性

王富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

通过明清以来的西学中译史，论证了西学中译的文化杂合及非文化殖民性，为防止后殖民翻译外延内涵无限扩大化提供了佐证。西学中译的主流不是后殖民翻译所能涵盖的，而是属于正常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中外文化和思想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不但来自西方的学说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相和社会面貌，而且中国思想也在西方产生影响。

西学中译；文化杂合；非文化殖民性

一

明末清初，利玛窦（Matthieu Ricci，1552－1610）等西方传教士没有像某些其他地区以武力和军事征服为先导，而是坚持适应性策略的和平传教。比如，利玛窦反复声明：“我们来到中国是为缔造和平、励德修身、要人服从帝王而来，而非为交战、作乱而来。”［1］（P324）来华的耶稣会士尊重处于强势的中国文化传统，强调天主教与儒家的相似性，用儒家学说来介绍天主教义，以“本土适应”策略，尽力“合儒”、“补儒”，与中国文化“同质化”。范礼安、罗明坚、巴范济和利玛窦等人，都比较熟悉中国语言文化，并采用中国姓氏。他们入乡随俗，力效华风，研习中国经典，以此著书立说、宣传天主教义，连饮食起居也全般汉化。利玛窦初入华时，以“番僧”身份出现，后改穿儒服，以“西儒”面目开展活动。他羡慕赞美中国文化：“向自西来，涉海八万里，修途所经，无虑数百国，若行枳棘中。比至中华，获瞻仁义礼乐声明文物之盛，如复拨云雾见青天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