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维春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福建福州 350001)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曾经在20世纪中期盛极一时，但由于苏联解体等原因自上世纪末以来逐渐式微与淡出，甚至被人遗忘。而随着全球化资本主义新时代的到来，它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人类在不断地谱写着自己的历史,今天的现实必将成为明天的历史。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而言,亦是如此。今天人们对它的理解不完全等同于昨天的理解,明天的理解又可能不同于今天的理解。即使在同一时代，东、西方的理解也会存在很大的异质性。现将全球范围内理论界、学术界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研究做以下综述。

一、批判话语中西方的研究

作为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之发展高峰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必定是每位认真思考帝国主义理论的西方学者所不可逾越的理论范式。在这些研究者中既有列宁的反对者，也有对他毫无好感的人，当然也有少数的赞同者。总的来看，西方学者对该理论的批判既表现在对其原创性的置疑和批评中，又表现在对其学术价值和当代意义的疑惑和追问上。

首先，对原创性的质疑和批判。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是否具有原创性不仅是西方学者争论的热点问题，同时也是学者们对该理论进行总体性评价的主要依据。一些西方学者指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根本无原创性可言，他们认为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是把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帝国主义理论庸俗化，理论本身只是各种观点的结合，从本质上来说并无新义。英国学者布鲁厄在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一书中说：“我惊奇地发现，它(列宁)对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很少的贡献，或者说没有贡献。它的理论内容是微不足道的，且来源于希法亭、布哈林和霍布森”[1]118，“我将证明，列宁在其《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的贡献主要是把希法亭和布哈林的理论通俗化，并且引入了取自霍布森的观念”[1]90-91。 无独有偶，美国学者查尔斯·林赛甚至走的比布鲁厄更远，他认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思想不能成其为一种理论，它也不能被作为研究帝国主义问题的理论基础”。同布鲁厄一样，“林赛认为，他这不是对列宁的否定，而是对那些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当作是一部理论著作，认为这本小册子构成了当代帝国主义问题研究的基础的人们的批判”[2]88。亚历克斯· 卡利尼克斯在谈到今天的列宁主义时指出：“列宁绝不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家。他的关于帝国主义的文章显然是利用了明显由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和布哈林以及自由主义者霍布森所做的更原始的贡献的二次推广。”[3]36哈特与奈格里也在《帝国》中说到，“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书基本上被视为其他作者分析的一种综合，从而使他们接近于广泛的大众”[4]213。霍华德与金和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约翰·威洛比等人也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霍华德与金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并无首创性，只是他在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概念上作了勾划，约翰·威洛比相信那是归纳论”。[5]234霍华德与金在对列宁整个一生的思想做评价时指出：“1900年之前的列宁政治经济思想并无创新性。尽管在某些方面有新特征，但就整体框架而言还是普列汉诺夫的。与之相类似的，一战期间列宁所形成的经济理论也是建立在别人的基础之上的，如著名的希法亭和布哈林。后一阶段在列宁的思想中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提供了理论”[6]201。

当然，在众多的批判话语中，也有少数的赞同声。如：美国学者特伦斯·麦克多诺就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重大贡献。麦克多诺在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1995年第3期上发表的题为《列宁、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的文章指出，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的观点出发，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作出了两个意义非常重大的贡献：第一个贡献在于它具体地确定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第二个贡献在于它确定了帝国主义阶段是垄断的资本主义。[7]101。麦克多诺从创新性的角度提出，“关于帝国主义，列宁提出了五个基本特征，强调了资本主义由前一阶段向新的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量变性质，这是列宁的独到贡献。另一点在于他独到地指出了垄断市场结构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列宁选择的出发点是垄断资本在帝国主义内部的作用。列宁认为垄断与帝国主义的其他特征之间存在着发展上的因果关系”[8]。再如，美国左派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布劳特也指出：“其实，列宁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分析虽然源于希法亭、霍布森等人的理论，但从把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整体进行分析的角度说，列宁的著作是具有本源性质的”[9]。布劳特断言，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等的完整理论，“这些文章连同《帝国主义论》形成了一个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在政治、社会、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的完整理论”[9]。

其次，对其学术价值和当代意义的疑惑与追问。在批判原创性的同时，西方学者还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学术价值和当代意义进行了追问。在追问中，部分学者从该理论自身的缺陷和历史影响方面对其进行指责。有的学者指出列宁的政治与经济思想，也就是资本主义观与社会主义观在1914年至1916年间一直是“相互矛盾”与“不相匹配”的，也就是说，列宁自身存在着资本主义观上的经济决定论与政治上的意志主义倾向的矛盾[6]253。这些学者们认为，无论是早期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著作还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论》)，均是一种“经济决定论”，这两本著作均只提供了“抽象理论概念+某些经验事实”的结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只是列举了却并未能理清帝国主义各不相同的五大特征之间的逻辑关系，特别是还模糊了资本输出背后的力量是什么的问题，也没有理论地思考与垄断直接相关的显而易见的超额利润问题。列宁从来没有提出，假定在工资比例与技术变革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垄断资本如何可能提高整个剩余价值这样的问题，更遑论回答了。“无论是列宁还是布哈林，均未能提供一套适用于垄断资本主义的价格与工资理论”。“无论是布哈林还是列宁，都未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清楚垄断资本主义支配下的经济集中化与无产阶级国家的边缘化概念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对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是“极端肤浅的”[6]259-260。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一书相比，“更加强调经济决定论”[6]252，以至于没有像布哈林那样关注国家的重要性。在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影响方面，英国学者梅格纳德·德塞在《马克思的复仇》中指出，“尽管它享有很好的声誉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列宁的最有说服力的著作”，德塞进一步强调到：“当卢莎·卢森堡已经试着把帝国主义包含在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模式中时，列宁——像他之前的希法亭一样——让经验的描述数据遮蔽了他的判断。虽然它写得很有气势，但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活力”[10]146。总体而言，在德塞的眼里，列宁的最好时期是1899年前后的那个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列宁，而不是后来在瑞士流亡想革命的写《帝国主义论》的列宁。

当众多学者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价值和意义进行指责和否认的时候，也有部分学者从相反的方面对其加以赞同和肯定。尽管德塞极不赞成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但他在该理论对后来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上还是给予了一定的肯定。德塞说：“1916年，他(列宁)在瑞士流亡的时候，写了一部广为流传的小册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该书直到1919年才被出版。在某种意义上，这本小册子没有影响马克思主义者在战争期间的争论，也没有在第二国际的分裂中起任何作用。但是，在其后的70年中，它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看法的形成，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对许多其他的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也是如此”[10]145。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否认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创新性的同时，却指出这一理论在学术上有着独特的贡献：“然而，列宁的文章也有其自身的独特贡献，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从主观的立场批评帝国主义，并将它与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危机中的革命潜力的观点相联系。他给了我们一个工具箱，一套生产反帝国主义的主体性的机器”[4]213。哈特与奈格里在分析通往帝国之路以及帝国的出现时强调到，“列宁分析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是他对帝国主义作为政治概念的批判。……列宁比其他任何马克思主义者更能够预见到通往超越帝国主义之上的一个资本新阶段的历程，从而指出帝国主权出现的地方(抑或事实上的不存在)”[4]213。与之相类似，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也提出，“帝国主义政策代表列宁试图创建世界市场的偏爱的暴露”[3]72。 此外，20世纪中叶兴起的以不发达国家为研究重点的新帝国主义论，在理论基础上也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正如英国学者M·C·霍华德与J·E·金在分析不发达理论时所阐释的，“确实，列宁把资本主义描绘成垂死的，认为工人阶级的影响局限于靠超额利润养活的工人贵族的范围之内，找到了推翻资本主义中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位置，这些都有利于不发达理论的形成”[11]216。

二、过于辩护的苏联研究

探讨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状况，前苏联的研究历史不仅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更是我们无法绕开的历史与现实。如果说西方研究对该理论更多的采取了批判的视角，那么苏联则更侧重于褒扬甚至神圣化。总体而言，随着苏联领导人的更迭和政治的变动，苏联的研究有着以下特点：

首先，同质性的神圣化研究。要谈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在苏联的研究历史，我们必须要从斯大林开始。这不仅因为斯大林是继列宁之后苏联重要的政治领导人，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重新解释是苏联乃至东方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的理论模型和典范。斯大林的认识既左右了后来整个苏联时期学术界对列宁思想的研究，也开启了对列宁思想片面化，机械化和理论失真的先河。在时间界定上，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整个斯大林主义体制时代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解进入到一个完全同质性、体系化、成熟型的发展时代。斯大林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主要由三个基本原理组成。首先是，“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的原理。由于帝国主义就是工业国里垄断性的托拉斯和金融寡头拥有莫大的势力，而工人阶级同这种莫大的势力作斗争的手段，如工会的、议会等已经远远不够，所以最终帝国主义把工人引向革命，由此得出：“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宗主国’内部的无产阶级战线上的爆发因素日益增长”的论断。其次，由于“加紧向殖民地和附属国输出资本，扩大势力范围，直到占领整个地球”，“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进行金融奴役和殖民压迫的世界体系”。由此将地球上的居民分裂成为剥削和压迫广大殖民地的极少数资本主义“先进”国和大多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而压迫和剥削矛盾的冲突和激化则势必最终导致被殖民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最后，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势力范围”、殖民地和市场的争夺，又使得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尖锐化，从而，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联合为一条世界革命战线，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战线。所以斯大林把以上三个原理综合为一个总结论，即“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12]203-204。

此外，斯大林还对列宁所提出但没有详加论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做了特别的论述。斯大林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于国家机构从属于资本主义的垄断组织并被用来干预国内经济(特别是由于经济的军事化)，以保证垄断组织最大限度利润和巩固金融资本的独裁。这样，个别的企业、部门和经济职能……就在国内保留生产资料私有制统治的情况下转到国家手中”[13]276，这就是著名的“服务工具论”，对此，斯大林坚持这是列宁的观点。尽管斯大林的以上概括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但是他的片面化抽象化解读却是无法忽视的。不幸的是，在意识形态专制的年代里这种错误不但没有得到纠正，而且还以教科书的形式广为宣传，从而造成斯大林意义上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神圣不可犯和高度的权威化。

其次，70年代研究中的新生机。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斯大林主义的结束，人们对帝国主义的研究也开始出现了离开斯大林而向列宁著作的复归。70年代以来，在冲破斯大林观点的束缚后苏联学术界在研究战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方面出现了新生机。1970年1月，为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在莫斯科举行了题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与现代革命力量”的讨论会；1977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了纪念《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出版六十周年的全国学术会；5月，在亚美尼亚共和国首府埃里温也召开了纪念该书出版的学术会议。在著作方面，1975年出版了伊诺泽姆采夫等人主编的《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德拉吉列夫主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1978年出版的鲁缅采夫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14]98-100。从研究内容上，研究者不仅开始注意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强调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已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且还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作用及历史地位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式的帝国主义是否具有腐朽寄生和灭亡的特征方面，学者们一方面坚持传统的解释，认为资本主义在腐朽的旧形式上又增加了新的方式，“资本主义腐朽的新形式包括经常性失业、生产设备经常性开工不足、经济军事化等”[15]61。另一方面又过份夸大帝国主义的灭亡性而不现实的提出和鼓吹“发达社会主义”论调。1967年，勃列日涅夫在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大会的报告中提出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不仅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的模本限制了学术界的发展，而且也严重脱离了苏联现实。

尽管这一阶段人们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研究不再死抠字句和本本，开始注重结合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但是，从整体来看，此时的研究并没有走出苏联教条主义的框架。虽然赫鲁晓夫在政治上宣判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死刑，但在思想上却因循了他的理念。而勃列日涅夫虽然在形式上推翻了赫鲁晓夫的统治，但在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上照旧是萧规曹随。抽象地、片面化地抬高列宁的理论及其在当代的意义和指导作用的现象依然存在。此外，在对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寄生性的认识上，虽然“苏联学术界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然而就所收集的材料来看，几次学术会议及各种著述中对此发表的意见不多，比较新鲜的见解更是少见”[14]107。对苏联学界关于列宁的帝国主义研究的狭隘性，姆斯．W．罗伯兹从资本输出的角度给了辛辣的批评。在罗伯兹看来，为了鼓动反对西方，尽管苏联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研究还保持了词汇和概念上的一致性，但是“帝国主义理论没有给苏联思想家提供能用以解释当前动向的模式”[16]127，“当现实与学说发生冲突时，这种学说也就被解释得徒有虚名了，也就是把列宁的理论中论述国际现象的话都推到后边去了”[16]133。罗伯兹的研究一方面解释了苏联研究的现状，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该研究的缺陷。

再次，80年代末研究的逆转。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的上台以及 “新思维”改革的推行，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从而在学术上也促进了各种思想潮流的争鸣。在改革潮流的涌动下，学者们开始认真思考一直为学界所使用的那一整套范畴问题，从而也开始了重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和列宁帝国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概念的理解上，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家关系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B．舍伊尼斯首先质疑“帝国主义”术语同“当代资本主义”的同义性问题，他认为，“‘'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固然比较恰当地反映了资本主义从19世纪的自由竞争阶段向现阶段过渡时期的一些特点……‘帝国主义’这一用以说明资本主义本质的概念也需根据变化了的资本主义进行修改。”此外，舍伊尼斯还认为，“这个概念对于科学范畴来说，感情色彩过于浓厚”[17]。因此，在舍伊尼斯看来，当前文献所使用的所有概念，没有一个能充分体现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传统帝国主义历史地位的探讨上，学者们也对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寄生性提出了新的看法。莫斯科大学的P．奇布里科夫认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否是腐朽的、寄生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则不那么容易回答”[17]。舍伊尼斯也认为，我们必须要放弃当代资本主义是寄生的和垂死的说法，因为说明资本主义寄生性的论据在所有社会制度中都存在。

正如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过头一样，人们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研究也出现了批判和否定的逆转趋势。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使部分学者认为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论述过的帝国主义的特征与资本主义的现状相距太远了，由此，我们也必须放弃该理论的研究。经济学博士奥萨德恰娅甚至指出，“资本主义在其自身形态内的发展是沿着消除寄生性和腐朽性的道路前进的”[17]。莫斯科大学经济学系教授B．鲁达科娃否定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说法，“从最近的事态看，我们或许需要放弃垄断资本主义是最后阶段的资本主义的说法，因为垄断资本主义在运动中已显示出新的质变因素(经济机制中调节关系的发展以及国家职能的发展等)”[17]。应当说，自80年代末及苏联社会主义解体后，俄罗斯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研究态度是自苏联建国以来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大逆转，即从以前无批判的肯定到彻底的否定一切。

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逐渐地意识到苏联解体以后新社会制度的推行并未实现他们理想状态上的俄罗斯命运的彻底改变，相反在新制度下政治局势更加紊乱，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日益萎缩。理想社会生活的破灭和社会现实的无情使人们越来越开始怀念社会主义，更加的怀念列宁。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说，“失去了的东西，才会更加感到它的珍贵，在社会主义成果已经丧失殆尽的今日俄罗斯，俄罗斯才会更加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在丢掉了列宁旗帜的环境中，我们才更加怀念列宁”[18]。在人们普遍对列宁追忆地情境下，人们对其理论思想的研究也出现了改观，由一味的批判和不加分析的否定，转向了客观肯定的复归。在今天的俄罗斯人眼中，列宁仍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理论家。

三、“我性”思考的亚洲研究

如果说西方和苏联的研究更多带有时代特点和意识形态的束缚，那么亚洲研究的特点则更多趋向于理论原像的“我性”思考和当代意义的客观评价。

首先，日本学者的研究。日本关于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27年的“小帝国主义说”的争论，1935年又围绕“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说”展开了激烈的讨论。60到80年代以来学界又对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论》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长期的争论。在争论中，有学者坚持朴素的逻辑-历史说，即把《资本论》与《帝国主义论》直接结合起来或并列起来，也有学者则强调对列宁观点的批判，即把《资本论》和《帝国主义论》割裂开来[19]191。80年代后，尽管这一争论还在继续，但日本经济学界对此研究已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体现日本经济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学家认识水平和研究成果的是，经济学家一致肯定：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之间，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资本论》是贯串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理论，《帝国主义论》是以《资本论》为基础，应用于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垄断阶段，阐明这一特殊阶段的资本主义基本规律的理论，是对一般理论的创造性发展”[19]190-191。对此，被著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大内力博士坚持认为，“必须把《资本论》作为原理论，然后建立作为阶段论的帝国主义论”[20]412。

近年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新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政治新特征的出现，日本学界又偏重于研究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意义问题。值得强调的是在现代帝国主义视阈下无论是日本左翼还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再片面地认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在当代的绝对意义，而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同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有了很大的不同，因此，我们今天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绝对不能停留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范围内。

其次，从“他性”到“我性”的国内研究。我国学者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认识和理解总体来看经历了一个从“他性”到“我性”的过程。应该说，上世纪80年代之前，学界对列宁的研究基本遵从了苏联的“他性”理解。在这个阶段我们的认识不仅没有走出苏联模式，而且在当时特定的形势下还特别加强了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对此，国内学者蔡中兴指出，“中国研究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起初步着苏联学者的后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一直依据斯大林的论点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体系来作一些具体论述”[20]384。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推行，学术界则把研究的重点投向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而相对忽视了帝国主义理论的探讨，从而使该理论的研究陷入低谷。而90年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发展，以及苏东的解体则又把人们的视线再次拉回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上。学术界不仅出版了一批具有一定份量与崭新思路的研究著作，而且在内容解读上也逐渐由“他性”理解转向了“我性”，开始有了自己真正的认识。就理论著作来看，徐崇温《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靳辉明、罗文东主编《当代资本主义新论》，胡连生、杨玲《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社会主义的新课题》，马健行的《帝国主义理论形成史》、蔡中兴的《当代帝国主义理论》、王金存的《帝国主义历史的终结》等著作都不同程度地对列宁的帝国主义思想进行了阐述和分析。从研究重点来看，学者们不仅从历史发生学的逻辑关注到列宁帝国主义论与前人及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联系，而且从当代帝国主义的视域也看到当前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和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内在关联。

尽管新时期我们在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模式上，开始逐渐摆脱苏联的机械与僵化，有了自己的思维，但是总体来看这一研究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一方面，学者们虽然从世界经济总格局的视域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角度充分讨论和剖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新特点，但这一讨论却较多地就资本主义的现实来论述，而忽略了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关系。换而言之，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论述多，而能够把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相结合的文章则太少。另一方面，无论是在帝国主义理论的内容方面，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还带有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子，没有彻底摆脱前苏联的影响。

综观东西方理论界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状况，我们看到，既有对其整体思想的解读，也有对某一具体理论的阐释；既有对该理论无由头的膜拜，也有对该理论低劣的贬斥。随着时代的发展，还有部分学者甚至已开始对列宁进行重新的认识、思考和武装[3]。尽管学术界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说法不一，研究内容不同，但是我们说这些研究都从正面或反面为我们进一步理解这一理论提供了素材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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